张黎群, 原名黎富敏、黎储力，曾化名黎君实、黎文星、张佛翔，曾用笔名黎群、张秀嵋，四川蒲江县人。1918年6月13日（农历五月初五）生于蒲江县中兴场的一个书香世家。1934年冬，只身作“万里之行”，赴南京求学。1935年初，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化工系做旁听生。不久，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中级部国光机械科攻读。在“一二·九” 运动影响下，1936年夏在上海开始参加革命。

张黎群, 原名黎富敏、黎储力，曾化名黎君实、黎文星、张佛翔，曾用笔名黎群、张秀嵋，四川蒲江县人。1918年6月13日（农历五月初五）生于蒲江县中兴场的一个书香世家。

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成都从事抗日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3月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黎群同志历任中共四川乐山地区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中共济南市委青委书记兼市委学校党委书记、共青团市委书记等职。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他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对敌斗争坚决，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为中华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黎群同志历任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副社长兼总编辑，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常委，全国青联委员，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新闻记协常委，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共米脂县委书记，中央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在此期间，他勤奋敬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特别是为创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张《中国青年报》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国青年报》因其生动、活泼、富有朝气和创新精神，受到毛主席表扬。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1966年，下放任中共绵阳地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迫害，被监禁达七年之久。但他对党忠贞不渝，坚持原则，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进行了坚决斗争，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参加劳动和自我教育，从而积蓄起过人的体力和意志。一俟“审查”结束恢复组织生活，他便无怨无悔地投入工作，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1973年后，张黎群同志任四川维尼纶厂党委书记兼厂长，重庆市委委员。

1978年平反后，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

1982年领导创立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1983年调中央纪委工作，参与组建教育室并任主任，为开拓党的纪检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1986年3月离休，此后继续发挥余热，全身心投入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继续担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领导研究会发展成为在国内、国际上有影响的学会之一。他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组织编写了《青少年犯罪年鉴》，1998年举办全国首次禁毒教育展览并组织编写了《禁毒教育丛书》。

2002年，在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他获得了大会颁发的特别贡献奖。他同时担任孔子基金副会长、中华名人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并为创办我国第一张老年报而奔波，做了大量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

2003年3月11日2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1918年5月5日生于四川蒲江一个富甲乡里的地主家庭，书香世家。他原名黎储力，参加革命后为适应工作需要曾改名张福祥、张佛翔，发表文章用笔名黎群。此后张黎群就成为他的正式的名字。

他的幼年，正是四川军阀混战的时代。他家在偏僻的川西，离县城还有十几里地，是占地二十来亩的深宅大院，大门上高悬着四尺长三尺宽的油漆匾额，刻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文光射斗”。大院处于青山绿水之间，四周林木葱茏，院内花木苍郁，冷清寂静。可是在那样的乱世，也并非世外桃源。在他7岁的时候，几十个武装匪徒冲进大院，把这个家洗劫一空，他险些丧命。家里在县城里的亲戚家租了几间房，让他和弟弟到那里继续读书。

他家附近有个高桥乡，1925-1927年大革命时代，在这里，有个三十来岁的教师陈绍洲以自己微薄的积蓄办了一个育才学校，广收弟子。他家境贫寒，勤奋好学，正直勇敢，热心公益，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他出面组织农会，发动农民抗捐抗税，领着农民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成为毗邻各县农民运动的中心。1927年四川反动势力向这个育才学校进攻，武装镇压农民协会，陈绍洲被迫出走。这个人成为少年黎储力心目中的榜样，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

他父亲黎魁士，是茶商专科毕业生，当时在川北广安三汇镇当了个税务局长，要家庭教师带儿子到那里去，在父亲身边读书。在千里行程上，满眼都是穷困的人民挨饿受冻啼饥号寒的景象，令他惊讶不已。一幕幕人间惨状，刺痛了他幼弱的心灵。他多年忘不了这次旅途所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悲惨的人群。想到自己和一些富家儿郎饱食暖衣，悠游自在，简直是生活在天堂里。如此贫富悬殊的社会能够改变吗？这个问题也使他不时地思考自己的人生走向。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父亲问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老师给他讲过。他回答：“这是说，有志之士，应该四海为家，远走创业；留恋家庭，是没有出息的。”

由父亲安排，母亲带她离家，到了成都。他在家长的管束和家庭教师的教导下读了六年书，旧学新学都有底子。在成都以优良的成绩考入省立南城小学高级部，吃饭住宿都在学校里。教务长兼级主任罗静宜，虽不是共产党员，却有远大理想，有爱国精神，有民主思想，以她的高尚的品格培育了学生向往真理的人生信念，引导了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

从读小学的时候起，他就开始以“同等学力”跳级，高小才读了一年，就考取初中；读了一年半，就考进高中；没读完，就在1934年寒假作“万里之行”，直奔南京。1934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当旁听生。1935年1月，考入南京兵工署学兵队。过了一个月，就觉得结业后只能做些技术工作，离救国救民很远，前路茫茫。当了一百天兵，就”开小差“跑了。以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中级部，被当局集中在苏州实行军训。在军训队传阅上海寄来的进步刊物《生活周刊》等，受到军训教官威胁，又逃走了。

1936年回到成都，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结束学业后，又回到四川。一回来就先与父亲作了一次恳谈。父亲喜好康有为、梁启超著作，又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是个爱国民主人士。他到延安去，在全家是公开的。参加革命活动，是受到父亲支持的。从延安回来，在恳谈中父亲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为国尽忠去吧！我支持你们的事业，尽力而为。”

从1938年冬到1940年春，他在成都任地下党的西北区委书记，《战时学生旬刊》总编辑。1940到1941年在川西夹江、川南乐山、川东涪陵等地做秘密工作。他父亲黎魁士提供了《战时学生旬刊》缺少的费用；还变卖十亩良田和几十两鸦片烟土，把钱交给乐山中心县委负责人张文澄等，作为地下党活动经费。他以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在特务分子眼皮底下来来去去，有四年光景。几次在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上出现，几次遭到搜捕，却处处让他们落空。

1942年秋天，他奉调到南方局宣传部，上了红岩，在董老麾下工作。一个人，一张桌，一张床，住在哪里，就在那里办起公来。他以恩来同志为榜样，在董老指导下，调查研究，从现实社会里发现问题，搜集材料，形成选题，写成文章。就这样在红岩培养起来他的写作能力，形成他的文章挥洒自如、不拘不泥、行云流水、如好友谈心的风格。

青年组既要与青年群众经常联系，又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为了遮掩局外人的耳目，青年组住在七星岗德兴里一座两层小楼里，取名“星庐”，对外说是《新华日报》记者部。他们见人就送给一张名片，上面印的头衔是“新华日报记者”。黎群和刘光、语今等都在那里住，在那里工作，在那里接待青年朋友。

在当时最繁重的动员和安排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中原解放区去两大任务中，黎群都担负着主要责任。1945年初，若飞同志出题目要他写文章，一篇题为《革命青年的岗位在前线》；一篇题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文章用张黎群之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个小特务写报告，摘了文章中的一些句子，冠以标题：“共青干张黎群供称共党青运方针”。“共青干”者，共产党的做青年工作的干部之谓也。“供称”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惯用的诬蔑语言，凡是共产党发表的言论，他们引用的时候都说是“供称”。这份报告被我们潜入的同志看到了误解了，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波折。经过审查，冰消雪释。这件事情充分说明红岩在“审干”中对人格的尊重，与“抢救”那一套完全不同。这在黎群的心中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澄清了问题以后，黎群被任命为《新华日报》研究室主任。1946年5月随周恩来同志到南京梅园新村，参加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南京版。

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到了苏北解放区，在《新华日报》华中版任研究部和通讯部副主任。不久，随苏北解放军向山东转移，到临沂地区，与《大众日报》的同志们汇合。

1948年，大反攻的时刻到来了，春天，解放军打下了山东中部的潍县、坊子，这是当时解放的头几个重要城市之一，成立了潍坊特别市。他负责创办《潍坊日报》，头一次被委任为总编辑。秋天，解放济南后，他又回到青年工作岗位上。兴办济南市团校，当了校长，吸引大批刚从旧社会解放出来的青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创办《青年文化》杂志，当了社长，把众多青年集聚在这个刊物周围。他集中精力研究解放后的青年问题，一年半写了三十多万字这方面的文章。

1949年初，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次年到团中央工作，任宣传部副部长。接着，就参加创办《中国青年报》。“三十而立”刚出头，当了中央团报的总编辑。1951年4月27日，面目崭新的《中国青年报》创刊。

1952年之后，在胡耀邦指导下，力求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切入现实，与广大青年息息相通，休戚相关，忧乐与共。可是，战争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新闻管理体制，“一边倒”的照搬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与新中国和平建设的形势不适应，束缚了办报人的创造性，也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他深深忧虑，立志改革。

1957年5月16日，他在首都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恳谈自己的改革设想。然后开始试行，初步改变了报纸的“布告牌”、“留声机”的形象，大受读者欢迎。好景不长，一个月后形势大变。反右派运动来了，他的处境岌岌可危。尚好，胡耀邦向邓小平力保，他得以免于戴帽，只是受了严重警告处分。在接受批判之后，1958年初，在北京白雪茫茫的冰凉日子里与《中国青年报》告别。他带着几十个人的与“右”字沾边的知识分子队伍，到陕北“改造”去了。

六十年代，他被调到西南局任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室主任，一度下放任绵阳地委副书记。

“文革”开始，因曾在《成都晚报》和《重庆日报》上开辟《巴山漫话》、《夜谈》两个专栏，发表了一些忧国忧民的文章，成为“西南的小邓拓”，被报纸点名批判，继之以关押、劳改，七年半后才获释。走出大牢后，他什么名义也没有，以“高级临时工”的身份，领着两三万工人建设起来了两个特大型企业：四川维尼纶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文革”结束后不久，他过去所受的错误处分和批判，有关单位都正式作出决定，完全否定了。

他一度担任党的重庆市委委员等职务。拨乱反正之初，因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而缺少科技人才，急需大量培养，他被调到浙江大学任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试行教学改革，修建破蔽的校舍。

他仍然特别关心青年，主动提出到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在“不正之风”开始成为国运所系的大问题的时候，他被调到中纪委主持新组建的教育室，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这时他仍不肯放弃青少年研究所的工作。离休后，还关怀着青少年，为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而忧心忡忡，志愿担任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还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原因、规律，编刊物，出丛书，开展国内国际有关这一课题的学术交流。他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了优秀的青年一代，民族才能进步。青年的面貌，代表着国家未来的面貌。为青年工作，就是为未来工作。”

他几经风雨，而永远年轻。可是，完全没有想到，他经常锻炼老而益壮的体格，末后竟然患了胰头癌。与病魔苦斗了一年，终于也”走“了。

张黎群同志曾任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在中国青年报创刊初期，他带领老报人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奠定了中国青年报50多年发展的良好基础。调离青年工作岗位以后，张黎群同志仍关心报社事业的发展，关注青年工作。1986年离休后，张黎群同志全身心投入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为我国青少年犯罪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