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清，1912年3月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栾家坪乡强家湾人)强家湾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高高的个头，身体粗壮，脸膛红里透黑，两道剑眉很浓，讲起话来嗓门洪亮，性子有点“野”，乡亲邻里称他“犟牛”。

幼入私塾，后因家贫辍学。

民国16年（1927），加入少年先锋队，参加镇压豪绅恶霸和抗捐抗税斗争，以争强好胜、不畏强暴著称。

民国19年（1930）初，随谢子长赴宁夏等地搞兵运，经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0年（1931）春，受谢子长派遣潜回安定组建游击队，在西区一带开展武装斗争。9月，晋西游击队入境后，他率部入伍，在营盘山、玉家湾等战斗中，冲锋陷阵，深得阎红彦器重。

民国21年（1932）春，任陕甘游击队骑兵中队队长，先后参加职田、照金等战斗，屡建战功，后升任红26军第2团骑兵连连长。后奉谢子长之命，重返陕北组建武装力量，在延川、安定一带组建红9支队，任副队长。

民国22年（1933）春，红1支队组建后，任支队长。之后，率部两次南下，配合红26军攻打山河镇，袭击安定民团李丕成、李丕胜部和凉水湾、徐家沟之敌，均获全胜。10月下旬，红1支队主力返回陕北，在进攻枣树坪国民党军连部时被敌围困，强世清率队奋勇冲杀，腿及胳膊多处中弹，突出重围后到王新庄养伤。由于区交通员柳玉元叛变，被敌包围，强世清和其弟世光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入狱后，县长蒲有儒探监，希望他能“悔过”，遭到强的唾骂。蒲备刑具亲审，强遍体鳞伤。

民国23年（1934）初，谢子长率部营救被捕人员，消息传至狱中，强世清带信给谢子长，“请不要为我再作不必要的牺牲，让党放心，我不会给红军丢脸”。正当部队准备攻城劫狱时，消息走漏。2月29日，强世清、强世光被杀害于安定县城北门外。

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初随谢子长到宁夏开展兵运工作。同年经谢子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从红二十六军回到家乡开辟革命根据地。2月，与毕维舟、栾新春等4人枪杀了安定县（今子长县）伪县长，缴枪2支。1933年4月任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曾率领游击队到南梁根据地整训，然后根据刘志丹的指示，回保安（今志丹）、安定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惩处恶霸地主薛应九、黄土奎，缴枪30余支，游击队发展到60多人。1936年8月，他再次率游击队南下作战，先后打击了老庄、凉水湾的反动民团。到达南梁瓦子川时，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部密切配合，全歼张河镇反动民团，俘虏50多人，缴枪50多支。活捉了伪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等20多人，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17个反动分子，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受到刘志丹、王世泰的高度评价。9月下旬，根据中共安塞县委通知，带部队回到安塞。11月，在攻打安塞县枣树坪的战斗中，由于掩护其他同志，腿部和胳膊多处负伤，因此隐藏到群众家休养。组织上派他的弟弟、游击队员张世光负责护理照应。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兄弟二人被捕。安塞县伪县长为了从他们嘴里得到陕北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亲自出面，以高官厚禄相引诱，诱骗不成，又施以酷刑，在他兄弟顽强斗争面前，始终一无所获。他不但不屈服，还把监狱中被关押的党员和红军战士、无辜群众组织起来和敌人展开斗争，1934年正月的一天，兄弟双双挺身走上刑场，英勇就义。

1931年秋，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转战陕甘，来到安定县。强世清喜出望外，约集一批热血青年参加了游击队，从此，他开始了革命的戎马生涯。

这年10月6日，当晋西游击队转战到安定西区营盘山一带时，同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两个连遭遇。敌人依仗优势兵力，抢先占领营盘山高地，布阵作战。游击队当时只有几十人，面临着被围歼的险境。游击队领导人阎红彦决定由强世清等12人组成突击队，绕道敌右侧攻上山头，打开突破口。强世清等摸到敌人背后，突然猛烈射击，并虚张声势地大喊：“三班、五班!”“三排从右边打!”敌军在慌乱中弄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人，纷纷夺路逃窜。强世清等趁机冲进敌指挥部，打伤敌营长，夺取制高点后趁胜猛攻，打死打伤敌数十人，夺得长短枪几十支，然后迅速转移到杨儿山。10月中旬，游击队转战到玉家湾地区，又吃掉敌人一个骑兵排，缴获30余支枪，30匹马。在这次战斗中，强世清仍为突击队员，表现很出色。阎红彦、吴岱峰等领导人高兴地说：“强世清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咱们的一员猛将!”

10月底，晋西游击队到达陕甘边的正宁县三甲塬，同刘志丹带领的红军游击队会合。11月，根据省委指示，会合后的两支游击队在三甲塬正式树起“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的旗帜，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1932年2月12日，又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强世清任骑兵队长。这以后，强世清指挥骑兵队，先后参加了职田镇、阳坡头、清水塬、土桥塬、照金、窑镇等战斗。强世清锻炼得更加勇敢，政治上更加成熟，经谢子长介绍，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2月，党组织派强世清重返陕北，以安定为基础，再组建一支武装力量。

1933年2月的一天，安定城内党组织通知强世清：国民党反动县长只带一个随从，从安定城内骑马到瓦窑堡去，叫强世清选择适当的地方干掉这个县长。强世清早已知道这个县长是个积极反共、作恶多端的家伙，干掉他，有利于鼓舞群众革命斗志，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他和毕维周等商量，在安定和瓦窑堡之间的栾家坪打伏击，除掉这个祸害。

强世清和毕维周带两名游击队员，打扮成老百姓，隐蔽在村外路旁的一座庙里。中午时分，敌县长骑着大马，腰里别着手枪，大摇大摆地来到栾家坪。他的勤务兵背着驳壳枪和步枪，骑着马，紧跟在后面。出镇不远就是结着厚冰的秀延河，上面用圆木和高梁秆子搭了便桥，敌县长刚一踏上桥心，隐蔽在土堆后面的强世清从长袍里拔出枪瞄准。一阵枪响后，敌县长一个倒栽葱，跌落到桥下冰滩上，勤务兵弃枪向瓦窑堡逃跑了。强世清等把敌县长尸体塞进冰窟窿里，背着缴获的长短枪，迅速撤上山。驻防瓦窑堡的敌营长张建南闻讯后，慌忙派一个连赶到现场时，早已不见强世清等人的踪影，只得强迫老百姓破冰捞尸，把他们的“县太爷”抬回去治丧。

红军打死敌县长的消息不翼而飞，很快传遍陕北的沟沟峁峁。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各县敌县长心惊胆颤，陕北“土皇帝”井岳秀榆绥地区专员何绍南大惊失色，出告示悬赏千元，捉拿“凶手”。折腾了几十天，一无所获。强世清听到消息哈哈大笑：“狗东西，老子眼下只有六个人，就把你们吓成这个熊样!”

强世清、毕维周的游击队日益扩大。4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马圈坪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支队，任命强世清为支队长，李成荣为支队政委。第二天，一面画有镰刀斧头，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支队”的鲜红大旗，在马圈坪树起，迎风招展。

一支队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一方面加强武装斗争，打击反动民团，牵制敌人，配合红二十六军作战；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人民政权。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以安定李家岔为中心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1933年9月15日，红一支队在攻打枣树坪的战斗中，陷敌重围，伤亡较大，遂向北突围到新庄梁村一带暂时隐蔽。强世清腿部和胳膊受了重伤，由其弟强世光背到拐刺沟红军战士王志明家养伤。

强世清负伤离队，干部战士牵肠挂肚，他们离不开这个好队长，好领头人啊!自从创立这支队伍起，强世清就和大伙心连心，同每个战士亲如兄弟。对年纪比他大的称哥哥，对年纪比他小的叫弟弟，行军爬山时帮体弱的同志扛枪背干粮。对打仗负伤的同志，他总是想法派人送到安全地方养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把打土豪得来的浮财给战士做津贴，自己却一文不要。战士们对他十分敬重和佩服。可很少有人称他“队长，”都亲切地喊“老强，或叫“世清哥”。他虽为军事干部，但特别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常教育部队要克服农民的散漫习气，不能拿老乡的东西。每次战斗一打响，他总把驳壳枪一扬，大喊一声“弟兄们跟我来!”冲在最前面。战士们提意见说：“老强，你是咱们的领头人，不要亲自往前冲，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他笑笑说：“你们的情我老强领了。我的命和你们的命一样，都是父母生的，枪打到谁身上，也照样爬不起来。咱共产党红军的干部和国民党的官不一样，白军打起仗来，指挥官都在后边，叫士兵先送死，所以常打败仗；我们的军队，干部往上一冲，战士自然就跟上来了，所以打胜仗多，打败仗少。”大伙听了没有不感动的。

强世清负伤的消息也揪挂着方圆几十里群众的心。他住在拐刺沟时，附近村庄的群众争先恐后地给他送饭，有的拿几个鸡蛋，有的带一把红枣、小米，悄悄地送来，安慰他好好养伤。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有个姓惠的土医生，上山挖草药给他治疗。所有这些，感动得强世清热泪滚滚，他对乡亲们说：“等我的伤好了，一定要领着大伙跟反动派拼到底!”

1933年初冬时节，陕北高原战云密布，驻在安定的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民团互相勾结，对红军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围剿”。在强世清养伤期间，一支队又与尾随的敌人连续打了几仗，不少同志英勇牺牲。强世清心急如焚，不等伤愈，就在北区石子沟地下党员刘汉兴家里召集白德胜、谢绍安、赵福祥等开会。为了保存这支武装力量，以图发展，决定将队伍暂时撤离安定地区，分散成几股，分别由白德胜、谢绍安、贾仰清、刘明山等带领，到延川、延长、佳县、吴堡等地区活动。强世清由其弟强世光照护，转移到王家新庄养伤。

当红一支队处境困难之时，吴化周、吴六子叔侄二人拖枪投降了敌人，曾当过区委交通员的柳玉元被捕后当了叛徒，他们向敌人告密供出了红一支队的行踪和强世清隐蔽养伤的地方。反动民团头子折科达带领一连人，突然包围了王家新庄。当时，强世清右臂带伤，左手用驳壳枪射击，想掩护强世光冲出去。但由于敌众我寡，兄弟二人不幸同时被捕。

敌安定县县长蒲有儒、营长张建南、民团头子李丕成等反动头目，以为抓到强世清，就可以消灭陕北红军和安定地下党组织。他们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妄图使强世清屈服。他们派来医生，给强世清治疗伤口，打针吃药。强世清心想，等治好伤出去再跟你们算账。蒲有儒假惺惺地对强世清表示“钦佩”和“关切”，希望他能“悔过”，被强世清骂了回去。敌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蒲有儒出面办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由两个宪兵陪坐，请强世清喝酒。强世清不慌不忙走到桌子跟前。突然端起一碗滚烫的红烧肉，照准扣在一个宪兵的脸上，这家伙痛得直喊，被烧瞎一只狗眼。他像疯狗一样扑过来要打时，强世清趁势一脚蹬翻桌子，将那碟碟碗碗、炸的烧的炒的，连汤带水，全掀到地下。

蒲有儒恼羞成怒，摆下一堆刑具，亲自出庭审问。张建南、李丕成陪审。

“你叫强世清吗?”

“人人皆知，不要问。”

“你是共产党员吗?”

“是共产党员又怎么样?”

“我们的县长是你打死的吗?”

“不假。”

“打死官员是犯死罪，你知道吗?”

“他是安定人民的公敌，我代表人民打死他。不光打死他，还想拿掉你的脑袋，不过暂时放在你的脖子上……”

蒲有儒气得脸色发青，拍着桌子说：“不许你在法庭上攻击本县长!”

“也不许你无理审问红军!”

“你的领导者是谁?”

“是刘志丹、谢子长。”

“他们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他们在中国，在红二十六军干革命。”

“你们红一支队，有多少人和枪，是些谁?”

“这是我们红军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你把红军和党员的名单交出，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还给你个大官当。”

“呸!头可断，血可流，想叫老子低头，你做梦去!我当红军的目的，是推翻你们的反动政权，不是为当官。”

强世清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不怕死的精神威慑敌胆，敌县长头上冒着冷汗，只好退堂，把强世清关进监狱。

强世清入狱后，把狱中党员、红军战士、干部和群众都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当时被关在同一监狱的还有安定县西区党的支部书记刘存元和谢福成、谢绍斌等党员。强世清和他们一块商量狱中斗争计划，发动一些被无辜关押起来的群众揭露黑暗社会的罪恶，采取各种办法跟敌人斗。敌人气得说：“这个强世清，一进来连牢里也不安生了!”

此后，敌人对强世清又施用了各种酷刑，致使他遍体鳞伤。但他始终不吭声，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1934年1月，谢子长再次回到安定，知道强世清被捕入狱的消息，十分着急。他说：“强世清是不怕苦、不怕死的英雄汉子。要想办法营救出来。派人探监时告诉他，就说我回来了。”当时，组织利用关系进城探监时，强世清说：“请转告子长，现在没有力量救我，不要为我再作不必要的牺牲，我已做好为革命献身的准备，请党放心，我绝不会给党丢脸。”

2月的一天，寒风呼啸，雪花纷飞。安定牢狱里黑乎乎的铁门打开了。强世清镇定地跨出门槛，高声质问：“蒲有儒为什么要判我死刑?让他来当面说清。我的脚镣是蒲有儒叫人咂上的，叫他给我卸下来!”强世光则站在监里不出来，他说：“蒲有儒这混蛋把我无故关起来，叫他来请我!”宪兵连推带拉，把强家兄弟带出了监门。

几声枪响，强家兄弟二人倒在厚厚的雪地里。他们临终前高声呼喊：“你们听着：红军是杀不完的!”这呼喊声，久久地回响在刑场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