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自修(1903.03.04~1988.09.15)中共七大候补代表。陕西省宜君县人。农民家庭出身。参加革命前就接受马列主义,参加反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斗争。在宜君县第一高级小学任教期间,组织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传播马列主义。1935年秋进入苏区参加革命。193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苏维埃政府秘书、土地干事,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主任,前敌司令部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等。1937年4月至9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1940年9月至1941年11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洛川特委副书记,1942年春至10月任特委书记。1942年10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洛川工作委员会书记。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委副书记。1949年5月至9月任中共陕北区黄龙地委书记兼陕北军区黄龙军分区政治委员。1949年8月至1954年9月任中共兰州市委书记。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3年6月至1954年9月兼任兰州市郊区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1954年9月至1956年11月任兰州市兵役局政治委员。1955年6月至1960年5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因抵制“左”的错误而受到不公正对待，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1978年10月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甘肃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9月15日病逝。
人物生平
少时文静善思索
强自修,字琢为,化名强枉笙、张旺笙、雷鸣。1903年3月4日,强自修生在宜君县偏桥乡西云阳村的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祖父曾是清末的一位廪生,在乡间较有名望。强自修降生时三个祖父仍在一块儿过日子,三祖母主持家务，生活条件优越。
强自修生性文静。12岁入私塾。1923年前后,他从高小将毕业时，他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有了改造的想法。学校的老师抽大烟、耍赌博,影响到学生中也出现了此类恶风。他组织同学们闹学潮,驱赶不称职的教师。他对国民党的县长和绅士,也公开进行揭露。
1924年强自修高小毕业，在五里镇教学。这所学校名为公学,实是当地地主韦半县所操纵。他看不惯韦半县盛气凌人的样子,愤然辞职,只在此教了半年学,便回家务农。
1926年,他的家境每况愈下，连粮食都不够吃,不得不以野菜相补而充饥。一天，他的弟弟牵着毛驴去卖木炭换粮食,全家人等着换回来的粮食吃饭。谁知,其弟赶着毛驴上了路,便被宜君县长碰见。这位县长将毛驴拉住，叫给他家去驮碗。他的弟弟不从，被县长将装木炭的驮架子扣留。强自修给县长写了一封信道:“你家吃得饱,我家正挨饿,你把架拉走,我家昨生活,县长明事理，完璧应归赵。”这位县长见信后知道理亏，只好将架子归还,并付一纸条“完璧已归赵”。
初学马列斗污吏
强自修在农村不思耕作,思想非常苦闷。他想改造社会,但不知如何改造为好。他在苦脑中徘徊着。
1926年他接触到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知道了布哈林和普列汉诺夫。看了瞿秋白写的《苏俄考察记》及中国学子从国外寄回的《寄给中国青年十二封信》的小册子，这才使他茅塞大开，知道了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
1928年,强自修结识了大革命时期的胡周臣、樊立民及杨作栋几个知识青年，他们联合起来搞斗争。胡周臣当上了宜君县教育局长,樊立民当上了县立高小教员,杨作栋当上了宜君县建设局长，强自修也当上了建设局干事。时过不久,四人内部分化。强自修首先对胡周臣进行了斗争。他写了一首《哭婆娘歌》,内容是“我为你肝肠曾哭断,我为你心血也愁干,我为你曾把教育办,我为你灰心吸大烟，我为你侵吞教款一大半,我为你官绅林中争状元”。这首诗传出以后,把胡周臣吓的几个月不敢进城。胡周臣为了逼学租，把彭村佃户李进财的妻子关押起来。强自修知道以后,给胡局长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彭村有个李进财,财没进来,冲怒了先生。先生把他的妻子押起来”。他叫胡周臣“见信立即放人，不放人,小心你的脑袋”。胡接信后迅速将人释放。
民国宜君县长张守顺执政几年，想留名于宜君。他动员一些豪绅给他立一块德政碑。这块碑立起来以后，强自修发动学生把碑推倒。同时，他还给这位县长画了一幅漫画，一手拿烟枪,一手拿银元,口里喷着烟说:“本县一生两件宝,大烟银元民间找。若问娘宝孰为重，宁舍娘亲不舍宝。”他还将这幅漫画印成传单,让学生广为散发。同时到处揭发这位县长的劣迹。最后使这位县长声名狼藉,民国省政府不得不把他换掉。
张守顺走后，上级派冯玉祥的法官邓树贞任宜君县长。时值军粮很重,县长规定百姓如果无粮可缴，可用银元顶替。一天晚上,邓县长找强自修谈话,说:“东区粮食一直收不起，你去看一看，到底是有粮不缴,还是无粮可缴。”要强自修酌情抓紧办理。强自修到了东区后,发现是本县最大的财主韦半县在抗粮。强自修到东区去时就带着几个差役。他一看是韦半县在抗粮,就派手下人员去用石头砸韦家的大门，把狗赶走。并叮咛说，如还不理,就用锁链往韦半县脖颈上套。结果,韦半县威风大减,两次派人来请强自修,强也不去。韦半县最后托强自修的同学前来说情,打着灯笼将强自修接到他家。强自修说:“军粮你到底给不给?如果不给,县上就准备派一个团来住在你家吃。人家来找你，你还是避不过。”韦半县一听此话,满口答应给粮，第二天派骡子把粮送到县城。
1929年陕西省农矿厅开设训练班,强自修考中。半年以后转为建设人员训练班。1930年底强自修从建训班结业。1931年当上了宜君县建设局长。1932年西安孙盛威给强自修来了一封信,要求强自修在白区开展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丁。这封信是以同学名义发的,但强自修却不认识此人。加之邮政检查的制度较严,强自修没有冒然行动。1933年被免去建设局长职务。
强自修在家住闲，感到官场上都是一些恶徒所聚。于是,他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民国宜君县长张斗山。张斗山怀疑强自修是共产党,立案上报到民国陕西省政府。不久,张斗山调走,麻百年走马上任宜君县长。薛志仁在西安上学，同麻百年的儿子是同学，二人关系较好。麻县长来宜君时就从省上带着这一案子。经麻百年之手,给民国陕西省政府报告:“此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作了了结。
从教组织“读书会”
1934年，强自修被迫退出官场，在刘子修、杨作栋等的推荐下,在宜君县立第一高小当教员。一天，强自修对杨星海校长建议，把过去在本校闹过学潮而开除的16名学生收回来,让他们续读上学。杨星海欣然答应,采取更名换姓的办法绐民国县政府打了报告,以招新生名义将这些学生皆收回学校。这样强自修在学生中就形成了一股核心力量,组织起了秘密的“读书会”。“读书会”是以研究社会科学书籍,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好处,揭露国民党的面目，发展组织等目的而成立的。他们有一条纪律:内部事不许向外泄露,要绝对保守秘密。读书会历经-年半,发展到20余人。
强自修是教语文的,他采取启发式教学法,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一次,红26军和陕甘游击队在偏桥截杀了赴延安上任的四位民国县长。强自修以《今早的好消息》而写了一张快报,让学生们观看。半年后,把学校搞成了红色学校。为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指导读书活动,他还写一些学生喜闻乐见、容易记住的诗歌给学生。为了激励青年学生,他还写过一首《青年学生》新诗:“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你们自命为改造社会的先锋。一但环境所迫,其中一些人便投身于贪污群中。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到了那个时候,你们是否还能有用?你们如想有用,立场总得坚定,别怕白刃当前,也别怕弹丸毙命,牺牲个人一切,使社会走向光明。”
历经艰辛到边区
强自修以教育为阵地组织“读书会”,给革命培养人材。而他本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这些活动都是他自觉的行动。
1934年夏季，在杜衡的极右路线错误指导下,陕甘边成长起来的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终南山,全团溃散在兰田。有一位战士在同刘志丹、王世泰失去联络后,只身从陕南北上回苏区。途经宜君县时找到了强自修。强自修连续几天以酒饭招待了这位红军战士。
强自修想北上到苏区,但一直找不到可靠的关系。国民党宜君县对他的迫害日趋加紧。一天,民国宜君县长和驻军团长冯长眉，县公安局长樊建堂三人开了一个会,决定立即逮捕强自修。强自修得知后立即离家,在亲戚家躲避月余，迫于无奈,最后决定只身进边区。
1935年7月强自修从亲戚家出发,第一天走了100多里路程。大方向是往陕北去,没有人指引,道路也不熟悉,结果走到一个驻有部队的山寨对面。寨上有人在吹号,他也搞不清这是什么部队,不敢冒然前去,只好往回返跑。他上前询问一位较老诚的农民，不知道距这儿不太远的地方就是苏区，地名叫西县道。强自修按照老乡的指点加紧赶路,黄昏到达西县道村。村头上有一农夫在垒粪，他上前请农夫给他找一个歇脚处,农夫说:“你在此先等候一会儿，我去找好地方就来。”不一会儿,这一农夫把强自修领到村子下边,让他坐在一个碾盘上等着。又过了一会儿,从村子中出来几个手拿大刀、镰刀和绳子的人,不由分说将强自修绑了起来。然后带着强自修往塬上走。他壮着胆子和这些人搭话,边走边问。最后才知道绑他的这几个人是苏区赤卫队。他对赤卫队员说:“你们把人弄清楚,我是去苏区的,而不是夏老吆的人。”那几个赤卫队员议论说:“这人是去苏区的，今晚先不敢杀。”来到一个小庄子，赤卫队员开始盘问他:“你说你到苏区去,那么你知道革命是为了啥?”强自修答道:“革命就是为了穷人。”赤卫队员一听水平还相当高,接着又继续提问，所提的问题都一一的回答得较好。于是就将绳子解开,买来白面条和西瓜,将强自修招待了一下。夜间睡觉的时候,赤卫队员说:“对不起，这儿是边境地方,很不巩固。现在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实你是自己人，今晚还得暂时把你捆起来睡觉。”强自修说:“没关系，你们就捆吧。”就这样他被捆绑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强自修被带到中宜革命委员会,见到了革委会主席张仲良。接着又北上到达洛河川闫家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扎在这儿，他又见到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习仲勋虽然没有见过强自修,但在几个月前,有强自珍等5名学生从宜君来到苏区,已经向习仲勋介绍了强自修的情况。所以,他们一见如故,非常亲切。习仲勋将强自修分配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处工作。
习仲勋保护强自修
1935年9月,陕北开始了肃反工作。一天早饭后,习仲勋在伙房里开会,神色非常严历。肃反委员会来文说:“从西安来的学生都有问题,多数都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和间谍。”习仲勋按上级的名单,叫出来一个就绑上一个。当时把白生才吓坏了,强自修坐在习仲勋的右边，还毫不在乎,认为红二十五军的保卫工作做得还不错,能够很快地把从白区混进来的特务都查清楚。第二天,又来命令叫抓人。强自修产生了怀疑? 一天时间绑杀了那么多人，那有这么多的特务。同时意识到自己也可能也是一个被审查的对象,内心很不安静。思前想后,决定以要求入党的名义,找习仲勋谈一谈自己的情况,以探听习仲勋对他的看法。习仲勋对强自修要求人党之事,表示欢迎。但觉得暂时不要提这一问题。他同强自修的看法一样,认为陕北特委这种肃反太“左”，如果一提出入党,就要向上级汇报,一汇报强自修就会当成特务。习仲勋认为强自修的历史是没有问题的,要求强自修不要说自己有文化,也不要说自己是学生出身,更不要说自己是才从白区到边区来参加革命的。如果别人问就说是自己的老朋友和亲戚,来边区看望自己的。并再三叮咛强自修,在当前这种气氛下，万万不可多言。
习仲勋为了保护强自修,没有留强自修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而以政府工作人员的名义,将强自修派到乡下去工作。以后,随着肃反的扩大化,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连，以上干部及陕甘边,陕北的地方领导都成了审查的对象。连刘志丹、习仲勋也不例外。幸有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及时到达陕北,果断地停止了肃反。及时救出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革命干部。在此期间,强自修在乡下搞群众工作,免遭了肃反之害。
纠肃反险被土匪杀
1935年冬，中央红军解放了宁夏,陕甘边成了陕甘宁边区。接着成立了陕甘宁省委。由于陕北的极左肃反造成的赤色恐怖，有的地方群众纷纷外逃。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了纠正肃反扩大化,陕甘宁省委派强自修和李一氓去甘泉、临镇安抚群众,纠正肃反工作。他们行至富县榆林桥四家岔大东梁,遇到了士匪拦路抢劫。土匪将强自修,李一氓及给他们带领的向导三个人全部绑了起来,拉进南山沟。这帮土匪剥了他们的外衣,将他们搁在雪地里。土匪们有的说要枪毙,有的说放了,主张枪毙的占多数。于是杀手们将他们三人从雪地上拉起来,用枪口对着他们三人准备执行。突然有一土匪说:“这三个人是红军,将来红军要得天下哩。我们要成事，就不能杀红军。”这样，,他们三人才死里逃生。第二天他们到达金盆湾找到区委，在红泉开始纠正肃反的错误,领导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巩固边区。
向东北军做工作
1936年春，由朱开铨、曹力如介绍,强自修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他被调到陕甘宁省委组织部任干事。
4月,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工委分家。组织调强自修到陕甘工委的甘泉县委任白区工作部长。五、六天后,强自修又被调回陕甘工委工作,任陕甘工委后补委员、委员。陕甘工委由道德塬撤到洛河川，组织决定派强自修去道德塬做东北军的工作。强自修带领着红军一个连和甘泉县的一支游击队来到道德塬。他们经常帮助东北军买柴草、蔬菜和羊，同东北军交朋友。不久,东北军开始进攻洛河川，红军主力西去,陕甘工委也转移到高桥川去了。这样一来把强自修所带的红军和游击队与红军主力及陕甘工委隔开了,联络被截断。在这种情况下，在领导层中不少同志主张去赶红军主力。强自修认为有当地群众做基础,应当就地坚持工作。加之所带红军和游击队多是本地人,不愿意离开本地,因而,强自修的意见得到大家的支持。他们像一叶小舟，在道德塬和槐树庄之间与东北军周旋。由于同东北军有朋友关系，东北军找强自修及工作队的人很多。“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成为红军与东北军的共同意愿。连东北军中的一个副官也认为红军啥都好。并且还敢同红军谈心,讲心里话。强自修与东北军交朋友这一做法,得到陕甘工委的很高评价。
7月,以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张浩任主任、蔡畅、肖劲光、张策、强自修任委员。中央的方针是:“向东北军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他们交朋友。争取团结东北军，鼓动东北军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接着，中央调强自修去陇东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
强自修在张浩的带领下到达陇东曲子,按照中央对东北军工作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强自修主张要做好东北军工作，首先必须把当地群众工作做好,然后派群众去东北军内部工作。他的这一主张得到张浩主任的支持。同时,他们把俘虏过来的东北军下级军官加以训练，表现好的吸收为中共党员,提拔为红军干部,然后派回东北军工作。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促进了东北军的觉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已成为东北军的共同心声。不久，张学良下决心扣留蒋介石,终于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解散。
党叫干啥就干啥
自从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解散以后,强自修被调到前敌委员会总政治部任社会调查科长。时间不长又被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地方部部长。
1937年强自修被调任关中分委组织部长。二、三个月后又被调到宜君县店头搞地下工作。夏季的一天,强自修又被调任为关中分委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冬季,国共合作大局已定,红白两区可以往来。边区和宁县边境地区发生了打柴纠纷,关中分委派强自修去解决。强自修前往民国宁县，同国民党县长朱墨进行谈断。当时对方的联保主任也参加谈判。朱墨是一个反共专家,非常狡猾。强自修当仁不让,以确凿的事实，以有利、有理、有节的原则严历指出对方的不是。使这位联保主任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只好说:“我同意强部长的意见。”这次边境纠纷,以我方的胜利而得到完满的解决。
1938年后季,强自修被调到店头任洛川特委组织部长。洛川特委是1937年成立的,辖黄陵、洛川、黄龙、宜川、韩城、合阳、朝邑、蒲城、同官(铜川)、宜君等地,有党员2000多人。1939年夏，国民党政府军不顾团结抗日大局,蓄意在边区搞磨擦。共产党员的思想也开始复杂化。为了加强和巩固党的组织,洛特对党员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清理洗刷出将近1000名党员,纯洁了组织。随着国民党政府军对边区的进攻加剧，党依靠这些党员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后半年至1941年，黄陵县工委书记晁清芳、宜君县工委书记王润民叛变革命,使两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两件事使强自修深深认识到,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人、农民党员比较可靠,而小知识分子党员在环境顺利的情况下较为活跃,一旦环境困难,他们在环境变坏则容易动摇。王润民叛变，使宜君县的共产党员被敌人抓走二、三十名。晁清芳叛变自首,同时有10几人变节。这些血的沉痛的教训,给强自修上了深刻的一课,使他坚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这样，在关键时刻,才能使党员经得住各种考验。
统战工作的楷模
强自修任洛特组织部长后,能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不仅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善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澄城县有个民团团长叫杨三发，曾在杨虎城部当过营长、代理团长,在地方上是一个有实力的人物。“西安事变”前，该县的地下党员在抗日热潮中拉起了一支革命武装,曾被杨三发镇压下去。“西安事变”后,他隐居家里。当他得知被他所枪毙的人员中有共产党员时,后悔莫及。杨三发就自己镇压抗日群众武装之事，向共产党组织主动认错,承认自己有罪。并再三申明在他有生之年，愿意立功赎罪。强自修等领导认真分析了此人,认为他的话可信,可以给他个立功赎罪的机会。1940年初，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磨擦加剧。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的政策,强自修通过杨三发将地下党员孟树林、贺永锡、米生发等人,安置在澄城、合阳、黄龙等国民党地方保公所和警察局工作,掌握了皇甫庄、将军庙警备队的部分实权。这些地下党员在黄龙山区后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协议,全面挑起内战的时候。8月初,皇甫庄警备队150多人起义成功,将军庙乡7个保也响应暴动,为党开展黄龙地区的武装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初次打出了“黄龙游击队”的旗帜。杨三发实现了将功补过的诺言。
迎接解放转战陕甘边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组织决定调强自修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他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低，领导边区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老先生不宜，请求组织考虑合适的人选,得到组织的同意和批准。以后组织将强自修调到关中地委任第二副书记。书记是高锦纯,第一副书记汪锋。他们之间团结得很好。汪锋负责外部工作，强自修负责内部工作。在强自修主管关中内部工作期间,对关中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进行了全面复查。使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食,从边区外流入，关中的难民，也分得了土地。照金区还设立了难民乡,专门安置进入边区的难民。
1946年夏,强自修被调任洛川特委任书记。以后,组织将洛川特委更名为黄龙特委,强自修仍任黄龙特委书记。强自修着重抓了发动民众，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工作。从敌人手中夺枪弹以武装自己，夺地盘以扩展洛特辖区。他历经艰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都有。然而他胜不骄、败不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妄我地进行工作。
洛川辖区开展游击战争,主要依靠这些地区的地下党员去发动群众,同敌人进行明争暗斗。强自修认真地总结了教训，更加认识到开展游击战要大胆是对的,但搞好敌情侦察,同当地的群众事先取得联系,这是克敌制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做为一名领导要指挥游击战争,决不可只凭革命热情,还必须要做细致的工作。相信群众,不只是相信边区群众,还要相信白区的群众。在黄龙山苜蓿沟养伤的这位伤员,由于群众的细心关照,很快地养好了伤,强自修的领导艺术和水平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提高。
人民游击战争,在以强自修为书记的黄龙特委领导之下刚刚开始不久，中共西北局给黄龙特委布置了新的任务,要求迅速发动游击战争,把敌人搞得越乱越好，迎接王震将军从中原回陕北。强自修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定,按照西北局的要求立即向黄龙特委所辖各地派出小股武工队,配合各地的地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主动出击。从敌人内部分化敌军,动员敌军起义，摧毁敌人的保甲制,消灭敌人的联保处和保警队。先后搞成功了合阳县黄甫庄保警队起义、黄龙山将军庙起义、雁门山民团起义等。为了提高部队素质,根据西北局要求将游击队基干队调到陕北进行整训。其余成员再次组成精干的武工队派往各地开辟工作。洛川的敌人势力较为强大,武工队活动比较困难,雷玉田白告奋勇请求去洛川。他将自己身上仅有的几块钱交给组织，说他此次出去后万一牺牲,这钱就算是党费。
1947年春夏，胡宗南军已侵占延安,敌人的气焰甚为嚣张。原先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员不敢接近雷玉田武工队。在这种情况下,这支武工队依靠地方群众通过砍电话杆,制断敌人的电话线;向保公所和驻军打冷枪、甩手榴弹等方法,很快打开了局面。由于黄龙特委的正确领导和及时指导,这支游击队活动地盘逐渐扩大,并且逐步建立起了通往边区的堡垒村、两面政权、解放区和暗边区。同时在敌人内部还建立起了情报网。韩城、合阳、澄城、黄龙等地的武工队也干得很出色,先后建成了三支游击队,在黄龙山区及其以南地区点燃了革命的烈火。黄龙地区的几支游击队,在特委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牵制胡宗南军一个正规旅,为保卫陕甘宁边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失误和损失也是有的。强自修及时对武功工队的同志进行了教育,改进了党的工作,严明了党的纪律,从而使黄龙地区游击战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赤手空拳发展到拥有1200余人的革命武装力量。在胡宗南反复清剿的岁月里，黄龙武工队始终没有离开过黄龙地区。
1948年初，黄龙山区解放。黄龙游击队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剿匪任务。黄龙北有一个联保主任郭雨山与人民为敌，带领300名土匪打我一支小游击队，游击队人少力单吃了亏。黄龙支队政委杨峰闻息后立即追击,把土匪郭雨山追赶了三个山头，直追到宜川县,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历经40余天苦战,终于将这股土匪全部消灭。其余残存的土匪历经半年时间全部消灭。1948年后季，黄龙游击队被改编为陕甘宁边区公安第十师一个团。团长王根发、政委薛志仁。
1949年9月,强自修以老解放区农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民主改革在甘肃
1949年底强自修调任甘肃省委常委、甘肃省工会主席、兰州市委书记。
当时,第一野战军前敌委员会针对甘肃省实际情况，要求地方政府安定民心,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强自修根据前委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立即开始培训干部,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开始民主改革工作。为了取得经验，他先以皋兰县阿干镇煤矿着手,首先发动和领导煤矿工人起来反霸。煤矿资本家和几名矿恶霸利用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只顾赚钱,不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致使煤矿事故连连发生。为了领导工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身,迅速恢复良好的经济秩序，强自修派兰州市委副书记李景停，省工会副主席肖彩丰二人带领工作组深人阿干煤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按照广大矿工的强烈要求,枪毙了把持煤矿的恶霸张伯安、王元、宋海州及和资本家串通一气的矿工会副主席严钧礼,使煤矿工人扬眉吐气,煤矿事故再未发生,产量迅速上升。
接着,强自修领导了城市烟草等工商业的民主改革工作。在改革中废除了封建压迫剥削制,业主对店员的搜身制,使店员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生活初步得到改善。在总结阿干煤矿和城市烟草业的民主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由点到面对全市工矿业开展了民主改革。
强自修在兰州开展民主改革,是在上无具体政策,又无现成经验、自己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从进城第一天起，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当成中心”的要求精神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这一工作在兰州全市展开以后,中央邓子恢《关于开展民主改革的报告》发了下来。他立即对照报告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检查,结果和中央的文件精神基本符合,从而使他的工作胆子更大了起来。实践使强自修体会到,做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懂得和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要把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由点到面深人调查研究这是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只有依靠和发动群众,才能创造出新路子,新方法,才能把总政策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制订出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政策。
1951年,在强自修的领导下，兰州市开展了镇反运动，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调整。“三反”、“五反”运动由此展开。1953年他以兰州通用机器厂为试点,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工作。
为民请命被罢官
1954年，强自修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和张仲良在一块儿工作,仲良任省委书记。
1956年，甘肃粮食大丰收。1957年是一个平年。1958年粮食生长形势喜人。因为全党大炼钢铁,户户门上锁,男女老少齐参战,致使这一年粮食浪费较大,丰产没有丰收。加之“共产风”、“浮夸风”、“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化浪费,甘肃省11个县出现严重缺粮。人口外流,有的县还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丰产不能丰收,这是大炼钢铁劳力缺少所致。结果浮夸风随之而起，实质上吃不饱的社员占百分之六十，到冬季和来年春季已饿死400多人。强自修是一个务实领导,他在省委书记去北京开会而暂时主持全省工作时,深入到甘谷县调查了一下社员生活情况。他和这个县的副书记秦安国召开了一次全县干部会。他在会上针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讲到:“共产党员要敢讲真话,那怕丢官杀头也不要紧。不讲真话,是个品质问题。”回到省委机关以后,同焦善民副书记商量了一下,召开了一次全省电话工作会议,向全省发放了一批粮食,使甘谷等县缺粮状况有所改善，民心民情开始稳定。
不久,省委书记张仲良从北京打回电话,批评强自修向饥民发放救济粮,“是否定省委反瞒产斗争的成绩”,并给强自修加了三顶反党大帽子。一次,在省委五楼开完会以后,他们二人一块儿出会议室,强自修对张仲良严肃地说:“关于粮食问题,各县县委书记都不敢说,难道我强自修也不敢讲吗!”他认为甘肃粮食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不能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因反浮夸，坚持讲真话,于1958年7月兰州市第16次全委扩大会上，被以张仲良书记为首为甘肃省委列为阶级异已分子、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张仲良组织交底会,多方动员,从省委到兰州市委轮番组织批斗。在兰州市委十六次扩大会上还召集200—300名干部批判强自修,罗列了100多条罪状。历时半年至1959年11月27日,甘肃省委正式做出决定,以“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将强自修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0年在全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中央批准了甘肃省委的这一决定。6月,甘肃省委将强自修调到黄羊镇农场劳动改造。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派工作组到达甘肃检查工作。工作组的王生荣去看了强自修。强自修说:“感谢中央派工作组来甘肃,这下甘肃人民得救了。”并说:“只要甘肃人民得救了,我就是死也甘心。”
1961年初,中共西北局发现甘肃问题严重,便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甘肃省问题。从1959 年至1961年初,甘肃省人民在饥饿中四处逃生，饿死的人很多,也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张仲良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中央免去了仲良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兰州会议后,张仲良向强自修表示歉意。他对强自修说:“伙计,对不起,我错了!不仅对你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造成了摧残,对你的老婆及孩子们也同样造成了摧残。”省委将强自修安排在兰州饭店养病。但没有给他平反。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强自修无例外地同样受到冲击,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严重摧残。
1978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彻底为强自修平反。强自修一次向组织交纳了20年的党费。这些党费是在甘肃省委决定开除他的党箭以后,他仍以自己是一位共产党员的身份,月月自交自管而积累起来的。在中央对强自修平反以后,组织安排他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不久,又被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8年9月强自修病故,终年86岁。
强自修为革命将自己的亲属近20人带进边区,60多名学生带上了解放的道路，为革命培养了许多骨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