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雄》是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创作的长篇小说。1839年至1840年莱蒙托夫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小说《贝拉》、《塔曼》和《宿命论者》。1840年5月莱蒙托夫将这几篇小说同未曾发表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梅丽公爵小姐》合在一起发表，这便是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小说由四部相对独立、却又构成呼应的中短篇故事构成。

《贝拉》采用叙事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我”乘马车离开梯弗里斯，在格鲁吉亚军用大道上路遇老上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50岁的老上尉对“我”讲了毕巧林的故事。老上尉奉命驻守高加索的一座要塞时，年轻漂亮的贵族军官毕巧林来到他的要塞，他让老上尉感到有些夸张，因为在风雨天出去打猎，别人都累坏了，他却一点事儿也没有，可坐在自己屋里他却会着凉：他会一连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可一开口又会让人笑破肚皮。他是近卫军军官，因为在上流社会中闹出丑闻被从都城发配到高加索。他既勇敢高傲．又彬彬有礼。他爱上当地王爷的女儿贝拉，设法用偷来的骏马诱惑贝拉的弟弟把姐姐拐进要塞，贝拉经过漫长的沉默和犹豫后答应了毕巧林，因为她也爱上了毕巧林。过了不久，毕巧林对贝拉的感情逐渐冷淡，因为他觉得“一个蛮女的爱情比起上流社会贵妇的爱情来也好不了多少”。只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像对待女儿那样关照贝拉。失去骏马的契尔克斯小伙子卡兹比奇为了报复而劫走贝拉，老上尉和毕巧林把贝拉追回来，但被卡兹比奇刺伤的贝拉最终还是死了。后来，毕巧林被调离要塞。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一节写道，“我”在弗拉迪高加索与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再度相遇，我们两人在这里看到毕巧林的马车。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激动万分，等了一夜却没等到毕巧林出现。第二天，“我”看到毕巧林，“我”觉得应该为诸位描绘一下他的肖像：中等个头，体格健壮，白得耀眼的衬衫显示着上等人的习惯，苍白的指头纤细得令人吃惊，他坐下来的时候像是背上没有一根骨头，皮肤像女人一样细嫩，淡黄色的鬈发勾勒出苍白而又饱满的前额，微微上翘的鼻子，洁白的牙齿，栗色的眼睛，关于眼睛还得说一句，在他笑的时候，他的眼睛并不笑！对于扑过来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并未表现出任何热情，只说他得立马上路，前往波斯。失落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唉声叹气，把毕巧林当年留在要塞的日记交给了“我”。

所谓“毕巧林的日记”构成小说的第二部分，即这部小说的主体。《塔曼》记录下毕巧林在黑海岸边小城塔曼的一段奇遇。他恰好借住在一伙走私犯的家中，夜间目睹那家人的走私场景。第二天，毕巧林借故向房东问起昨夜的事情，房东的女儿于是邀请毕巧林晚上到海上约会。这女子美丽妖艳。就像一条美人鱼，不会游泳的毕巧林深知去海上赴约的危险，但他难以抵御那“女妖”的诱惑，还是上了她的小船。女妖热烈地拥抱毕巧林，有意碰落他的手枪，然后想把毕巧林推进海中，自己反倒落水。毕巧林把船划回岸边，只见女妖已游上岸，正与昨夜独自驾船送来货物的男友杨科在一起，他们见事情败露，决定就此离开塔曼。感觉自己搅了别人的局，毕巧林不无内疚，可回到住处一看，他的钱袋、军刀和短剑均已被盗走。

《梅丽公爵小姐》一篇由毕巧林的日记组成，记录了他与梅丽公爵小姐的“爱情”经过。在高加索温泉城五峰镇，毕巧林结识了士官生格鲁什尼茨基，他告诉毕巧林，他正在追求来自莫斯科的梅丽公爵小姐。漂亮的公爵小姐身边围满了崇拜者和追求者，她“纯洁得就像一只鸽子”，无所事事的毕巧林为了解闷，决定把梅丽小姐弄到手。他施展他在彼得堡交际界学到的勾引手段，对梅丽时而傲慢时而多情，还精心设计了一些特定“场景”，终于使梅丽小姐动心。在这一追求过程中，毕巧林也时常心生疑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征服一位他并不愿意与之结婚的姑娘。被提升为军官的格鲁什尼茨穿着新制服去看梅丽，受到冷遇，他决定向情敌毕巧林提出决斗。决斗的条件很苛刻，双方站在悬崖上开枪，相距六步。格鲁什尼茨基柚中先开枪的签，但他不忍心打死毕巧林，放了空枪，毕巧林却冷酷地一枪击中对手。毕巧林因为决斗被放逐到偏僻的N要塞去，临行前他去与公爵小姐一家告别，公爵夫人告诉他，女儿正因为他而生病，要他和梅丽结婚，被他拒绝。梅丽“苍白得像大理石一样”，她对毕巧林说：“我恨你！”毕巧林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然后转身离去。

《宿命论者》写军官们在少校家里打牌，他们谈起人的命运问题。中尉乌里奇不相信人的命运是由上天决定的，他愿以此和别人打赌。毕巧林掏出20枚金币，赌乌里奇今天必死，乌里奇从少校房间里挂着的手枪中随意选中一把，对着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枪没响。乌里奇赢了，但是当晚，乌里奇却被一名哥萨克醉鬼砍死。凶手带着武器藏进一间屋子，大家不敢去抓他，毕巧林从窗口冲进去，凶手射出的子弹从毕巧林耳边掠过，打掉他的肩章，毕巧林最终制服那位凶手。“在这一切之后，似乎不能不相信天命了吧？可是谁又能确切地知道，他对什么事情信得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呢？”“我对什么都喜欢怀疑，这种性格并不影响我果断行事，而是恰恰相反，对我来说，越是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着我，我就会越勇敢地向前冲，因为比死更糟糕的东西是不会有的。”

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是俄国历史上极为黑暗的年代。沙皇尼古拉一世在残酷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疯狂推行高压政策，强化专制统治，社会气氛令人窒息。

但是，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不可能阻止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样也不可能阻止社会意识的进步。就在残酷的高压政策的夹缝中，一大批代表俄罗斯民族的良心的精英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不顾外界的种种压力，以莫斯科大学为中心组织起一些秘密小组，热诚地探讨祖国的未来与希望。赫尔岑、奥加辽夫、别林斯基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思想活动，就像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引导着广大俄国先进青年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不懈努力与奋斗。不幸的是，由于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过于黑暗与残酷，使许多贵族知识分子空怀一腔热血却因阶级性的软弱而无所作为，在现实面前不断寻求突围又不断退缩。他们不满现实，不愿与反动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渴望有所作为，又无力超越阶级的局限性，因而变得痛苦、消沉、愤世嫉俗、蔑视一切生活道德规范，成为一群俄国文学史上所谓的“多余的人”，这便是19世纪前半期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一个有力的侧面写照。

最早揭示出这种时代精神生态图景的是普希金，他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次通过塑造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个“多余的人”的形象而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则在精神血脉上与《叶甫盖尼·奥涅金》一脉相承，而且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地揭示出了俄罗斯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全书分成两卷，是因为小说分成两次发表的缘故。《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日记》中的《塔曼》先行发表于1839年至1840年的《祖国纪事》上，同样是《毕巧林日记》中的《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则以单行本于后来单独发表。

毕巧林

人人心中有上帝，人人心中有魔鬼。即使在毕巧林这样一个十分优秀的人物身上，也从来都是善与恶交织的。主人公的心理世界，始终呈现着善良与邪恶、宽容与狭隘、宁静平和与骚动不安的搏斗与变化。他有着孩提般的笑容，他曾全身心地爱过贝拉。在她遭到抢掠被杀之后，他沉痛良久，大病一场，身心憔悴。但他亦曾醉心于情欲的诱惑，在情感的熔炉中变得像铁一般地冰凉与冷酷。他是一个“会将自己的生命连同声名一连20次地抛掷，但绝不会出卖我的自由”的高尚者。他的心灵中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肩负着崇高的使命，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始终扮演着命运之神手中伤人的斧子角色。有人说他是一个好男子，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恶棍。在具有浪漫主义渊源的毕巧林形象中始终存在着处于和谐的对立统一体的两个自我：一个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作恶”的自我，一个对生活中“作恶”的自我进行反省审视的“除恶”的自我。两个自我都是真实的，显形的可感可触，隐形的亦不因其潜在性而失去行动和思想的意义。相反，它作为一种“伴侣”而不断左右、甚至主宰着主人公的思维逻辑与行动走向，作为道德伦理的实际判断准则。对主人公灵魂两重性的揭示，使这部作品比一般的写“多余人”的小说更为纯粹、深刻，也更有冲击力和震撼力。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理与行为有时甚至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种鉴赏的费力与困惑。但这种费力与困惑由于主人公强有力的充满反省、思索的理性力量而得到释解。这种人与人性的两个自我的描述，无疑真实、富有哲学意味地体现了人的灵魂世界的客观存在。

这种人性的两重性还使读者认识到毕巧林的悲哀里的一种壮美。毕巧林看透了社会与世俗，也看穿了自己，他是一个孤独悲凉的先觉者，是英雄。他每每想通过对外部的征服证实自己的力量和价值，然而却无法征服自己的内心。他想对世界进行报复，然而受到报复的却最终是他自己。他的每次害人，终以他的灵魂的被伤害而告终。真诚、壮美与悲凉正是英雄美的本质特征。毕巧林未能超越对社会的拒斥，未能超越“多余”，他缺乏一种幡然觉醒的彻悟和积极进取的行动，而这正是时代局限所造成的人格缺陷之所在。

《当代英雄》这部长篇小说所包孕的内名正如作家在前言中所述，是“由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恶习合成的肖像画”。很显然，作者用“当代英雄”来为他的小说命名，是在用肯定的语气表达某种对人生的否定性的感悟与理解，是对一种近乎悲剧的人生态度的体察认同。作家以爱情、友谊、人生为小说的题和载体，以其特有的苍凉经验传达出19世30年代俄国优秀贵族青年毕巧林的人生悲剧，并通过对人生深层意蕴的把握，揭示出命运悲剧的社会、心理成因。在这幅以生态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人公心灵与人生肖像的连环画中，读者看到的是毕巧林与贝拉、“美人鱼”、梅莉、薇拉4位女子或长或短的奇异的情感经历，与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维尔涅的令人唏嘘感慨的友谊以及由他的生死由命的人生感慨而演绎的一场人生游戏。小说通过对一代人生活道路的否定，达到了对一个时代的否定；通过对一个优秀人物心理的剖析，达到了对人生价值的具有超时代意义的深刻揭示。

毕巧林生来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富有使命感，意志坚定，才能出众，他渴求行动，渴求斗争，想做出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毕巧林肯定做过许多尝试，但是他的任何尝试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肯定不会得到任何好的结果。剩下来的时日做些什么好呢？人活着总要做些什么的，尤其对一个不肯安于现状的人更是如此。于是毕巧林这一代人渐渐沦落，他们玩世不恭，以玩弄别人的感情，造成别人的痛苦也造成自己的痛苦为人生的目的，也就是成了一种在社会上多余的人。毕巧林回顾他一生的全部往事，他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在世界上有什么目的。但具体的目标无法找到，他只好自叹自艾：“啊，目的肯定是有的，我肯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心灵里充满了使不完的力量，但我不知道这使命是什么；我沉溺于空虚而卑劣的情欲，我在这情欲的熔炉中锻炼得像铁一样冷酷和坚硬，却永远丧失了追求高尚目标的热情，丧失了人生最灿烂的年华。从那个时候起，我多少次扮演过命运之斧的角色!我像一副刑具，常常无冤无仇，毫无怜悯之心，落到注定要牺牲的人的头上……”现实使他变成失去方向、精神空虚、凶恶怨恨、对人失去信心的人，这不仅是毕巧林对自己的鉴定，也是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专制制度的无情鞭挞，因为归根结底，这样一代青年人之所以无所作为、空虚无聊、玩世不恭，都是沙皇的黑暗统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人们在读了这“多余的人”的故事之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必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种制造“多余人”的社会条件。历史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前进着。

人物形象

从作品的整体而言，除了对俄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之外，其震撼人心的魅力还在于对毕巧林这个人物的灵魂异变历程的揭示，即对主人公的机智、犀利与狡黠、刁钻，自觉与不自觉的害人与害己行为心灵成因的展现以及哲学思考。这种展现与思考不仅具有对社会现实的真实面貌的启迪意义，更具有对人与人性的认识价值。

人生哲理蕴涵的融入，是小说获得丰富色彩与幽深内含的重要原因。对读者来说，毕巧林这个形象与其说是时代优秀贵族青年的代表，莫如说是作家笔下的杰出的虚构形象更确切，因为主人公本身就包容了作者对人生的众多领悟。莱蒙托夫有意识地围绕着毕巧林人生历程的描述写出了他对爱与恨、理与情、善与恶、生与死、幸福与苦难等哲学的思索，从而使作品具有丰厚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的深入就是对人生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彻底的反思与怀疑，追寻事物的终极真理。

结构

《当代英雄》是俄国文学中的第一部心理分析小说，因此小说的结构颇见匠心，先是由在高加索服役的军官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向作者（身份是一个过路军官）讲述毕巧林和切尔克斯姑娘贝拉的爱情故事，接着由这作者讲述途中见到毕巧林的印象，并由此引出《毕巧林日记》中的三篇小说。这时已经不是由第三者来介绍毕巧林，而是由主人公毕巧林自己来剖析自己的心灵了。作家采用日记的形式来塑造毕巧林的性格是本书作为心理分析小说的一个特点。日记是一种人物的自白，在这里，有对自己整个内心世界，自己整个复杂、矛盾的内心的精细分析，有对周围人物的细心观察，以及对时代与社会事件的主观评述。作者采用这种由客观到主观的描述，终于把人物从外貌到内心完全彻底地展示出来，使人物犹如站在伦琴射线前面，里里外外都暴露无遗，读者对人物的感知由此得以更加具体和实在，而作家所着重采取的心理分析方法也由此得到更好的发挥。

与以往小说的那种单向度、直线式叙述方式不同，《当代英雄》采用了一种崭新的、便于表现生活的整体面貌和内在律动的多线索多向度叙述方式。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3个故事叙述者：一个是从第比利斯往北旅行，沿途写旅行笔记的作者；一个是“年轻上尉”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还有一个便是“当代英雄”毕巧林本人。3个叙述者分别叙述了5个可以各自独立成篇的故事，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通读整部小说，可以发现《当代英雄》的叙事时序与故事时序并不一致。从小说中读者可以大致了解毕巧林从在高加索生活到“再从波斯回国的途中死去”这个阶段的历程，按照事件发展先后顺序（即故事时序）来排列的话，小说各个组成部分应该这样来排列《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日记（序言）》。但作者却有意将这一故事时序打乱，先通过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之口讲述毕巧林五年前与他生活交往的经历，再写作者亲见毕巧林与马克西姆久别重逢的情景，再写作者听闻毕巧林死去，最后才将毕巧林去往要塞之前（也就是与马克西姆相识之前）的日记公布于读者。所以小说实际上的叙事时序是这样的：《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日记（序言）》—《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小说的故事时序虽然被打乱，但却不是无章可循的。这是作者为了刻画毕巧林这个人物形象而有意为之。作者先通过第三者的口述间接描述毕巧林，接着通过作者的亲眼所见直接刻画毕巧林，再通过毕巧林的日记，从人物内心的情感，更进一步描画出毕巧林的内心世界。

语言

莱蒙托夫在创作过程中十分注重对文学语言的挑选、加工与锤炼。在《当代英雄》中，他放弃运用自己以前比较熟悉的那种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甚至有点过度铺张的语言，有意避开那些过分华丽的辞藻和过多的隐喻语言，精心地在俄罗斯语言宝库中挑选出那些最确切也最适合作品需要的词语，再加以精雕细琢，重新排列组合到作品中，从而使小说的语言外观有了一种鲜明的艺术性特征，朴素、精确、洗炼，极易为读者理解与接受。

在对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当中，小说家莱蒙托夫总是寻求选择和运用那些最能够表现或揭示出某种生活现象的性质特征的词语，这些精心选择和淘洗出来的语词，很难用其他的语词来取代而不丧失它们鲜明的表现力，因而能够最有力最准确地传达出小说人物和作家本人的生活形貌和思想感情。

恰到好处的比喻，能够很容易地把一些抽象隐蔽的事情与人们日常习见的东西联系起来，使之如能手触目睹。《当代英雄》中的许多比喻不仅新鲜奇特，妙趣天成，而且常常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这正是莱蒙托夫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创作特点。在莱蒙托夫笔下，空气是“又清洁新鲜，像是婴儿的接吻”；暴风雪则“像是一只向囚禁自己着铁笼的格子啄击的，叫喊着的鹰”；而故事的叙述者之一的小说主人公毕巧林则认为自己“好像一个生长在双桅贼船上的水手”。所有这些形象的比喻，都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张力，提高了阅读的审美效果。

语调变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是《当代英雄》叙述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客观地说，莱蒙托夫确实是一位语言大师，无论是在对客观事实的陈述方面，人物的对话当中还是在进行抒情性的叙述与描写之时，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小说当中的人物对话和叙述者对人物行为的评述更是这样，既切合各人的身份，又透射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特征。

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是一位平凡的老军人，文化水平很低，但心地仁慈善良，很懂得关心人体贴人，他的语言首先是一种诚实纯朴而又迷恫模糊的日常口语，但是，在讲述到贝拉的故事之时，他却能够善意地避开一些低级的、粗俗的字眼；而一心往上爬的格鲁式尼茨基则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刻意模仿上流社会人们那种说话的语气、姿态，以高谈阔论、夸夸其谈来掩盖自己精神的贫乏、内心的空虚和本质上的粗俗，显示出那个时代俄罗斯上流社会中某些人的虚伪性格和生活态度。

最典型地体现出人物个性特征，并能以此透射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信息的，还是小说主人公毕巧林的语言，他的语言实质上与小说作者莱蒙托夫的语言很难区别开来。因为他们出身、经历基本相同，处于同样的生活环境，届于同样的社会集团或阶层，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所以无论语言、行为还是思维方式都是大致相通的。在小说当中，《塔曼》的语言是最典型的毕巧林式的语言，也是最典型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语言。它们和《玛丽公主》、《宿命论者》的语言以及《贝拉》中的部分叙述语言十分接近，简洁、精炼、优美、含蓄蕴藉，富于感情色彩，因而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在这种优美的语言形式中，莱蒙托夫喜欢插入一些抒情的内容，甚至个别地方带有浓郁的罗曼蒂克色彩（比如《玛丽公主》中的个别片断即是如此）。

《当代英雄》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第一部心理小说。莱蒙托夫运用口头语言，极力避免使用过时的外来语和法语。人物语言富于鲜明的个性。《当代英雄》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作者试图通过毕巧林对社会的态度来揭示他的个性。毕巧林既是社会的产物，同时又与社会对立，不能融入社会。他是当时的青年一代的代表，他们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因而进入了那个“多余人”行列。

《当代英雄》是俄国现代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出现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俄国作家果戈理：“我们任何人都还没有写过这样合乎规格的、优美的、脍炙人口的散文。”

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整篇小说渗透了诗意，充满了浓厚的情趣。小说里每个词都意味深长……小说里说的话有时像闪电，有时像一把利剑，有时像撒在天鹅绒上的珍珠。”

俄国作家契诃夫：“我不知道有比莱蒙托夫再好的语言了。我是这样做着：我把他的小说像在学校里做学生时那样的一句一节地分开来……我再照样学着写。”

莱蒙托夫（1814～1841），19世纪俄罗斯诗人。出生在贵族家庭，曾进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禁卫军军官学校学习。1834年入军队服役。早在中学时期，诗人就开始写诗，受普希金和拜伦的诗影响颇大。青年时代的诗人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写下了很多对当时腐朽社会不满的诗歌。1837年，诗人写下《诗人之死》一诗，悼念普希金，触怒了沙皇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地区。流放期间是诗人创作的高峰期，写下了《当代英雄》、 《祖国》、 《恶魔》等作品。1840年，诗人遭到沙皇政府的谋杀，身受重伤。1841年，诗人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