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嘉衡（1921年7月～2010年8月22日），祖籍广东
兴宁，1921年7月生于印尼，1938年参加
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交通兵团，1940年考入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2005年3月，彭嘉衡将自己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捐赠给了抗日战争纪念馆。2010年8月22日下午2点整，享年89周岁的彭嘉衡在
北京逝世。
个人经历
彭嘉衡，1921年7月生于印尼，祖籍：广东
兴宁1938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交通兵团，1942年赴美国高级飞行学校学习。1944年加入飞虎队。
1947年，彭嘉衡退役返回印尼。1950年回国进入
民航局工作，1986年退休。因参加对日空战超过50次，1945年获美国空军颁发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1921年 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昔加罗
1937年秋 投考黄埔军校17期，被录取在华侨总队
1941年12月 被录取为中央航校15期学员，后留美学习飞行
1944年7月 归国参加中美空军联队
1945年5月 参加芷江会战
1945年8月14日 因参加对日空战64次，获美国政府颁发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抗日英雄称号
1947年8月 返回印尼
1950年9月 闻讯香港“两航”起义，重返大陆
1986年 在民航北京管理局退休
2005年3月，彭嘉衡将“优异飞行十字勋章”捐赠给了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
2005年9月3日，在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彭嘉衡作为抗日老战士，接受了胡锦涛主席的接见。中国政府授予彭嘉衡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
2010年8月22日彭嘉衡在北京辞世，享年90岁。
个人自述
我原名叫彭淮清，是印尼华侨。15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回老家广东兴宁县读书。没多久，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同学们带着杀敌报国的决心纷纷投笔从戎，我也参加了第4集团军交通兵团。1940年，前身为
黄埔军校的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来招生。因为学校要求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我就借了老乡彭嘉衡的高中毕业证书报名应试，没想到竟榜上有名。被录取的考生列队点名时，点到彭嘉衡的名字没人回应，招生人员喊了3次，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在叫我呢，连忙回答了一声“到”。从此，我就变成了彭嘉衡。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不仅是我名字的改变，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正式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不久，中央航校来我们学校招生。那时中国空军十分弱小，虽然飞行员们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制空权还是被日本空军掌握。由于常挨日本空军轰炸，我早就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了。所以一得知消息我立即报了名，结果又被录取了，成为航校第15期飞行学员。
在航校里我学得很认真，初级班飞行培训毕业后，获得去美国进一步学习的资格。在美国学习将近两年，1944年我回到了祖国。当去重庆空军总部报到时，有关人员告诉我，我被分配到美国第14航空队中美混合联队第5大队17中队。
当时，第14航空队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上知名度也很高。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创始人是美军退役军官陈纳德。为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1941年在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陈纳德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来华对日作战。他们驾驶着画有“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的战机，屡次打败强大的日本空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飞虎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空军，并成立了中美混合联队。此后，“飞虎队”越战越勇，不仅在中国的天空中打击
日军，而且远赴东南亚和日军作战，还飞越喜马拉雅山，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把大量军用物资从印度送到中国。所以，听到自己被分到“飞虎队”的消息，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亲身经历使我认识到，“飞虎队”的威名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
第5大队驻守在位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机场。芷江机场航空设施条件较差，碎石跑道又短又窄，三面环水，而且跑道两头又有小山，作为机场并不理想。但它位于前线附近，又很隐蔽，所以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美混合联队由中美两国
飞行员共同组成，其中大队长、队长、飞行员都是两国人员各半，每次执行任务也是两国人员各半。当时我们驾驶的美国飞机性能优越。比如，我驾驶的P—51野马式战斗机，是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钢铁装甲，火力强大，油箱被击中后可以自动封闭。日本飞机虽然在性能上不如我们的飞机，但飞行员技术娴熟，作战勇敢，因此空战十分激烈。
记得我刚到17中队报到，就听说我在中央航校的教官、分队长林耀在战斗中牺牲了。没几天，越南归国华侨、分队长卢易彪又牺牲了。接着，我的同学陈置也牺牲了，朱杰在战斗中受重伤，俞杨和因飞机被敌人炮火击中下落不明……
美国飞行员牺牲的也很多。有一天，我正在值班室等待任务，突然天空中摇摇晃晃地飞来一架
B-25轰炸机。这架受伤的飞机栽到离值班室只有五六十米远的地方，当即起火燃烧。一名美国飞行员被夹在机舱里出不来，救护人员束手无策。美国大队长见他被烧得惨叫不止，拔出手枪向他开了两枪，然后低着头慢慢走开了。我看见大队长一边走一边哭，满脸都是泪水。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例，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也使我认识到“飞虎队”的威名，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想到自己说不定哪次上天后，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就和同住一屋的同学马宗骏，相互交待起后事。交待完，我马上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以后的战斗中，我表现得异常勇猛，也多次遇到险情。其中最难忘的一次，是奉命轰炸武汉长江江面上的日军军舰。
当时我和战友们驾机穿云破雾来到汉口，看到江面上日军军舰正在飞机的掩护下向西开进。我避开日机向敌人军舰发起猛攻，日军军舰的防空火炮向我齐射。我对准日军军舰丢下炸弹后急忙撤退，但飞机还是受了伤。飞回机场后，我发现飞机的机尾被打出20多个弹孔。看着这些弹孔，我马上出了一身冷汗。
日军将领乘坐飞机，在我们大队9架飞机的押送下，前来递交投降书
在中美空军猛烈的打击下，日本空军损失惨重，渐渐变得无还手之力。我们乘机扩大战果，派遣飞机轰炸日本本土。1945年2月25日，我们中美混合联队轰炸了防卫严密的日本皇宫，使日本人受到极大震撼，日本首相小矶国昭不得不向天皇谢罪。
日军在天空中打不过我们，就在地面上想办法。3月下旬，日军大本营集中重兵，先后在鄂北、豫西发动攻势，在付出极大伤亡后，夺得了南阳、襄阳、老河口等地的飞机场。但我们混合联队的飞机还是不断轰炸日本本土和平汉、粤汉、津浦等铁路沿线，日军这才发现我们的机场在芷江。随之，日军集中8万大军进攻
湘西。
由于
芷江机场的重要地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现日军的企图后，不仅从附近调集大批部队阻击日军，还特意从昆明空运来原属于中国远征军的
新六军保卫机场。那场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日军官兵嚎叫着拼命进攻，中国军队呐喊着拼死抵抗。为支援中国守军作战，我们驾驶着战机对敌人进行猛烈轰炸。随着炸弹像冰雹似的投向敌阵，湘西翠绿的山峦，转眼间被染成片片殷红，中国军队乘机发起反攻。战斗结束了，冲在最前面的日军一线部队，没有一人生还。素以具有
武士道精神闻名于世的日军官兵，顾不得掩埋战死的同伴连夜后撤。
芷江战斗后，没过几个月，日本就宣布投降。当时，还在芷江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那天，看着日军将领乘坐飞机，在我们大队9架飞机的押送下，飞临芷江递交投降书时，我百感交集，不禁又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们。
抗日战争胜利了，“飞虎队”也光荣地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来自美国的战友返回家乡，中国飞行员被改编为中国空军。
“飞虎队”从成立到抗战结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
商船、44艘军舰，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以上。这辉煌的战绩里不仅凝结着美国飞行员的鲜血，也凝结着许多中国飞行员的鲜血。不久前，我把自己在“飞虎队”获得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捐赠给
中国国家博物馆。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让更多人了解“飞虎队”里中国飞行员的事迹，记住他们为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
英雄离世
在京的最后一位飞虎队老英雄彭嘉衡于2010年8月22日14时离世，享年89周岁。从确诊白血病晚期至今，老人已经与病魔鏖战了近一年。昨天，在
首都机场附近的老人家中，亲人摆设了一个简单的灵堂。临终前不断念叨“回家”
“老彭啊，你不是一直要回家嘛，现在咱回来了。”昨天下午，彭老的夫人倚在桌子前，怀抱着丈夫的照片，用一块干净的白布轻轻擦拭，不时将脸紧紧贴上去。
据彭老的三子彭灼南介绍，老爷子身体一直很好，有段时间突然瘦了下去，“一个月竟然瘦了24斤，去医院一检查，已经是白血病晚期了。”因为彭老一辈子啥都经历过，家人也知道隐瞒病情没用，就告诉了彭老，“没想到他倒是挺想得开，没有一丝悲观情绪。”
此后，老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头脑清醒的彭老终止了治疗。“他不愿再浪费钱了。”彭夫人说。8月21日晚，躺在机场医院的彭老病情突然恶化，
呼吸困难，发高烧，但意识一直清醒。直到前天中午，彭老嘴里不断念叨着“回家，回家……”意识也开始模糊，并不时吐出血痰。“下午两点整，父亲在平静中停止了心跳。”彭灼南告诉记者。
基本将所有东西都捐了
在老人家中有一摞荣誉证书，还有一些捐赠证明。
之前彭老的夫人因无钱看病，准备卖房救治，经媒体报道后，很多热心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我们全家都很感谢这些人。”彭老的二子彭灼西透露，彭老的账户中已有10多万元，“这部分善款除去父亲的医疗费后还会剩下一部分，按照父亲临终前的嘱托，等医院结账后，我们会将剩余善款再捐出去，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白血病患者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彭灼南还给记者展示了一份遗嘱，这是彭老在2008年8月8日当晚写的，“当时身体还很棒，但他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什么事儿都想得很开。”记者在这份遗嘱中发现，有几条是“一切从简，不摆灵堂，不通知媒体”。“我们已经违背父亲的意愿了，但想到全国还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老爷子，他现在离去了，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彭灼南说。
亲属成员
夫人：傅汝梅
儿子：彭灼东、彭灼西、彭灼南
相关著作
彭嘉衡的事迹已被写成《梦断蓝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