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荆风（1929年11月22日—2018年7月24日），出生于江西省鄱阳县，祖籍江西省萍乡市，中国当代军旅作家，历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29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西省鄱阳县。1944年，在江西上犹《凯报》发表文学作品散文《犹水欢歌》。1947年，与李耕等人在江西上饶组建“牧野文学社”，在上饶《民锋日报》编文艺旬刊《牧野》10余期。1949年6月，在南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进驻云南，并进入二野军政大学学习；8月，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随军跨越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步行3000公里，于1950年3月进驻昆明。

1950年，毕业于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春，调至军区《文艺生活》月刊担任编辑。1952年，开始发表描写边疆战斗生活和少数民族风俗人情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边疆特色。1953年3月，发表了短篇小说《倮黑小民兵》。1954年3月，发表了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1955年，由边疆连队调到昆明军区任创作员。

1956年，加入云南省作协；同年9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与林予合写的《边寨烽火》，与陈希午合写的《芦笙恋歌》两部电影剧本，摄制成影片；同年，“反右运动”期间，彭荆风被错误的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1957年9月至1961年年底，被流放至滇西宾居农场劳动改造。

1962年年初，在一位部队首长的关照下，得以返回昆明军区任创作员；同年，以“刘扶”的笔名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驿道上》，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碗》、散文《姐姐们》，并与别人合作发表了散文《星期街》；同年，开始了长篇小说《鹿衔草》的创作。

1963年，发表了三个短篇《摸鱼儿》《橄榄》《牛岔街》，一篇与人合作的散文《鱼宴》。1964年，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红漆扁担》。1965年，发表了一篇散文《边寨春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彭荆风遭受大量的批斗，《鹿衔草》被打成了“大毒草”，原稿被劫掠去一焚而空。1968年10月，因“反林彪”等一些凭空捏造的罪行，被带上高帽，未经审判便被投进监狱待了7年，期间待过了云南的四大监狱。1975年8月，出狱，并在之后得到平反。1977年11月2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小说《驿路梨花》，这是“文革”结束、彭荆风蒙冤平反后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1978年，《驿路梨花》被收录到初中语文教材中。1979年3月，出版中篇小说《蛮帅部落的后代》；7月，出版长篇小说《鹿衔草》，小说写了老林苦聪人的痛苦，，也写了苦聪人与傣族人、瑶族人、哈尼族人之间的悲欢离合、错综复杂的关系。

1980年3月，出版中篇小说《爱与恨的边界》，描写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争的故事；8月，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绿色的网》，反映了对越反击战中军民并肩战斗的深情厚谊，以及“十年浩劫”动乱中各种不同人物的命运；11月，出版中篇小说《雾茫茫》，以“十年浩劫”为背景，围绕着一个无罪入狱的瑶族青年邓阿弩在狱中的生活，展示了一场善良与丑恶、光明与黑暗的艰苦斗争。

1983年5月，出版短篇小说集《巫山一段云》；同年起，历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1984年4月，出版中篇小说《秋雨》；5月，出版中篇小说《云里雾里》。1985年12月，出版短篇小说集《红指甲》。

1987年4月，出版长篇小说《断肠草》。1989年9月，出版散文集《泸沽湖水色》。1990年，退休。1992年，出版长篇小说《师长在向士兵敬礼》。1994年9月，出版长篇小说《绿月亮》。1996年9月，出版传记小说《秦基伟将军》。

1999年7月，出版长篇小说《孤城日落》。2002年5月，出版报告文学《滇缅铁路祭》。2003年4月，出版文学评论集《彭荆风谈文学》。2005年8月，出版纪实长篇小说《挥戈落日 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2009年5月，出版报告文学《解放大西南》。

2016年7月，出版纪实文学《旌旗万里 中国远征军在缅印》。2018年7月24日上午6时53分，彭荆风逝世，享年89岁；11月，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出版。2019年12月，出版长篇散文《初进佤山》，以散文形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佤山日新月异的变化。

彭荆风的父亲彭复苏，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平民国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刘白羽是他的学生。20世纪30年代，一起参加辛亥革命的同学熊式辉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希望彭复苏回家乡参政，他便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任铅山县县长。在彭荆风的印象中，父亲为人耿直，为官清廉。但是，由于彭复苏难容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而遭免职，从此失业多年。

1944年，彭复苏的铅山佛教界朋友念他当年为政清明，在他急寻一立锥之地时，邀约他回铅山居住。彭荆风的母亲和弟弟于1946年冬，也从赣州乡间的巫家凹迁来，分散多年一家人终于团聚。

彭荆风的女儿是彭鸽子，孙女是彭楹文，都成为了作家，其中彭鸽子于199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2008年，以描写佤族地区历史文化的长卷散文《走进司岗里腹地》，成为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得主。

矛盾冲突

彭荆风作品中弱化各少数民族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矛盾，以及各民族文化差异，将阶级矛盾冲突置于首位，“凸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通过阶级矛盾分析云南本地民族上层集团土司的腐朽、残暴、血腥和下层人民痛苦不堪的凄凉悲惨遭遇，消解族群之间的认同差异，认可共产党的革命、真心诚意的接受共产党。“在主权国家疆域内想象并塑造文化共同体记忆的民族主义运作，同时也需要创造新的国家政治主体”。《太阳升起》一文描写西盟佤山的民族解放工作时，彭荆风选取阶级对立矛盾视角，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放在蛮丙部落与永恩部落间的世代矛盾纠葛冲突的首位进行叙事，文本以金文才领导的小组所代表的共产党、以窝朗牛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三种势力及其以残匪屈洪斋为代表反动派构成三足鼎立之姿。金文才代表共产党来到了蛮丙部落进行群众的思想解放工作，而残匪屈洪斋则藏身于永恩部落的暗处，企图借助永恩部落对新兴的政权进行破坏，一明一暗进行博弈。“弱化或消解民族间旧有的族际关系逻辑”，用阶级矛盾来凸显民族问题并沟通融汇各民族情感。

宗教信仰

彭荆风作品中边地“异数”被不同程度的遮蔽与消解，首先表现在宗教信仰、神灵崇拜等文化上，体现出对宗教文化的疏离与解构，通过以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念来破除宗教的神秘性，将其简单的划为封建昧腐与落后无知，尤其是通过对暴露出神秘事件的人为参与性，消解神灵叙事所带来的神秘感，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简单化处理。在《太阳升起》《鹿衔草》等文中简单写出魔巴、毕摩等利用神灵满足私欲、弄虚作假欺瞒部落居民，实则与常人无异，常年的与外界失联、自身的刚愎自用以及衰老的年岁使得他们的思想甚至有时更为迂腐，他们所谓的巫术也不过是虚假的骗人之术。《太阳升起》一文中叙写窝朗牛及其族人对“莫伟其”神的敬畏与尊崇的同时也通过对魔巴祭祀祈祷神灵这一重要环节来消解了文章的神秘感，因“莫伟其”神显灵的人头桩使得金文才等人得以进入部落、叶妙被救等，到头来都是人为介入的结果。

边地自然

彭荆风的作品中除却主流意识的融入外，更多的保有了鲜明的云南各民族印象与特色。彭荆风所到之处多是较少受到现代文明影响与侵蚀的地域，这些地方大多保持了较为完美的原始自然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少数民族具有异域独特的民情风俗。彭荆风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对云南自然生态山水之姿的描摹。自然山水的描写不仅是简单为人物烘托服务的作用，这里的人与自然构成了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彭荆风的特色之域书写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熏染着奇谲的幽美画卷的边地风貌的同时也突显出边地自然的自在性与原始性，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一特性也滋养哺育了独具特色的边地儿女。对愈演愈恶化的生态环境而言彭荆风对边地叙事中所体现出的生态书写也可以看作为一种生态文明的倡导者与先行者。

战争叙事

作为一个部队作家，彭荆风的多数时间是关注边防建设与军旅生活，彩云之南如诗如画、边地军民亲如一家的融洽、边疆建设者的高贵品质等都张扬着诗意的、朴实的美，边地书写构成彭荆风作品创作的基调与底色，而战争叙事始终是创作的内核与精神追求，战火的纷飞与边地的诗意交相辉映。从反映1950年代云南边地局部剿灭残匪的战斗到将视野转为更为宏阔的革命历史战争的全景式描写，继而对和平年代军营书写的初探，彭荆风未将自己拘泥于一处，红加黑的写作基调，既有政治话语、主流意识形态下正面价值观的塑造与弘扬，也有对政治现实、生活现实的嘲讽与揭露；坚持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的主旋律，是军队的魂灵、军人精神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的国魂所在；否定去英雄化的书写，需要特殊场域下铁的纪律以及军人的自觉约束，表现强烈的军人身份的认同，肯定战争必要性的同时斥责战争对边民和谐及自然之景等宁静美的毁坏；以及以人道主义视角探讨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严重摧残与破坏。

民族精神

彭荆风作品中，对原生态的战场进行展现，以及战争的极端环境中谱写个体生命精神状态的历程，和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迸发出的民族凝聚力等，反映战争环境下的中华民族精神。《旌旗万里》正面反映二战背景下蒋介石政府先后派出了二十余万军队的中国远征军去往缅甸作战的史诗，悲叹整场战局下弱国处境的无奈、悲哀、艰辛以及征战中的集体主义与国家荣誉意识；《滇缅铁路祭》以修筑滇缅铁路为线索诉说云南几十万人民和当时全国的优秀工程师、专家学者的爱国情怀和创造力，为这段抗战救国中的建设事业树碑立传，真实、完整而生动的叙写了这段被湮没于记忆尘埃中修筑铁路的悲惨历史；《解放大西南》全景式、多角度地展现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壮阔图景下民心所向的势如破竹；《孤城日落》在腾冲之战的庄严与悲痛的背景与氛围中以慰安妇花莲的悲惨命运为主线再现日本法西斯战争摧残下的民族创伤以及民族的觉醒与反抗。国共两党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抗战，各个阶层及军人浴血奋战，专家技术人员进行专业扶持，工农群众投身筑路铺路等彰显团结一致与誓死卫国的决心以及自强不息、坚强不屈与奋勇进取的勇气等中华民族特有凝聚力。

悲剧精神

彭荆风在弘扬英雄主义、民族精神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正视战争的残酷、探究战争对人性、对肉身以及精神的戕害，通过摹写人物的心理、思索人物命运等试图展现被遮蔽的战争历史的悲剧底色，扩展了作品的叙事空间和精神意蕴。在这一整体态势的发展中试图以创作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审美性并存，在历史、战争和现实之中探寻更为广阔而有深度的精神存在书写，追求悲剧精神的超越性。

书写苦难

彭荆风边地叙事的民族国家建构首先表现在通过原住民苦难的营造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唤醒边民共识与认同，通过各民族共同体相同历史经验的重述以建构统一国同体。如《鹿衔草》中，通过白老大“走出——走进——再次走出老林”这一线索，完成了苦聪人苦难生活的民族解放史的建构：白老大与妻子阿娟生活在老林深处终日与寒冷、饥饿、野兽做着无休止的斗争，饥寒交迫中白老大外出觅食，独处的妻子与恶狼的搏击后丧生，临死前为着白老大能够继续生存，希望白老大走出老林。妻子阿娟是促使白老大走出老林的第一个动因，相较于林内的窘境，林外反动土司统治的天下比洪水猛兽更甚，踟蹰犹豫的白老大在得知土司老爷被淹死的消息后决心走出老林。然而第一次的走出老林以白老大重回老林而告终，土司老爷虽被淹死，但土司制度并未瓦解，小土司老爷刀金柱更为残暴，走出老林的白老大进入了另一个更为黑暗的无边漩涡，被仗势欺人的岩丁抓入土司家地牢遭受铁链穿过锁骨的巨痛与土司爪牙的毒打，身心受到摧残后“带着铁骨上的创伤和痛苦记忆回那云雾深锁的高山老林去了”，企图以一己之力第一次走出老林的白老大以失败告终，只能以受损的躯体与残破的心回到老林的更深处，原始老林也从自然世界不可抗的象征转为庇佑苦聪人继续生存的唯一选择。第二次的成功走出则是到了五十年代，此时云南已实现民族解放，远在老林深处的苦聪人却并不知晓反动土司的统治已土崩瓦解，以为外面依旧是残狼虎豹之所而抗拒走出老林，在共产党的寻觅与帮助下苦聪人最终得以走出老林走向新生，完成解放苦聪人的民族史书写。

国家认同感

彭荆风一方面中描述20世纪50年代云南边地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活，通过各民族群众参与当下生产建设、领土保卫、对毛主席的认同及崇拜向往的书写，从而提高边民政治觉悟、思想认识，鼓舞动员边民参与共建新社会来增强了国家认同感与凝聚力。《拉祜族小民兵》里卡马寨的拉祜族人在密林深处追击试图逃窜出国的残匪，为保卫国土，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参与到残匪剿灭的任务中，凭借自己的勇气、坚毅以及智慧共同守护疆土。以冷静沉稳保卫家乡的联防分队长扎帕和机智应变的儿童团长小犁为代表的边民最终将残匪歼击于国门之下。而十二三岁的小犁在战斗过程中不幸负伤，但他处事镇定、随机应变而又不惧危难，他身上已具备了英雄的高贵品格，而他“一定要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线索更是贯穿全文，这是边民对共产党领导的新生共和国思想认同的表现。

伤痕叙事

彭荆风因边地芦笙的悠扬而为当时的文坛熟知，随之而来的是4年的农场改造，7年的牢狱之灾。除却贯彻始终的边地与战争，关于“文革”等历史创伤的书写虽数量不多，但离开文坛22年的经历也构成了彭荆风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归来的一代，如何讲述文革体现出彭荆风的独特姿态，从文革的伤痕揭露到历史反思，彭荆风没有将造成的伤痛进行情绪化的宣泄、痛斥和抱怨，而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细腻的将细节娓娓道来，赤裸裸地展示伤痕，展示“左”的错误给个人、民族、国家带来的伤害，诘问历史和社会。通过刻画文革背景下的流氓、小偷、强奸犯、知识分子等众生相反映人们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与受到的重创，以及搅弄风雨者的丑态来完成对“文革”历史的批判和反思。转变20世纪50年代以颂歌和赞歌为主的单一叙述，表明作者正视悲剧的决心和反思文革的坚定态度，体现出彭荆风独立人格的坚守以及自始至终自由思考的精神。

异域风情

彭荆风作品呈现出迥异于中原文化民族风情的浓郁的地域色彩与地域文化。为深入感知云南原生态的生活，寻求真实与存在的美，他离开昆明深入边地，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边地剿匪等经历成为其笔下异域色彩的基调。抒情与浪漫的笔调对西南边地生活进行了细致描摹，呈现出边地生活文化独特的美学意蕴。作品中对边地自然、民情风俗等的描写俯拾皆是，对饮食、服饰文化，祭祀、节日习俗的具体生动的书写，对部落间的械斗、祭人头桩等野蛮迷信民俗等的特写，以及对毕摩、魔巴等特殊人物的神灵崇拜等真实描摹，扑面而来的是云南边地原生态的日常生活质感、绚烂的地方色彩、以及带有神秘和传奇色彩的边地生活。彭荆风以陌生化的审美姿态呈现云南这块深邃而又充满魅力、质朴而又古老的神奇、活力异域。

柔情秀美

彭荆风在其作品中展示了一幅和谐共荣下边地柔情与秀美的自在、优美、和谐的自然画卷。如《红指甲》中，“月色很好，水溶溶的月光下，大榕树、凤尾竹、香蕉林，都像水洗过一样的清新、幽静。花草细小的看不清，却散发着一阵阵扑鼻清香，特别是素馨花那沁人肺腑的芳香，更为浓郁、醉人，那些攀满了素馨花藤叶的竹楼，仿佛就是香的宝库”，在一阵铺排中呈现出边地少数民族特有的异域生态风情，于诗情画意之中完成对边地自然的礼赞。《佧佤部落的火把》中，“春天。辽阔的大盈江闪着银色的水光，静静地穿过那狭长的平坦坝子，绕过江岸上那些被荫密的青绿竹叶围绕着的傣族人村寨，向那亚热带的南方流去。江边上种植着许多只有热带地区特有的菩提树和黄桷树。那稠密的往四周伸出去然后再垂下来的枝叶，象一柄张开了的大伞，挡住了炎热的阳光，招来了清凉的风”，通过时间、空间等多维度、多角度的立体描绘，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带领读者一起欣赏、观察与描绘，领略异域自然的旖旎风光。

个人基点

彭荆风围绕着个人命运展现社会、民族、国家的历史，通过微观的个人叙事将个人遭遇作为文本叙事的基点。《断肠草》中以大跃进运动中的“四清”工作团为背景，温柔善良的阿菊大嫂被逼死，俏丽的阿兰饱受凌辱最终轻生于冰凉潭底，憨厚的生产队长叶茂被挤扎，原本安定的苗乡因一场“四清”运动混乱一片。《秋雨》中内地的几个“造反派”趁着“文革”的大潮窜入阿佤山区倒行逆施，斗争常委书记、县长等领导干部来造反夺权，利用对毛主席的热忱赢得朴实边民的信任，借助蛮昔部落与永必部落间“打冤家”的历史矛盾企图以红色革命外衣包裹假象煽风点火挑起两部落间的仇杀械斗。彭荆风将描写的视域放置于具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即便是寂寞、荒凉而又闭塞的海岛也无法躲避这场灾难，在《海天辽阔》一文中“我”童年记忆中这片小岛幸福、安宁而又祥和，1966年到来，“我那生活的小船也被灌满了水，在茫茫大海中飘荡，打转，不知所从……”，医务所所长身体遭迫害，学校的校长跳了崖，爸妈先后死去，小岛陷入一片混乱。通过政治工作带来的创伤、边民的具体的苦难承担书写左的错误思想带给人的肉体以及精神的折磨。也表现出对文革所造成的文化艺术与遗产损害的遗憾与痛恨，对人性的张扬，呼唤理想与美好的人性，始终不为恶势力所折的斗志以及作家自身对左的错误告别这一坚定立场与态度。

讽刺戏虐

彭荆风以戏谑、讽刺、犀利笔法展现“文革”的动荡年代中弄潮儿的丑态，描写一些人蜕变为鬼的过程及其卑劣行径，鞭笞蹿跳于人生舞台的某些丑类的龌龊灵魂；在结尾处打破一般伤痕文学下的光明模式，营造出前路的不可知。彭荆风采取“施害——受害”这一叙事手法，主角多是事故、阴谋的发起者与施害者，最后又被他人采取同样的方式陷害沦为受害者，享受被他人陷害的苦果。《八面玲珑》中的吕一马部长是个野心家与阴谋家，人前人后两幅嘴脸，导演和指挥着揭发玉部长的大字报事件，靠着这一阴险手段在事业上成功的更上一层楼，而好景不长，最终他又被自己的部下冯升以当年陷害玉部长的相同手段，将自己得事业与前途断送在大字报上。《永远的告别》中的“刽子手”老李也被关进了牛棚，批斗者变成了被批斗者。

“一个优秀作家的创作是与他的生命不可分割的。”“彭荆风先生一生热爱文学，从未间断过写作。一方面，他积极投身国家解放事业，建国后一直坚持守在边防第一线，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阅读让他的作品呈现出多样的艺术风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当代作家铁凝评）

“每个时代应该有每个时代的高峰，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会出现自己的高峰，彭荆风先生就是西南军区，也是云南的一座高峰。这座高峰追逐着我们共和国的成长历史，书写了我们民族翻身解放、从世界的边缘走入世界中心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军人，彭荆风的一身正气令人崇敬，对作家，尤其是对军旅作家，他是标杆一样的存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评）

“彭荆风是当代文坛成就突出、令人敬重的军旅作家。他的创作，扎根于时代，扎根于人民，有着为时代、为历史、为人民写作的崇高品格。他的小说从自己切身经历和深切体验出发，饱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思考，闪烁着时代精神的火花，反映着我们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愿望和理想，体现着一位军旅作家始终如一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新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其构思60余年、写作时间长达10年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就是这样一部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和突出艺术魅力的力作。”（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评）

“彭荆风的离世，是云南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文坛的损失。彭荆风毕生从事文学创作，他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六十多年来，他扎根云南、情系云南，用文字描述云南拉祜族、哈尼族、佤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独特而丰富的人文，描述滇缅公路、滇越铁路，以及中国远征军等苦难而悲壮的历史，他是云南边地军旅文学开拓者之一，也是集大成者之一。”（云南省文联党组书记李勇评）

“彭荆风虽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他的‘歌喉’却不曾嘶哑，依然坚持文学创作。”（评论家范咏戈评）

“彭荆风是一个将少数民族文学与军旅文学紧密结合的、有整体文学视野的作家，他的小说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彭荆风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文学初心与文学信仰，小说风格一以贯之，具有朴素、稳健、真诚的审美品格，这是非常可贵的文学品质。”（彭荆风长篇小说《太阳升起》研讨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