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堇侯(1895-1979年),名恭懋,别署元长,斋名“海棠巢”,乐清人。其父徐干为乐清著名乡绅,曾出资一万两白银捐建1908年孙诒让创办的温州师范学堂。徐堇侯先生幼承家学,曾师从刘之屏、陈黼宸、刘绍宽、朱鹏等习文史,从汪如渊学画、随叶墨卿治金石、从
蔡履平学弹三弦,平时尤喜爱昆曲,擅长中医,广学博览、多才多艺,有“东瓯才子”之誉。与夏承焘、梅冷生、吴鹭山、
苏渊雷等为至交诗友。
徐堇侯,名恭懋,别署元长,斋名“海棠巢”,乐清人。其父徐干为乐清著名乡绅,曾出资一万两白银捐建1908年孙诒让创办的温州师范学堂。徐堇侯先生幼承家学,曾师从刘之屏、陈黼宸、刘绍宽、朱鹏等习文史,从汪如渊学画、随叶墨卿治金石、从蔡履平学弹三弦,平时尤喜爱昆曲,擅长中医,广学博览、多才多艺,有“东瓯才子”之誉。与夏承焘、梅冷生、吴鹭山、
苏渊雷等为至交诗友。在国画方面,徐堇侯尤长意笔花卉,落笔苍劲郁勃、端庄灵动,设色清新夺目、沉着多变、艳而不俗,画格在艺坛上享有高誉,是永嘉画派的传承者和开来者,是近现代温州文人画的代表。当代温州著名书画家
刘旦宅、
谢振瓯、吴绶镐、张如元、黄德源等都曾从其学画,出其门下。
徐堇侯先生的名声,我初闻于
刘旦宅先生。刘先生幼秉异赋,有“神童”之称,我以为是无师自通,先生则表示非是,而得益于堇侯先生的教授,言谈间敬重有加。后来结识了
谢振瓯先生,又相识了吴绶镐、张如元等先生,讲起他们的师承,无不出于堇侯先生的门墙,于是印象日深。但真正见到他的作品,因而得以先睹为快。 先生名恭懋,别署元长、岑亭长,晚年署玄长、堇老、贞翁、玄翁、徐老等,斋名“海棠巢”,乐清人。1895年生,1979年卒。出身乡绅,幼承家学,广结师友,皆一时彦硕名流。于金石书画之外,文史、诗词、昆曲,无所不涉,所谓“许询、逸少,经年共赏林泉,谢傅、
戴逵,终日唯论琴书”,雅会襟灵,有“东瓯才子”之誉。尤擅岐黄之术,维新后以此为业。据振瓯兄的叙述,先生的人品德行第一,溢而为诗文,为医术,为书画。这使我想起苏轼对文同的评价:“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如今,后生如我辈,既无缘识荆,而先生已逝,也就只能通过“好其画”来“好其德”了。
先生的作品,更早的则仅存数件。我的揣想,他早年的创作应该是很勤奋的,
刘旦宅先生的受业便在当时可证,所以留下的作品一定是不少的,但后来多毁失了。中年后恰逢政治的鼎革,于是“自觉”地亲近了药石而荒疏了笔砚,作品当然不可能太多。晚年时,“文革”的禁锢已名存实亡,不久又被正式否定,于是画兴勃发,不仅作品量剧增可证,振瓯兄等的受业于此际亦可证。
先生早年的作品,山水出于“正统派”。“丁丑(1937)冬月仿项圣谟法”为“士镛仁兄雅属”的林亭山色,出规入矩,法度森严,笔墨松灵,设色淡冶,空明静寂的意境,俨然明清的气息。同年夏月为“祝眉仁丈先生法政”的秋葵扇面,用笔之放纵似陈白阳,渍色之清逸似恽东园,墨彩之圆融似
赵撝叔,即置诸晚清后崛起的金石画派中,也堪称精品,尤以形方而神圆,似张而实凝为难能。相比较之下,自以花卉为先生的强项,而所达到的成就,是在与先生异世的不少盛名之上的。倘若维新后能有一个好的平台,相与鼓吹休明,笔歌墨舞,则二十世纪的花鸟画史上,不又将多一位真正名实相符的大家?
先生晚年的作品,于恽东园“写生正宗”用功特勤,其临仿恽的画迹多件,“师其意不在迹象间”,笔的轻、重、垂、疾、徐、粗、细、长、短,墨的枯、湿、浓、淡、疏、密、聚、散,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粗头乱服而不失正,精、气、神的郁勃飞动,若不可抑止。可见先生其时的心情,积蓄愈久,故发挥愈急愈力。仿佛饥渴已甚的美食家,一旦开禁饕餮时的大快朵颐,迫不及待,与平时从容的细嚼慢咽固然有别,与市井之徒的狼吞虎咽更有着本质的区别。水墨之外,更多作重彩,凡牡丹之雍华,冬梅之劲艳,春兰之葳蕤,芙蓉之斓斑,夹竹之浓郁,萱草之鲜盈,水仙之清洁,无不信手拈来,能触笔成春,以气盛格清称。一般气盛者格易俗,而格清者气易靡,先生两能之,可见其深厚的功力和修养。倘假以时日,心情稍趋缓和,敛其草莽,益其清华,则自可寓雄杰于平淡,
卓然而成就更大的辉煌。无奈造化弄人,如此的饕餮大餐,仅四五年的时间,大快尚未尽兴,自然顾不上细品,先生便驾鹤离席而去,未能尽其美食生涯的极致。好在他的学生辈如振瓯兄等,继续活跃在中国画美食的盛宴上,续写着永嘉画派的辉煌。
先生的画学虽出自金石一派,但他的书法却不是碑学而是帖学。所见书法作品,大多为晚年所作,用笔苍辣而架构严整,可以看出在
欧阳询上所下的功夫之深,所以虽然人书已老而高华之气犹在,若凛然而不可犯。想其早年的作品,一定是刚劲俊健,神完气足。由此也可以明了,为什么他的写意花卉,老笔纷披而能不堕颓唐,纵横排奡而能标格清韵。画从书出,以帖学书作金石画使然也。尽管其书笔缓而凝,其画笔疾而放,但内在气格的清逸是完全一致的。想先生的人品德行,也必在这清逸之气。秉此气、习此气、养此气,则居庙堂之高能不淫,处江湖之远能不移。由于他的书法,多为自撰诗文,而“诗言志”、“文载道”,所以品他的书法赏他的诗文,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把他的书画与诗文进而与德联系起来。如“丁巳(1977)三月曾霄出示其曾祖祝眉老夫子属余所绘秋葵扇面,对之慨然。回忆老夫子曩在乐清时,与先君交谊极笃,中秋赏月,余曾以童子侍立,至今忽忽已七十余年矣”,诗云:“清秋霜日映鹅黄,猛忆师门道者装。宛宛东皋松上月,一罇侍立读书堂。”诗格清隽天真,有南宋人风韵,自不待言,妙在恰好布满扇面,若量身定制,多一字则太塞,少一字则太空,没有自如地擒纵文字的修养,实在是很难办到的。而尊师重道的拳拳之情,虽垂垂老翁,竟若髫龀童孺。这样的品德,在今天的学府教育中,更是罕闻稀见了。
我多次与温州的朋友谈到,温州一地,虽然在行政的区划上,与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较为密切,但在经济、文化的观念上,却与上海有着更直接的关联。即以书画而论,如
马孟容、
马公愚、
方介堪等先生,皆于海派艺术获益甚夥,贡献尤巨。堇侯先生与上海的关系,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他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刘旦宅先生少年时,就正是由他带到上海的。从此,刘先生进入了一个高旷的用武之地,大展宏图,终于成为海派书画新一代的大师。追根溯源,我们不能忘怀堇侯先生的培育引导之功。从这一意义上,不仅温州的书画界需要感恩先生,上海的书画界同样需要感恩先生。斯人已去,斯文不丧,薪尽火传,传统的文脉一定可以期于持续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