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定超(1845—1918)，字班侯，永嘉枫林人。十三岁应童生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年(1876)中举，九年中进士，历任户部广东司主事，户部则例馆修纂，顺天乡试内修掌官，山东、陕西、湖北、河南道监察御史、京畿道掌印御史等职。为官清廉、刚直不阿。曾弹劾清朝亲贵权奸和贪官污吏多人。

徐定超（1845-1918），字班侯，永嘉县枫林人，出身农民家庭。小时聪颖好学，5岁能口诵“五经”章句数百句，10岁则援笔成文。13岁应童生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年（1876）乡试中举，光绪九年中进士。先后任户部广东司主事，户部则例馆修算，顺天乡试内修掌官，山东、陕西，湖北、河南道监察御史、京道掌印御史等职。为官清正、廉洁、勤俭、谨慎，有一定的维新思想和改革要求，曾向清廷疏陈时政得失利数十条。多次弹劲清延亲贵权好和贪官污史，致使十来顶“花翎”落地。他的老师黄体芳（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赞赏他“性慷爽，意所可否，质言无回”。教育家蔡元培给徐定超纪念祠题的对联是“御史楼台高百丈，谦官祠宇壮干秋”。

“戊戌变法”前他已认识到“社会积太深”，主张开办学堂，造就人才；在“百日维新”中，一些顽固派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狂妄”，他反驳说：“国家改革，殷周当天”，把维新改革比作以周代殷，势所必然。对变法失败，特别对谭嗣同等“六君子”及后来秋瑾的牺牲，深表痛惜，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依靠满清皇朝的自身改革是不可能的。所以得知有人欲保荐他的儿子可免试出任县知事时，他给儿子的信中说“大局未定”，要“读书待时”，鼓励子女“多学历史、地理、技术等经世有用之业”，“不患儿等不能为官，唯患儿等不能为人”。在他的思想影响下，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

“戊戌变法”失败后，1905---1906年；袁世凯不顾江、浙两省自办苏杭-甬铁路的要求，屈服于英国公使馆的压力，以向英国高利贷款、起用英国工程师的先决条件，来建造这条铁路，实际上是把这条铁路控制权拱手送给英国人，从而引起江、浙各界的极大愤慨。他立即发动24人联名上书清廷，痛陈利害，并直接揭发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同时江、浙各界通电川、陕、粤、鄂、赣、滇、闽各省、请求声援。结果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酿成震撼全国的浙江拒款保路运动，迫使清廷中止这桩卖国行为。在此期间，他大量地阅读历代医学经典及名家流派著作，对医学颜有造指，在北京医界名噪一时，被京师施药局聘为医员，就诊者接踵而至。1902年，清廷创办京师医学堂，他被聘为总教习，同时还被中医界推选为京师神州医药会社社长。他根据我国和日本的中医名著，以及自己的临床实践，撰写了《伤寒论讲义》、《灵枢素问讲义》。前者完成于1906年，书中引用的各家注释达50多家，并且去粗存精，熔众说为家。他在序言中主张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应相互学习的主张。

1909年，徐定超受聘担任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监督，起用经亨颐（日本留学生，思想进步，后来是我省“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为教务长，聘用一批思想进步的学者为教员，其中有鲁迅、马叙伦、夏丏尊、沈尹默、胡公冕等。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当时是浙江省规模最大的一所新型学校，成为传播进步思想，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徐定超在这里当了3年的监督。从这所学校中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些后来成为国内外有名的学者，如陈建功、曹聚仁、冯雪峰、潘天寿、谢文锦、宣中华、丰子恺、徐麟书等。他还以自己的薪俸积蓄，托他侄儿徐象严在永嘉家乡创办了枫林高等小学。

辛亥革命胜利后，浙江宣告独立，温州的清朝官更逃之夭夭，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温州各界推举徐定超来温主持军政分府都督。应家乡各界电邀，他于1911年11月9日从杭州回到温州。温州父老子弟夹道相迎达数万人。徐定超到任后，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从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对制止素乱局面，减少群众疾苦，巩固革命成果，起了重要作用。

徐定超为清皇朝命官，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参加同盟会跟着历史车轮前进，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渴望辛亥革命后中国能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但是，事与愿违，不久窃国大盗袁世凯算夺了革命果实，实行专制独裁，派其亲信朱瑞任浙江省督军。徐定超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于1912年秋，毅然辞掉温州军政分府的都督职务，赴杭州从事《浙江通志》编纂工作。

1918年1月4日晚，他偕同夫人胡氏经上海回温州。5日凌晨，所乘的普济轮在吴淞江口被返沪的新丰轮撞沉，徐氏夫妇一行5人均遇难，终年：73岁。

1919年，永嘉乡绅领衔在府头门建立《徐公定超功德碑》。后来，这块碑移置江心屿西塔南澄鲜阁旧址，同时修立徐公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