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敦信，男，1934年12月生，江苏扬州人。1964年7月入外交部，历任翻译队翻译，亚洲司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亚洲司处长、副司长，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1985.8～1988.2），亚洲司司长（1988.3～1989.10），部长助理（1989.10～1991.4）。外交部副部长（1991.4～1993.4）。1993年至1998年出任中国驻日本大使。1998年至200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3年以来，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会长、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等职。2005年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研究员。

1956年—1962年，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和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曾在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实习工作。1964年7月入外交部，历任翻译队翻译，亚洲司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亚洲司处长、副司长，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1985年8月—1988年2月），亚洲司司长（1988年3月—1989年10月），部长助理（1989年10月—1991年4月）。1993年4月出任驻日大使。

徐敦信的祖上也是书香门第。他的祖父从苏南一带迁到扬州，做起了洗染店的生意，徐敦信的父辈兄弟三个，大伯父、二伯父都读大学去了外地。父亲是家里最小的男孩，承担起了继承家业的重任。洗染店从祖父手上传到了父亲这一代。1934年，徐敦信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徐敦信就读的小学是江苏省扬州实验小学，即今天梅花书院的所在地。这是当时扬州最好的学校。那时，实验小学的学生冬季毕业，而扬州中学的招生要到夏天才开始。于是，他进入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美汉中学读初中。学校在今羊巷一带。他的大伯父就是从美汉学校毕业，后来去了上海，学了洋文，在外资企业工作。在美汉，徐敦信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因为那个学校多少带着些西方的教育模式，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相对宽松，人性化些。那段时间，徐敦信的少年时光过得无忧无虑。

此次，徐敦信回扬州，记者陪他乘船经过五亭桥和钓鱼台时。他告诉记者，他小时候经常与伙伴们站在五亭桥的一角上掏鸟窝。小时候的他，顽皮得很。

1948年，14岁的徐敦信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徐敦信年仅42岁的父亲英年早逝。幼年丧父，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巨大的变故。当时的徐敦信在美汉中学刚读了一年初中。上面有一个还在上学的姐姐，下面弟弟和三个妹妹年龄都小。这样一个家庭要如何维系？父亲临终时说，徐敦信个子高可以去拉黄包车谋生。街坊邻居也说，不如让孩子们去学个生意早点挣钱养家。

徐敦信的母亲蔡良英识字并不多，基本是一个半文盲的家庭妇女。但却对几个孩子后来能够成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母亲心里明白，大伯父和二伯父通过读书，后来到外面都有了体面的工作。父亲虽然继承家业经商，做得再努力，却始终感觉与两位兄长不在一个层面上。母亲看在眼里，心里认准了读书才能有出路。母亲咬咬牙对人讲，无论如何要让孩子们把书读完。因为只有这样，孩子们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家庭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决定奠定了几个孩子一生的命运。

1948年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扬州的解放。当时的扬州中学已是非常有名的一所学校。家长们都以孩子考进扬州中学为荣。扬州城解放前，美汉中学里的美国人都离开了，这个学校还能不能再上下去成了问题。恰好这个时候，扬州中学里也有很多学生随家人下江南，躲避战乱。很多班级人数不全，于是几个年级同时扩招。徐敦信终于如愿进入扬州中学，成为一名初中二年级的插班生。

徐敦信说，这两件大事，让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也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解放后，学校里被派驻了党的组织，经常会给学生们作报告，讲形势，讲政策。劳动、人民、马列主义、剩余价值……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思想，让正处在人生观建立时期的徐敦信兴奋不已。从这些报告中，徐敦信听懂了党的政策，搞清楚了革命事业的前途何在。虽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为了个人前途而立下的志向，与新中国的诞生所带来的新思想洗礼，合拍到了一起。14岁的徐敦信觉得，未来仿佛豁然开朗。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大量人才，徐敦信抓住了第二次机遇，考取复旦大学外语系。

徐敦信从扬中初中毕业时，新中国正值大规模建设前夕，国家非常需要一批财会方面的干部。当时江苏各地就办了许多这样的学校。扬州中学也增加了商科。徐敦信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商科班。不久，江苏各地的商科聚集在一起到扬州办了财校，徐敦信就成了第一届学生。当时的校名叫江苏扬州财经学校，这一批学生一两百人。学习了两年后，学生又被分配到江苏各地。徐敦信进入南京建筑系统工作。19岁的徐敦信，拿上了工资，总算可以替母亲分担家庭的负担了。而此时，他的大姐已经在北大读书，妹妹也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剩下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在刻苦地学习着。母亲依然在操劳着繁重的家务。

到了1956年，新中国加快了建设的步伐。国家到处都需要大量的高级人才。有一句话，全国的中学生全部去上大学都不能满足需求。当时《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号召在职干部考大学。而此时，母亲又经常对徐敦信讲，你的姐姐和妹妹都上了大学，国家已经有了这个机会，你不妨也去报考。母亲的话，说到了徐敦信的心里。

因为财经是他的本行，当时他一门心思想考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学财经，但是却失之交臂。阴差阳错，被复旦大学外语系录取。

最终能够走上外交工作这一条道路，1956年的这一次在职高考，算是一个起点。

虽然徐敦信在美汉中学学过一年的英语，但那只是识几个英语字母而已。但与从高中考上来的同学相比，徐敦信的英语基础还是差了些。有的同学都可以读原版英文小说，他还在学ABC，再加上年龄又比同学大几岁，徐敦信学得很吃力，很刻苦。在复旦大学的两年时间里，徐敦信从来没有逛过一次马路，所有的时间都放到了学习之上。

徐敦信说，当时他并没有什么过高过远的目标，更没有想到后来会从事外交工作，就是想把自己的成绩赶上来。但是，复旦大学的极其特殊的这两年，改变了他的命运。

外交纷繁复杂，全国紧急选调外语人才。徐敦信获得了第三次机遇，被选到北大学习日语。

新中国的政权诞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迎来了纷繁复杂的世界外交关系。特别是需要许多除英语之外的非通用语人才。国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生，突击培养外语人才，让徐敦信又幸运地获得了人生的第三个机遇，成为一个受益者，从此正式走上近50年的外交舞台。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多所高校中一批学英、法、俄语的学生被调到北京大学学习非通用语。当时从复旦大学共选了包括徐敦信在内的五个学生，其中有比他高一届的学长唐家璇。

徐敦信后来分析，当时把他选调到北京大学，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学习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大家公认他是非常刻苦用功的。机会有时也会垂青刻苦的人。第二点就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他已经是共青团员，正在积极争取入党，领导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是要求进步的。

徐敦信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日语系的一名学生。在这个班上，徐敦信结识了同班女同学王月琴，后结成伉俪，同时活跃在我国的外交舞台上，成为一段佳话。

1962年，徐敦信从北大毕业。当时中国与日本还没有建交。为了使学的东西不会被忘掉，当时组织上安排他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因为有许多从日本回来的归国华侨，他们平时说话交流都讲日语。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徐敦信的语言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1963年，徐敦信学到的东西终于派上了用场。当时中国一个艺术团到日本演出，规格非常高，周总理亲自审查节目。徐敦信随团做翻译，第一次出国去了日本。从这一年算起，徐敦信真正走上了外交之路。那一年，他29岁。

驳回桥本龙太郎的“苦情”牌，17次往返全面解决好柬埔寨问题。

徐敦信虽然没有参与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具体工作，但是自从1978年全程跟随邓小平访日后，他的工作主线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日本。1979至1983年、1985至1988年，徐敦信两次被派驻日本使馆工作。1993年4月至1998年6月，他出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前后在日本工作时间达12年之久。日本人民非常熟悉这位风度翩翩，总是带着微笑的中国大使。

1996年，日本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事先没有透露消息，事情发生后，中方反应强烈。日本方面也担心，因为从道理上讲，他们实在说不过去。几天后，桥本龙太郎约见了徐敦信。

徐敦信回忆说，桥本一见面就打出了一张“苦情”牌。他说，他去神社里是看望他的一个战死在战场上的堂兄。他小时候父母双亡，寄养在伯父家，叔伯兄弟们都欺负人，只有这个哥哥护着他，所以他们的感情很深。桥本是想以情动人，解脱自己。

面对桥本的“苦情”开脱，徐敦信严肃地对他说：“首相的解释行不通。以前你去只代表你个人，现在你当了首相，作为国家政府的代表，再去就不合适了。你的理由，不能为你给中国老百姓伤口上撒盐的行为解脱。经过这么一番较量，桥本在其任内，再没去靖国神社参拜。

徐敦信当上外交部领导后，一直分管亚洲事务。在他任内，直接参与中国和新加坡建交，与韩国建交，中国与印尼、越南关系恢复正常化，中印边界磋商。为了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徐敦信往返17次，终于促成柬埔寨问题的全面解决。徐敦信不卑不亢，有理有节，被人们称为外柔内刚的微笑大使。

徐敦信在日本做大使期间，一位日本友人，从新闻里看到中国有存放了近千年的古莲子重新发芽开花。随即找到徐敦信，想请他帮忙从中国带些莲子给他。徐敦信通过扬州市外办，托人专门从扬州带了莲子到日本。后来，这位友人将开出来的莲花起名为“中国大使莲”。以表示对徐敦信为中日关系作出贡献的尊敬和感谢。

任部长助理后，1989年12月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会谈。1990年7月在北京和新加坡代表就中新建交问题进行会谈。1990年～1991年多次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1991年8月在北京同越南副外长就中越关系正常化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进行磋商；次年9月赴河内参加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第一次副外长级磋商。1991年4月率中国外交代表团对文莱进行首次访问并就中文建交问题进行会谈。1992年2月赴印度参加中印边界磋商；同年5月～8月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在北京就中韩建交问题同韩方代表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