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统雄（1886—1947），原名徐港宜，字洞云，广东大埔县三河坝汇城村人，徐统雄前往新加坡协助其父经商，后独立经营“富华”、“强华”、“国华”等商贸公司，遂成为新加坡颇有名气的富商之一。

徐统雄（1886—1947），大埔县三河镇汇城村人。原名洞云，“统雄”为孙中山所取名。幼读私塾，16岁南渡星洲随父经商。不久，即独立经营“富华”、“国华”等商业公司。业余自行修学，因智慧过人，能博闻强记，且有心得，故能沉毅通达以处理大事。当时清廷政治腐败，国势垂危，他胸怀救国之志，潜心研究革命思潮，常欲寻机奋起。及揣摩孙中山学说，便即心服。1906年孙中山跟他一见知心，结下深厚友谊，并介绍他加入旅星同盟会，参与革命工作。自此10余年间，他担任星洲“同德书社”社长、茶阳会馆客属总会董事及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新加坡支部长等职。在侨胞中筹款、联络，贡献殊多；尤其为支持国民革命而典卖7间店铺全部资产，深得孙中山器重，视为海外知己。他性直爽，重信义。孙中山每至星洲，均食宿于其家，共商救国兴邦大计。故他每以“国叔”自居，且常对人说：“科古（即孙科）的屁股，我不知打过多少。”

民国4年（1915），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形势紧张，星洲政府有侦察革命党人的举动。他不避险阻，担负筹款、联络的任务。袁世凯、段祺瑞掌握北洋军阀政府大权，相继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时，全国民情激愤，纷纷抵制日货。他则在星洲集资创设国货公司于酒店街，承销祖国商品以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

民国8年（1919），他回国省亲，旅次汕头，得悉洋商船务公司无理加收出国船费（男子船票照定价，女子照定价加半），形同勒索，遂仗义执言，向洋船公司提出抗议，几经交涉终告取消。出国同胞深感其德，立碑于八邑会馆详叙其事。

民国14年（1925），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他应邀回国任广东东路公路处兼韩江治河处处长、潮梅财政视察员。在任期间，对疏导韩江，消除水患，规划甚多，惟经费乏绌，皆未能施行，仅在本乡集资于黄贡坝渡口兴建拦水石挡，以保护河岸；在三河城内增建避水所数间，以备防洪。随后，任省侨务委员会委员，对华侨权益之维护，贡献颇多。民国18年，集资兴建“中山纪念堂”于翁万达墓石坊内，作为对孙中山民国7年5月曾到三河（动员护法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北伐抗段事）的纪念。事后，他再次南渡星洲。数年后，始回国定居。

民国24年（1935），他复出任四川禁烟督察处处长。民国26年又调任上海分处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告老居家，不再任职。

他对教育事业极为热心。民国4年（1915），在星洲与陈嘉庚等倡设华侨中学，筹办南华女校，为发展侨民教育竭尽心力。民国15年，在家乡与范修健、徐百泉等倡办三河联校（今三河镇小前身）及三河中学，致力亦极大。

民国36年（1947），抱病在床的徐统雄收到中共地下党请其协助维护治安的函件，心情十分激动，反复诵读，热泪潸然而叹：“共产党了解我的平生。可惜我已风烛残年。心有余力不足了！”是年病逝，享年61岁。

追随中山先生

1886年，徐统雄出生于粤东大埔县三河坝镇汇城村，父亲是新加坡华侨，因家贫，16岁的他辍学赴新加坡随父经商。不久，便独当一面，独立经营7家商贸公司，成为当时海外颇有名气的华人富商。

1905年冬，孙中山赴南洋宣传革命，徐统雄认同其思想，积极支持革命。当1906年孙中山再次赴南洋宣传革命而驻新加坡时，徐统雄前往拜访，并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同盟会。徐统雄原名徐港宜，字洞云，孙中山认为“洞云”有遁世绝俗之意，遂为其改名为统雄。自从认识徐统雄之后，孙中山每次到新加坡，食宿均在他家中。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徐统雄让母亲帮助照料孙科。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为加强与南洋侨胞的联络，争取支持，中华革命党在新加坡成立支部，由徐统雄负责。当时，他在新加坡一带根据孙中山指示，协助邓仲元发动华侨为革命募集军饷30万大洋。并典卖了7间店铺及其资产，捐做革命经费。据《星岛日报》报道，他为了资助孙中山将7间店铺全部资产变卖。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曾多次写信给徐统雄，请设法为革命筹款。他在1917年10月15日的一封信中说：“徐统雄先生大鉴:九月十四日来函，并清单一纸，均悉一切。前由台湾银行汇大符兄手贰仟元，及交邓子瑜兄带来壹佰壹拾伍元贰毫，均经收妥，已嘱财政部来单分发收据。段氏以武力力逼西南，风声正紧，刻与唐、陆二公分道出师，以靖国难。弟需款之急，非言可喻，请与同志诸公源源接济，俾竞大功。”

筹建最早的中山纪念堂

1925年，民国政府在广州成立，他应邀回国任广东东路公路处兼韩江治河处处长、潮梅财政视察员。在任期间，他先后在三河坝镇集资于黄贡坝渡口兴建拦水石堤，以保护河岸；在三河坝城内增建避水所数间，以备防洪。随后，他担任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委员，为华侨谋福利甚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带领大埔华侨，集巨资兴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山纪念堂”（含中山公园）。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曾率胡汉民等从汕头乘坐“协和”号轮船抵达大埔三河坝，视察粤军和指示军略，商议讨逆护法的军国大事，勉励粤军将士开辟闽南护法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孙中山此行在大埔县停留了5天。孙中山亲临大埔，使当时的粤军士气大振，并迅速进攻福建20多个县城，建立了闽南护法区。

1928年，徐统雄在新加坡向华侨募集巨款，兴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山纪念堂”（含“中山公园”），作为对孙中山1918年5月三河坝之行的纪念。纪念堂于1929年建成，它在翁万达石坊内，离江边比较近，前面是一条不宽的水泥公路。它不算很高大，呈典型的左右对称。建筑为两层水泥框架结构，面积约500平方米，由胡汉民题写的“中山纪念堂”字样就镶嵌在楼顶匾额之上。纪念堂前是孙中山的雕像，下方有“天下为公”几个大字。一楼是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蒋介石、邓铿、张猛6人一起谈话的蜡像，再现了当年孙中山说服陈炯明出兵福建，援助护法战争的情景。这些蜡像，令人想起民初兵荒马乱的情景，也让人想起孙中山先生持之以恒的革命精神。一楼的一角还有蒋介石与张学良联衔保护纪念堂的布告等。二楼堂中保留了孙中山的真迹“博爱”二字，还挂了蒋介石的书法“景仰国父”及林森书法“作君之师”等匾额。

事后，他再次赴新加坡。数年后，才回国定居。1935年，他出山任四川禁烟督查处处长。1937年又调任上海分处主任。抗战爆发后，告老还乡，不再任职。

为官和治家

1919年，“国叔”回国省亲，察觉出中国侨胞，每人船票一张，而女子的船费，则需比男子高一半。此不平待遇，形同勒索。遂向洋人船务公司提出严重抗议，几经交涉，终告成功。潮州人士，深感他仗义执言，解除民困，在新加坡八邑会馆门前，立碑记述，以记其功。

徐统雄在韩江治河处卸任时，仍存公款4000大洋，人家劝他设法销账，不必移交。他笑道：“我要赚钱的话，南洋7间商店早发财了！”遂将存款全数移交无误。

其祖屋德庆楼是徐统雄手上盖的，房前屋后都是邻居的菜园、厕所，徐统雄有一次返家，地方官吏前往拜访，看见门前道路狭小，建议他出面向邻居割让土地，以扩大道路。他断然回绝说：“我们家乡人多地少，寸土千金。村民仅有一点生产资料赖以谋生，我不能损人利己，我家走走小路不要紧。”

1920年，汇城村徐宗族在英雅乡有租谷共300余市担，英雅乡民要求减租，徐姓乡绅不允，引起诉讼。适值徐统雄回乡，族人以为他有声望，请他出面，以达到打赢官司、阻止减租的目的。不料，他反而积极支持英雅乡民的减租要求，并规劝族人说：“祖公已死了几十年，我们子孙后代还可以不劳而获，享受这么久的优待，岂可不知满足！”

原汇城村仅在中山公园设有避水所4间，不敷村民避难容身之用，后来乡人商定在刘家祠背增建避水所。当时，刘姓家人以为祠堂背动土会影响风水，有不同意兴建之议。徐统雄亲自前往劝道：“人家要修桥施路以利大众，而今，眼看村民邻里受浸，自己地势较高的房子也要腾出来让人居住，何况祠堂背一块空地呢？”在他的耐心劝说下，避水所终于顺利建成，村民无不额手称贺。20世纪30年代后期，徐统雄任汕头韩江治水处处长期间，主动驱车前往调解星洲同乡多年悬而未决的“育善公产”纠纷，当事双方都极为感动，纠纷得以顺利解决。

徐统雄还热心公益，对教育事业尤为关注。1915年，他和陈嘉庚等一起，在新加坡倡办华侨中学、南华女校，为发展华侨华文教育竭尽心力。1926年，在家乡与乡贤一起倡办三河联校（今三河镇小前身）和三河中学，致力甚巨。

1947年，已抱病在家的徐统雄收到大埔县中共地下党的一封信，内容是请他协助维持当地社会治安，他捧读再三，心情无比激动地说：“共产党还是了解我的平生抱负的。”不幸的是，徐统雄随即病逝，享年61岁。

1906年，徐统雄结识孙中山，结下深厚友谊。他积极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四处奔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每当孙中山到星洲筹划革命，常追随左右，共商兴邦救国之大计。

尔后，由孙中山介绍加入旅星同盟会，参与革命工作。此后十余年间，徐统雄先后担任呈州“同德书社”社长、茶阳会馆、客属总会董事及中 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新加坡支部长等职，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推 翻清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贡献殊多。

民国四年（1915），孙中山发动讨袁斗争，形势紧张，星洲政府到处侦查革命党人的活动。徐统雄临危不惧，毅然担任在侨胞中筹款、联络等工作。尤其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候，徐统雄慨然将星洲经营的七间店铺的全部资产典卖资助革命，其爱国至诚、毁家纾难的举动使孙中山深为感动，视为海外知己。徐统雄性豪爽，重信义，孙中山每至星洲，均食宿其家， 所以，他每以“国叔”自居，且常对人言：科古（孙科，孙中山之 子）的屁股，我不知打过多少。

袁世凯、段祺瑞掌握北洋军阀政府大权后，相继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全国民情激愤，纷纷抵制日货。徐统雄则在星洲集资创设国货公司于酒店街，承销来自祖国的商品，以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

民国八年（1919），徐统雄回国省亲，旅次汕头，得悉洋商船务公司无理加收出国船费（男子船票按定价，女子按定价加半），形同勒索，遂仗义执言，向洋船公司提出抗议，几经交涉，终告取消。 出国同胞深感其德，立碑于八邑会馆详述其事。

民国十四年（1925），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徐统雄应邀回国，出任广东东路公路处兼韩江治河处处长、潮梅财政视察员。在任期间，对疏导韩江、消除水患，规划甚多，惜因经费匮乏，未能实施。仅在本乡三河坝集资，于黄贡坝渡口兴建拦石水档，以保护河岸，另在三河城外增建避水所数间以备防洪。他还应邀到家乡学校作变革图强的演说，勉励后一代学成本领，报效家。随后任省侨务委员会委员，对维护华侨权益贡献颇多。

民国十八年（1929），发起集资，兴建“中山纪念堂”于汇城凤翔山麓，并将翁万达故墓道辟为中山公园，作为对孙中山民国七年（1918）5月曾莅三河坝（动员护法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北伐抗段事）的纪念。是为全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公园（2005年，政府拨款重修，现已成为旅游胜地）。中山纪念堂事毕，徐统雄再次南渡星洲，数年后，始回国定居。

民国二十四年（1935），徐统雄复出任四川禁烟督察处处长。民 国二十六年（1937）又调任上海分处处长。抗战爆发后，告老居家，不再任职。

徐统雄为官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生活俭朴，先人后己。他在韩江治河处卸任时，仍存公款国币4000余元，人家劝他设法销账， 不必移交。徐统雄笑道：“我要赚钱的话，南洋7间商店早发财了！”将存款全数移交无误。他常为人排忧解难，调解纠纷，有人送 点礼物上门酬谢，他也婉言谢绝，笑道：“我如果接受你们的礼物，不也成了贪官污吏了吗？”徐统雄的祖屋前都是邻居的菜园、厕所，他有一次返家，地方官吏前往拜访，看见门前道路狭小，建议他出面向邻居割让土地，以扩大道路。徐统雄断然回答说：“我们家乡人多地少，寸土千金。村民仅有一点生产资料赖以谋生，我不能损人利己，我家走走小路不要紧。”

徐统雄热心公益，乐善济贫，对教育事业尤为关注。

民国四年（1915）他和陈嘉庚等一起，在星洲倡办华侨中学、南华女校，为发展华侨华文教育竭尽心力。民国十五年（1926）在家乡与乡贤一起倡办三河联校（今三河镇小前身）和三河中学，致力甚巨。

徐统雄处世公道，豪侠仗义，关心民瘼，和睦乡邻，调解纷争，好做和事佬。民国九年（1920），汇城徐姓祖尝在英雅乡的租谷共有300余市担，英雅乡民要求减租，徐姓乡绅不允，引起诉讼。适值徐统雄回乡，族人以为他有声望，请他出面，以达到打赢官司，阻止减租的目的。不料，他反而积极支持英雅乡民的减租要求，并规劝族人说：“祖公已死了几十年，我们子孙后代还可以不劳而获，享受这么久的优待，岂可不知满！”原汇城仅在中山公闶设有避水所4间，不敷村民避难容身之用，后来乡人商定在刘家祠背增建避水所。当时，刘姓家人以为祠堂背动土会影响风水，有不同意兴建之议。徐统雄亲自往劝道：“人家要修桥施路以利大众，而今，眼看村民邻里受浸，自己地势较高的房子也要腾出来让人居住，何况祠堂背一块空地呢？”在他的耐心劝说下，避水所终于顺利建成，村民无不额手称贺。20世纪30年代后期，徐统雄任汕头韩江治水处处长期间，主动驱车前往调解星洲同乡多年悬而未决的“育善公产”纠纷，当事双方都极为感动，纠纷得以顺利解决。徐统雄以其在侨胞中的威望和公道处世，赢得了侨胞的信赖。

徐统雄爱国爱民之举，不但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誉，而且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密切关注。民国三十六年（1947），已抱病在家的徐统雄收到大埔县地下党的一封信，内容是请他协助维持当地社会治安，他捧读再三，心情十分激动，热泪潸然，长叹说：“共产党还是了解我的平生抱负的，可惜我已是风烛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是年病逝，享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