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达（1911年7月7日-2012年2月23日），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蠖叟，浙江海宁人，生于上海。早年从事美术创作，1947年曾在上海中国画苑举办个人画展。1950年调北京国家文物局，主要从事古书画的鉴定工作。 1953年以各地征集和收购到的3500幅珍贵书画作品为基础，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1978年起，奉派到各地收藏书画，历时8年。期间又曾去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鉴定书画藏品和参加学术研讨会。

家中富收藏，幼年即接触大量古今字画。十四岁开始习画，从苏州老画师李涛(醉石)学习绘画，从赵时棢(叔孺)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稍后，又入当时海上著名书法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鉴古书画闻名于江南。一九三七年协助上海市博物馆办理“上海市文献展览”中的古书画征集、检选、陈列之工作，受叶恭绰先生之托撰写《古书画提要目录》。

著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等。晚年鉴考之余，重拾画笔，创作山水，笔致秀润，意趣幽深。擅古典诗词。历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2012年2月23日上午8时38分逝世。

徐邦达，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晚号蠖叟，浙江海宁人，1911年7月7日生于上海。

其父徐尧臣经营丝绸生意，虽为商贾，却性情儒雅，喜好文墨书画，闲暇时热衷于收藏，凡过眼名家书画，只要相中了，便会不惜重金购进收藏。自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徐邦达耳濡目染便也喜欢上了字画。据徐邦达生前自述：“父亲看我喜欢，就在我14岁的时候为我请了当时赫赫有名的李醉石（李涛）、赵叔孺（赵时棢）等先生，教我诗词歌赋及绘画。又入上海著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学习书画鉴赏。后来慢慢地对书画鉴赏就有了一些认识，自己也开始买书画，及给别人鉴定字画。”

徐邦达家境殷实、交友广泛，更因家庭氛围的影响，自然不免由创作而入书画鉴别与收藏之道。尽管弱冠即从李涛、吴湖帆这样书、画、鉴三者皆长的一流收藏家，徐邦达买到的第一张画却是赝品。那时他年方18岁，由于师承“娄东”，因此也偏爱清初“娄东”领袖王原祁的画，于是当他看到一幅王原祁的画作时就不由动了心，经过仔细辨别，认定它是真迹，便以二十两黄金的价格买下了，但是，此画后来经权威专家鉴定为赝品，用他自己的话说“二十两黄金买了个赝品，教训深刻”，至晚年也常常提起这件事以为笑谈。

从18岁买下第一张画始，徐邦达在此后的80余年里，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接近4万件。起步时的一次走眼，并没有影响他终成一言九鼎的国家级书画“掌眼人”。而在徐邦达古代书画鉴别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或许当属他识别出真伪《富春山居图》，那距离他买进那件王原祁的伪作才不过5年而已。

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当这批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抓住机会去库房观摩，在那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两幅画上都有乾隆御笔分别题说其真伪。然而，经过徐邦达的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无用师卷》实际却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子明卷》却是假的，这一说法推翻了清朝宫廷的定论，还黄大痴杰作以真面目。

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山水合璧”的，即《无用师卷》与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剩山图》旧为吴湖帆所藏，作为吴门爱徒的徐邦达或许曾仔细观摩、体会过图上大痴的笔意。

1937年夏，当时的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徐邦达应博物馆的董事长、收藏家叶恭绰先生之邀，协助这一展览的古书画征集、检选和陈列工作。这是他正式涉足古代书画鉴别的开端。展览之后，叶恭绰又延聘徐邦达撰写了《上海市文献展览古书画提要目录》。惜哉，徐邦达的这部处女作成书后即交付叶恭绰，彼时恰逢“八一三”事变，叶恭绰仓皇离沪避难，在途中将书稿佚失了。

至上世纪40年代，徐邦达的画艺已然名噪江南，并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之后，还被聘为上海美术馆筹备处的顾问，并在此期间，于沪上举办了第一场个人画展。

上世纪40年代末，徐邦达从上海市区迁居嘉定县城。在那里，他进行了大量的山水画及诗词创作，而其鉴赏水准也随之精进。回忆此间生活，他曾道：“与画友孙祖勃君朝夕过从，讨论艺事，最为欢洽。”与此同时，凝聚徐邦达一生心血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编撰的，而那时的徐邦达并没有想到这部书会延续一生。

1949年，徐邦达和好友张珩（字葱玉）一同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不久之后，张珩便被调去了北京。张珩与当时的中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熟识，徐邦达与郑振铎的交往也正是始于在张珩上海寓所的一次会面。张珩到了北京之后，更是向郑振铎力荐徐邦达，于是郑振铎就把徐邦达也调去了北京，在中央文物局文物处做业务秘书，主要工作则是收集、鉴定古书画。

徐邦达生前口述：“我从上海来北京的时候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字画，当时是在文物局工作，在北海的团城。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有百分之九十的字画都让国民党给带走了，所以我们就要把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字画一点点地收上来。”自那时起，徐邦达的鉴别与收藏行为就与国家力量的支持分不开了。他曾透露过他征集书画的秘诀：“因为解放前我就经常到各收藏家家里去看东西，所以谁家有什么东西心里大概有个数。因此到了1953年的时候，差不多收上来约3700多件东西，这里面有的能捐的我就动员他们捐了，能献的献了，实在不行的就只好买了。”

连做梦都离不开古代书画的徐邦达，在那一时期鉴定并征集到数千件古书画作品。此后这批古代书画都被交拨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并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古书画庋藏中的基本藏品，正是在此基础上，其“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才得以正式成立。

从1983年开始，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开始对全国各地所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全面系统的鉴定。鉴定组由7人组成，谢稚柳任组长，组员名单中，徐邦达赫然在列，其他则为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前后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成《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今天，留存在大陆的绝大部分中国古代书画只要一查《目录》就能知晓其传世状况。

徐邦达参与的这一古代书画鉴定工作，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书画普查，前两次分别在北宋宣和年间和清乾嘉年间，留下了研究传世古代书画必不可缺的参考文献《宣和画谱》与《石渠宝笈》。书画鉴定小组的工作也堪与历史上的前两次比肩，成为后人所参考的重要文献，由此可见徐邦达及其同仁谢稚柳等对古代书画鉴别的功力。

徐邦达因书画之缘而鉴定，因鉴定而每日里与书画耳鬓厮磨。对于古迹名作，更有摹以乱真的本领。现存加拿大的奚冈《松溪高逸图》摹本是他18岁时所临，现存新加坡的张中《芙蓉鸳鸯图》摹本是他24岁时所临。晚年鉴考之余，重拾画笔，创作山水，笔致秀润，意趣幽深。擅古典诗词。于书画鉴定之外，他更是以著述记录心得，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等著作。

为徐邦达的古代书画鉴别能力所折服的人送给他一个雅号——“徐半尺”。据说，这个雅号得名于一次，有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至有“徐半尺”的雅号。而他的弟子说，其实更应称呼他为“徐一寸”，因为书画卷往往展开寸许，徐邦达便已知真伪。

徐邦达90多岁时写了一幅“实事求是”，挂在书房的墙上以自勉，这四个字也是他鉴定原则的写照。

1946年入中华美术会，任上海市分会理事，同时受聘为重建上海市美术馆的筹委会顾问 。1949年，被骋为上海市文管会顾问。1950年，经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局长推荐，调至文物局文物处工作。1953年后，转至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书画鉴定研究工作至今。 现任故宫研究室研究员，中央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 。

长於中国美术史及古代书画鉴定，兼擅山水画、书法。几十年来，徐邦达先生饱览清宫所藏历代书画珍品及国内外公私收藏不可胜计。1978年起，受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之邀，与启功、谢稚柳、刘九庵等先生组成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组，甄别、评骘国内各省、市、自治区文博单位所藏历代书画作品，历时八年，成《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多卷，为我国古书画研究和博物馆建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80年代以后，多次出访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考察海外流失中国书画并与国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取得多项学术成果。

解放前夕，原故宫藏品95%被押运台湾，而一部分古书画卷册，则被溥仪带到东北，后又散落民间。为尽快丰富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收藏，徐邦达经常往返于外地与北京琉璃厂之间，广泛征集。

1981年春，他作为“中国明清绘画展览”代表团的代表出访澳大利亚，并作《中国明代三大画家研究》的专题报告。1984年徐邦达应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邀请，参加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诗书画”学术研究会，并访问美国、加拿大各大博物馆，参与鉴定了其中部分中国古画藏品。1991年3月，徐邦达应台湾新生代基金会邀请赴台访问，成为大陆文博界访台第一人。

徐邦达出身于书画收藏之家，受环境的熏陶，自幼喜爱诗词书画。他从苏州画家李醉石学画山水，同时又从赵叔儒学古书画鉴别，后又入书、画、鉴三者皆长的吴湖帆门下。他学过唐太宗李世民、李邕，宋代的苏轼、米芾和明代的董其昌，其后泛学无宗。

明代徐渭题画诗谓：“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说徐邦达的书法，不可忽视的是他还是一个画家。

观徐邦达自成一家的行书，给人以峻拔崎岖、汪洋恣肆的美感。

妻子滕芳女士是中国老一辈的话剧演员，曾在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舞恋》、《谁是第三者》等影片中担任角色。

细读徐邦达的书法，所散发出来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涵养，更是富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

“徐先生是一位真正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化人，但又不拘泥于旧的礼数，作为跟随他近四十年的学生，我们到他家就像回家一样，他在做学问或看书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他忙完之后我们再谈，他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徐邦达弟子、著名鉴定家、书画家萧平

“我们是从事艺术品拍卖的，我们体会最深的是，徐老的鉴定是最受市场认可的，因为他绝不会为利益而趋利避害，在这方面，徐老是一个楷模。”——北京匡时拍卖总经理董国强

“随着鉴定“五老”的全部离去，艺术拍卖品市场将呼唤更多专业鉴定团队的出现，依赖于权威和专家的个人眼力和声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后将不会再出现某个专家说了就算的局面。”——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王凤海则

在业内，徐邦达老先生被称为“徐半尺”。据徐老的学生著名鉴定家王连起说，这个名号准确地说是从1991年开始传播开来的，那年徐邦达老先生到台湾为博物馆做书画鉴定，因徐先生书画鉴定能力极高，可谓火眼金睛，往往被鉴定的书画作品刚刚展开半尺，徐老便已辨出真伪，由此得了“徐半尺”的名号。

徐邦达出身于书画收藏之家，受环境的熏陶，自幼喜爱诗词书画。18岁时他从苏州画家李醉石学画山水，同时又从赵叔儒学古书画鉴别，后又入书、画、鉴三者皆长的吴湖帆门下。所以，他自青年时期始，在鉴定书法的同时，亦不忽视对文献记载的传记与流派的研究，而尤其重视书画作品的风格与形式。对风格形式的把握，除去视觉记忆之外，他主要是下苦功认真临摹。他说：“要临得像，非一点一画地看，细捉摸不可。临摹一遍，真比欣赏一百遍还要记得清楚，搞得明白。”徐邦达的书法初学柳公权，稍后为了锻炼鉴别能力而临摹百家，学习的范围十分广泛。从早年临画所题的款识看，徐邦达的各体书法均颇得古人神韵。他学过唐太宗李世民、李邕，宋代的苏轼、米芾和明代的张宏，其后泛学无宗，40岁以后因埋头于书画鉴定工作，书画成了业余爱好。但因自书诗词和鉴画题跋的需要，徐邦达一直注重于行书的练习和创作，终于在六七十岁时，形成了清润秀雅、韵味独具的自家风格。

明代徐渭题画诗谓：“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徐邦达不仅书法好，不可忽视的是他还是一个画家。无论在创作观念还是艺术风格，乃至具体的用笔、结字、章法、用墨上，“画家书法”都给“书家书法”许多新的启示。总体上看，画家书法比书家书法多了一层“画意”。这种“画意”并不等于画，它是在书法创作中透露出的一种“画”的气息。所以说笔墨到了徐邦达的手里，这种气息自然也会脱手而出。

观徐邦达自成一家的行书，给人以峻拔崎岖、汪洋恣肆的美感。他作书舒缓而有节律，运笔以静制动，不仓促紧迫，不弱也不霸，沉稳自若。他的行书笔墨酣畅淋漓，结体自然舒展，粗壮如牛健步，细密如龙蛇逶迤，线条疏密相间，行中带草，体圆用方，极尽笔法变化。其结体以苏东坡、米襄阳为主，取苏字之态浓意远、米字之尽秀极妍。他上溯李北海以厚其气，下参董其昌以畅其韵，再辅以过目不下数万件书法名迹的滋养，终使作品透溢出一种博大深远的气势和韵味无穷的神采。由于作品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积淀的人格气质，更使徐邦达的书法在风格上与其他书家拉开了距离。

徐邦达历经七十多年的探索，积多年的体悟和实践，在出入米芾并广取博收集大成后逐渐形成了自家体制。其书体以行为主而略杂草法，结字取法米芾，又汰去米氏夸张、故作姿态的习气，务求圆润婉转，又加之画家的优势，使他的作品墨色清新秀润，线条富有弹性而质感强，观之大有“方寸天地见宇宙，笔走龙蛇写春秋”之气势。

艺术追求的本质在于向无限发展，进入广阔的审美空间，形成想像艺术，在有法与无法、师古而不泥古中创造新意。徐邦达正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如今作书，风格更趋于秀中带苍，雅中含浑，心手双畅，进退裕如，可谓已达到娴雅而超逸的境界。

细读徐邦达的书法，回顾他在创作上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让人感觉到他在艺术实践中的冷静与自信。或许来自性格的必然，或许来自传统的影响，或许来自清醒的审美判断……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其结果都显示出他的艺术修养。在我看来，徐邦达书法中所透露出的传统文人画家的风格情趣最让人称道，所散发出来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涵养，更是富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

文物、收藏界的人都知道，故宫博物院有个徐邦达，人送雅号“徐半尺”。意思是说他独具慧眼，鉴定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故海内外奉他“华夏辨画第一人”之美誉。中央电视台曾以“国宝”为名，为他摄制专题片。从此，“国宝”之称不胫而走。这个被称作“国宝”的老人，为了保护国宝不遗余力，数十年如一日，因而又被人称为“国宝护神”。

徐先生一生著述甚丰，迄今已付印的著作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等，还有一部启动于四十年代末，经过数十年边撰写、边修改、边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累计一百六七十万字。这部著作是带有总结性的鉴考记录，资料翔实，包含大陆及散落海内外的中国古书画珍品，有鉴有评。

出身商贾之家的徐邦达走上了从艺之路，刚出道就栽了个大跟头

徐邦达祖籍浙江海宁，1911年出生在一个富殷的商人之家，家中富藏古书画。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成长，他天性中有了一分对书画的亲近。还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浸淫于家藏的书画之中。

其父徐尧臣，虽为商贾，却性情儒雅，喜好文墨书画，在做丝绸生意之余，凡过眼名家书画，只要相中了，便会不惜重金购进收藏。

徐先生能有今天的成就，首先应该感谢开通的父亲。自古商贾，总是期冀自己的子女擅计锱铢，早早接过祖上的家业。但徐尧臣却非如此。当他发现儿子对书画的痴迷和超常的禀赋，就聘请了颇有名气的“娄东派”后劲画家李涛(醉石)来教儿子学习山水画。

初学伊始，徐邦达就系统地临摹了历代山水圣手名作。同时，他又师从赵时桐先生学古书画鉴别，久而久之，他对各家运笔技法的揣摩鉴别，皆有心得。为博采众长，他又入书、画、鉴三者皆长的吴湖帆先生门下，也曾师从冯超然、陈定山诸名家。

自浸淫丹青起，徐邦达就是创作与鉴别学齐头并进的。这是他的特殊点，也是他高于单一书画家的地方。

徐先生画名日隆。当年与他一同寓居上海的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人，时常一起雅聚，论书品画，探讨切磋。

经年之后，徐先生在回忆当年情景时写道：“那时我们同住在上海市武康路一所僻静的小楼中，其中有一间北屋布成日本的榻榻米式，方席寻丈，壁饰诸友合作的长幅杂画，不时邀集斯文朋友，对坐其中，吟诗作画，以消长日。那时经常见面的艺术界朋友有杨清馨、郑午昌、张碧寒、王纪干、陈定山……”

如今鉴别书画一言九鼎的徐先生，当年第一次实践鉴别就栽了跟头。

18岁那年，他看上了一幅据说出自王原祁手笔的画。王原祁与王时敏、王鉴、王翚并称“四王”，位列清初六大家。徐先生一向偏好四王的画，他细细审辨良久，终以20两黄金的价格购下。可后经明眼人鉴别，他重金换回的竟是赝品!

1937年夏，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徐邦达应邀协助这一展览的古书画征集、检选、陈列工作。这是他正式涉足鉴别的开始。

展览之后，博物馆的董事长、收藏家叶恭绰先生，又延聘徐邦达撰写了《上海市文献展览古书画提要目录》。痛惜的是，徐先生的这部处女作因为“八·一三”事变，叶先生匆忙离沪而不幸佚失。

四十年代，徐先生的画艺已名噪江南。抗战胜利后，他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此后一年，他又应聘为上海美术馆筹备处的顾问。这期间，徐邦达在沪举办了自己第一个画展。

四十年代末，徐邦达迁居嘉定县城。在这里，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及诗词，鉴赏水准也随之提高。回忆此间生活，他说：“与画友孙祖勃君朝夕过从，讨论艺事，最为欢洽。”

《古书画过眼要录》正是从这时开始编撰的。当然，此时的徐邦达并没有想到这部书会延续一生。

为觅国宝他当起了“侦探”，短短数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成了佚失国宝聚汇之家

新中国成立，徐邦达与大收藏家、鉴定家张珩一道，被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聘为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后调至北京就任中央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从此，开始了以收集、鉴定古书画文物为主的生涯。

1953年秋，徐邦达赴故宫博物院参与绘画馆的筹建。

新中国初创时的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书画卷册就更微乎其微了。紫禁城的藏品，除一部分古书画卷册被溥仪带到东北，大部分散落民间；其余九成以上在解放前夕运去了台湾。

摆在徐邦达等人面前的是如何才能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为此，他跋山涉水奔波于各地，悉心察访。任何一点信息、一点线索，他都不放过。

北京琉璃厂，是徐先生经常光顾的地方。1953年一天傍晚，他照例来此徘徊，无意间竟在宝古斋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店老板告诉他，前天有个来自东北通化市郊县大栗子沟的老者，到店里称其家藏有许多珍稀古书画，并开有一个单子，其中就有《水村图》。

老板见老者灰头土脑一副乡下人打扮，加之自己对古书画价值也有些懵懂，就没把这当回事。说给老相识徐邦达听，也只是聊博一笑。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徐邦达仔细看了单子，心一下就被《水村图》勾住了。

他记下单子的主人姓王，立即与东北的文物机构联系，点名要《水村图》，请他们快些派人到大栗子沟收购。去者是个书画鉴定的门外汉，花了200元，购得一帖有赵孟頫署名的卷册。

徐先生展开那购回的卷册，简直哭笑不得。赵孟頫的山水画，采用的是干笔勾皴的方法，姿态纵横，轶出旧轨，此卷虽墨色斑驳，年代久远，但绝非出自赵氏之手。为了《水村图》真迹，徐先生找到一位熟识的文物商，委托他去东北收购《水村图》。这位文物商到大栗子沟，与王姓老者消磨了许多时日，交上朋友。闲聊中文物商得知原委，原来那位收购员是以官方身份出现的，王氏怕露了底被国家无偿征收，所以才以假充真糊弄了他。文物商凭借私商的身份，以8000元买下《水村图》带回北京，徐邦达仔细鉴别后，认定是赵孟頫的真迹，遂说服文物局领导，加价二成，将卷册购回，由国家收藏。

五十年代，徐邦达听北京琉璃厂经营书画文物的靳伯声说，曾任国民党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郑洞国，率部起义时，曾将一些价值极高的书画珍品，藏在一个小皮箱中。皮箱中的珍品就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出文物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珍品中有唐代人临摹的《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万岁通天”是武则天的一个年号。据史载：武则天曾传问晋代大书法家、一代书圣王羲之后人王方庆有无王羲之手迹，王方庆遂向宫进帖10卷。此外，还有五代后唐画家胡环的《卓歇图》，五代杰出书法家杨凝式的《夏热帖》，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太白山图》卷等共5件。

民国成立十数年后，溥仪预感到紫禁城不可能成为久居之所。他请来宫中遗老，对宫中所藏文物字画清点核查，打上宣统御览之印，悄悄将其中1200余件书画卷册，带出紫禁城。先是藏于溥杰家，后又带到日本人卵翼下的伪“满洲国”“都城”——长春。

1945年春夏之交，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溥仪仓皇出逃，“宫中”一片混乱，许多文物字画就此散落民间，不知去向。

翌年，国民党军进驻东北。郑洞国来到长春，他很喜欢字画，于是请来靳伯声为其代为收购。靳于此间为郑购了不少珍品。

为了征集书画珍品正日夜奔波的徐邦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极有价值的线索。他开始追踪探访，得知1948年10月，郑洞国率部起义前，装有5件珍品的皮箱，始终带在身边。直到起义与解放军接洽时，才将皮箱交给负责接收的解放军部队。当时说是代管，但事后再无人提及此事。徐邦达了解到这些情况，立即通过有关人士查访当年负责接收的部队，终于在那个部队存放文件的保险柜中，找到了那只皮箱。

可打开皮箱一看，5件珍品只剩下两件，另外3件去向不明。徐邦达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千方百计穷究线索，几经辗转，终于又找到了另两件。

就这样，短短数年，徐邦达不辞辛苦，悉心查访，经发掘和抢救，绘画馆就汇集了3000多件“失散重聚”的珍品。

为救国宝，徐邦达“蛮横”挤占夫人的机会，面见李瑞环陈言

九十年代以来，许多文物被送上了拍卖市场。徐先生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文物珍品通过这一渠道流出国门。因而，他不顾年事已高，总是倾尽全力保护着国宝，不使它们流出国门。

一次，徐先生得知自己极其珍视的、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墨竹《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徐夫人滕芳女士正好因住房问题要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她想让徐先生同她一道去，徐先生说自己没有什么事，就不去了，但希望夫人跟李主席谈谈购买《高呼与可》的意义。

滕女士深知徐先生向来把国事看得比家事重，却故意开玩笑说：“我不谈。第一，我不是故宫人；第二，我不是徐邦达，不懂书画鉴定。要谈，你明天同我一起去谈。”徐先生默不作声回自己卧室就寝了。

躺在床上的徐先生，却无法合眼，半夜起身去敲夫人卧室的门，一边敲一边说，“我睡不着，我想明天还是和你一起去。但我求求你，明天去时不要谈住房的事了，谈《高呼与可》的事。你给故宫做件好事，我谢谢你了。”

第二天到李瑞环主席处，徐先生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他说：“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李瑞环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

从李瑞环那儿出来，徐先生异常兴奋，拉着夫人说：“走，到昆仑饭店上海茶馆吃包子去。”滕芳嗔怪道：“应该由故宫请客。”

这个被称为“国宝护神”的老人，为国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不下三四万件，而他自己家中除了自己的画作和仿真的古书画，几乎没有古董文物。谈到这一点，老人这样回答：“作为鉴定家，既然姓了‘公’，就不作个人收藏家。”

这个姓了“公”的鉴定家，“文革”结束从干校重返紫禁城，丢下锄头首先想到的还是利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这时的徐先生已届古稀，可他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带领杨新(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一批中青年助手，跑遍了全国80%以上的省、市、区的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对所藏古书画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

此次考察车马劳顿，耗时五六年，行程数万里，鉴定书画作品约四万件左右，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确实太辛苦了。考察中，在青岛博物馆的次等文物堆中，发现了国家级珍品唐代临摹的怀素《食鱼帖》；在云南博物馆的参考品中发现了宋代画家郭熙的《溪山行旅图》中轴，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等稀世画作。如若不是徐先生慧眼识之，这些稀世国宝的命运恐怕不是至今还压在箱底就是被随意处理了。

画艺、书艺原是“养在深闺人不识”，一朝出“闺”天下惊

1991年4月3日，台湾清韵艺术中心，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徐邦达画展在这里开幕。老先生清雅峻爽、功力深厚的山水画令台岛书画界为之倾倒。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副院长江兆申以及其他书画界知名人士纷纷观看了画展。

令人感慨的是，此次画展距徐先生第一次画展，竟相隔了50年——半个世纪。

徐先生画展在台湾引起轰动的消息传至内地，许多人都盼着能一睹他笔下风光。

1997年7月6日，徐邦达书画展在南京金陵艺术馆开幕，书画界终于可以大饱眼福了。

前来参加开幕式的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以及书画界人士都大吃一惊，这么精彩的艺术，以往竟然不知。平日里，大家只知老先生是享誉海内外、一言九鼎的大鉴定家，却不知他也是丹青圣手和诗人。展览中的书法作品以及画中题款大都为老先生自己的诗作。

徐邦达因书画之缘而鉴定，因鉴定而每日里与书画耳鬓厮磨。他做了国家的鉴定师，为了集中精力，为国家收集、鉴别大量的书画名迹，这个当年名噪江南的画家，数十年来未曾动笔创作书画。令人遗憾之余又非常感动。直到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学生、至交的一再怂恿下，徐先生才重拾画笔，人们也才有幸欣赏他的书画艺术。

对于古迹名作，徐先生还具有摹以乱真的本领，这是他30岁以前的事了。现存加拿大的摹本奚冈《松溪高逸图》是他18岁时所临，现存新加坡的张中《芙蓉鸳鸯图》是他24岁时所临。这两幅画作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风尘，那陈旧的面孔，令行家一眼望去竟觉真迹一般毫无二致。

徐先生的书法，同他的绘画一样，博采众长，舒缓而有节律，不弱不霸，沉稳自若。他的书法，典雅中和间透着清劲俊逸，如他的画，也如他的人。

已过米寿的老先生，从事书画创作和鉴别研究，已有70多个春秋，成就卓著，声名远播海内外。然而，他却常说：“鉴赏古迹也罢，创作书画也罢，越深入就越觉难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我还没有学好呢!”

多么可爱又可敬的老人，面对着他，时光仿佛倒流了许多年。他仿佛就是满腹经纶而隐逸山林的名士，又像是虚怀若谷而抱负深远的仕者。这就是他——“国宝护神”徐邦达。

代表作品

著有：《古书画鉴定概况》、《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改编历代流传绘画年表》、《古书画伪讹考辨续编》等。曾于1981年赴澳大利亚、1985年赴美国讲学 。

徐邦达晚年还为中外及大陆与港台的文博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大陆文博界访台第一人。

徐邦达集1：古书画鉴定概论

徐邦达集2: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1)

徐邦达集3: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2)

徐邦达集4: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3)

徐邦达集5：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书法1）

徐邦达集6：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书法2）

徐邦达集7：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书法3） 紫禁城出版社(2005.10----2006.02出版)

《古书画伪讹考辨》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11

《中国绘画史图录》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

《古书画鉴定概论》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01

《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 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10

《珍宝鉴别指南》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2.12

《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

《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08

徐邦达与谢稚柳、启功并称书画鉴定三大家，是艺术史界的学术泰斗，享誉海内外的书画鉴定家和著名的书画家。

他的一生更是贯穿于新中国的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国各大博物馆藏字画的一级品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字画的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全部经过徐邦达的鉴定。

徐邦达把书画视为一生的挚爱，把鉴定视为技术和品格的考验。他常言“鉴定是一门科学，要实事求是”，不少人曾用重金收买他，希望他指假为真，他皆断然拒绝。

落日的余晖从窗纱间筛过，岁月在他脸庞刻下的痕迹愈渐淡去，眼眸宛如孩童般清澈。这是2010年，再过几日，7月7日，就是他的百岁寿诞。

喜庆的时刻还未来临，鲜花早已堆满整间屋子，徐邦达静静地躺着。“邦达，你要过100岁生日啦！”他的夫人滕芳不时俯下身来，亲吻他的额头。徐邦达却只能用目光追随她，后因呼吸系统手术，他失去了言语和行动的自由。

每一个房间都挂有徐邦达的书画，手书“宁静致远”舒缓冲淡，如同一生的写照。书房内画卷铺陈，书案上厚厚的呢毡上毛笔墨痕宛然，仿佛主人刚刚还在泼墨挥毫，谈古论今。

“他是‘国宝’”

《高呼与可》、《出师颂》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而这些绝代佳作，正是因为徐邦达的慧眼，才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

1950年，徐邦达被调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国家文物局）任文物处业务秘书。这个时期，经徐邦达等专家鉴定留下来的数千件古书画作品，后来均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成为该院古书画庋藏中的基本藏品。

新中国初创时，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为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徐邦达与同事踏访全国80%以上的县城。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画作传世甚少，仅存的几幅画卷皆为皇室收藏，《水村图》就是其一。1953年的一天，徐邦达无意间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并一直查到东北一个叫做大栗子沟的地方，他委托当地文物机构代为买下，确认无误后由国家购回并收藏。就这样，在短短数年间徐邦达发掘和抢救了3700件书画。

“文革”期间，徐邦达总结多年来从事古书画鉴定的经验体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古书画鉴定概论》的初稿。“文革”结束后，徐邦达重返故宫博物院，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1983年，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甄别各地文博单位所收藏的历代书画，徐邦达等人历时数年完成这项重任，并承担培养后学之责。20世纪80年代以后，徐邦达多次出访欧洲和北美，考察海外流失中国书画并与国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将徐邦达称为中国艺术的“国宝”：他将文献考据与图像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地建立了古代书画的鉴定标尺，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脉络。“而更重要的是，徐邦达是将古书画鉴定与研究科学结合的第一人，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研究者和古书画鉴定家，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说。

雅号“徐半尺”

在中国古文物的鉴定当中，古书画是公认最难的一门。“即便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也还未能找到一种鉴定书画作品、万无一失的科学手段，只能依靠传统方法，凭借鉴赏家的经验和眼力。”李文儒说。

20世纪30年代，徐邦达发现乾隆皇帝曾经御笔亲题为真品的《富春山居图》实为赝品。《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的一幅名作。乾隆年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收藏进宫，乾隆对此画大加叹赏，谁料这幅画竟是伪作。后来真画进了宫，乾隆觉得颜面无光，便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20世纪30年代，徐邦达看到了这两幅《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推翻了定论，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郭熙的《溪山行旅图》、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元王渊桃竹锦鸡图轴都是他在故纸堆中寻到的宝贝。

作为传统鉴定方法的集大成者，徐邦达有着一双“赏鉴家的慧眼”。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有人认为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天赋，可他自己认为“只在用心”。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烂熟于心，才有古书画作品过目不忘，鉴定时的得心应手。

徐邦达把古书画的鉴定析为“鉴”与“考”两个概念。“鉴”即是通过众多的作品相互比较，进行目力检测，推知真伪。“对于大量存世的明清时代的书画，目鉴尤为重要。但要达到目鉴的准确性，鉴赏者非见之众多不可。”他的弟子、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说。但是，对于时代较远或是某些难于明了的书画，需要广为搜集有关文献和其他旁证材料，详加审订考据，方才得以明辨是非。“徐先生博闻强识，每对一件疑难作品进行考据时，爬罗剔抉，条分缕析，其所论所断，使人折服。”杨新说。

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70岁时,一次徐邦达在看两个手卷时,只从装手卷的两个盒子上,便知那一字一画是董其昌的作品,题目、内容,几十年前在哪儿见过,如数家珍。另一次,助手尹光华先生在帮徐邦达整理《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时,无论哪部古手卷后的题跋和某位画家的某张画,只要将题跋和题的人的名字组合起来,他都能知道是宋代某人的画或元代某人的画。

甚至有的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致人们送给他一个“徐半尺”的雅号。一次,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老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

徐邦达虽不善言辞,但话题一涉及书画便滔滔不绝。历代知名书画家年谱、名作、笔法风格等早就烂熟于心中。徐邦达的渊博学识仿佛一部中国古代书画史尽在胸襟。凡经他鉴定的作品,总是旁征博引,一一列出依据。一次徐邦达在南京金陵饭店,有人拿来一嵌在镜框中的扇面,请他鉴定。这是一幅金本的山水扇面,落款为已巳年张宏。凝神片刻,徐邦达说:“这是张君度(张宏字君度)画的,此为其早期作品。他是位高寿的画家,活了90多岁,生活在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跨两个朝代。《明画录》说他‘工山水,笔意古拙,墨法湿润’。”

“鉴定是一门科学。”徐邦达常说。在他看来，书画鉴定不仅需要通古博今的才智，更需要实事求是的品格。不少人曾用重金收买他，希望他指假为真，换取暴利，他皆断然拒绝，“现在艺术品市场上鱼龙混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鉴定家、研究者缺乏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徐邦达尤其值得我们学习。”李文儒说。

“入骨两百分”

据滕芳回忆，“我们常说爱到入骨三分，但是徐邦达对艺术是爱到入骨两百分，甚至连做梦都离不开字画。”

20世纪80年代，艺术品市场日渐活跃，许多古书画佳品被送进了拍卖行。徐邦达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文物珍品通过拍卖的渠道“合理合法”地流失。一次，他得知曾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滕芳正要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希望政府能为他们的“斗室”想想办法。徐邦达得知，对着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拜托她“莫提住房，只提希望政府想办法收购《高呼与可》。”

第二天，徐邦达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新中国初期，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现在我们更有能力抢救文物。”李瑞环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徐邦达的一颗心才终于落到了肚子里，出了门他拉着滕芳兴奋地说：“我替故宫谢谢你了！”

“徐邦达总是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徐邦达。他这句话是发自肺腑，为新中国鞠躬尽瘁，他一往而情深。”滕芳说，“今天，在他的生命将要走到一百岁这个高峰时，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徐邦达慧眼识王渊

1982年6月5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画鉴定的权威专家徐邦达先生驱车来到太原市解放路山西省文物商店鉴定书画。他对每件书画藏品都看得非常认真、仔细，惟恐漏掉一帧佳作。当女保管员从库房里取出一幅用报纸包裹的画时，他轻轻地打开一看，见是一帧残损得十分厉害的绢画；稍一不留神，手碰着就会碎裂。

徐邦达小心翼翼地慢慢展开，蓦然兴奋而惊喜地叫道：“啊！这是元代著名画家王渊的画，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他有点不放心，生怕看走了眼，又仔细审视这幅画的内容、笔法、墨色、题跋、图章、质地，翻来覆去，端详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肯定地说：“是王渊的画，这是国宝，连故宫博物院也很少有。我建议，现在立即封存起来，从此不要再让任何人看了，因为年陈月久，质地太酥脆了，看一次就会损坏一次。请速派人送故宫博物院揭裱、装帧！”在场的人都被徐邦达的情绪所感染而激动、欣喜，也为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和高超的鉴定技艺所倾倒。商店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幅画是70年代中后期从民间收购得来的，因为损坏严重，没有认真鉴定和引起重视，未把它列为珍品，进行揭裱保护。今天经徐先生鉴定是王渊的精品，我们一定要列为特藏，悉心保护。”

沉寂多年的元代绘画珍品终于重见天日。王渊，字若水，号澹轩，杭州人，从小受教于赵孟頫，他的山水师从北宋郭熙，人物师从唐人笔法，花鸟则师从五代黄荃，又善于融会贯通，自辟蹊径。这幅元王渊桃竹锦鸡图轴意境深幽，笔力沉稳，桃竹用双笔勾成，湖石用皴擦而成，虽未加一点颜色，却满幅墨分五彩，天机溢发，光彩照人。作者在绘制中将山水画、花鸟画融为一体；既有工笔画的精致，又有写意画的气韵，显示了深厚的艺术功力。画面右下部的题款为：“至正三年冬腊钱塘若水为仲华良友画。”此画现已列为山西省博物馆的特藏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示在世人面前。

昨天上午8点38分，中国著名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徐邦达与已去世的谢稚柳、启功并称中国书画鉴定三大家，享誉海内外。昨天，故宫博物院发布讣告称，徐邦达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博物馆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艺术界特别是书画鉴定界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徐邦达1911年7月生于上海，曾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杭州西泠印社顾问和九三学社社员。徐邦达集鉴定家、收藏家、书法家、画家、诗人、词家于一身，尤其专长于中国美术史和古代书画鉴定，他看过的清宫所藏历代书画珍品和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无法计数。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文物鉴定组赴各地文博单位甄别历代书画，徐邦达先生与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先生历时8年，完成了这一重任。

徐邦达最受人称道的功绩，则是他为故宫博物院“回收”的珍藏：新中国成立前夕，故宫藏品95%被运往台湾，少部分古书画卷册则被溥仪带到东北，后来又散落民间。为了尽快丰富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收藏，徐邦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收集到无数件古书画珍品，使故宫绘画馆藏品初具规模。

在书画鉴定方面，徐邦达还有个厉害的雅号“徐半尺”———鉴定书画时，徐邦达经常无需仔细看完整张画，而是在画轴才展开半尺之际，就可以说出真伪，被海内外奉为“华夏辨画第一人”。同时，作为中国艺术史界“鉴定学派”的一代宗师，徐邦达将传统鉴定方法与现代考古学手段相结合，为书画鉴定建立了可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

昨天，雅昌艺术网采访了徐邦达先生遗孀腾芳，她说徐老走得很安静。“他这一生跟任何人都没有心结。在为人，做事上，我非常尊敬他，真的很佩服他。”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也在微博上赞道：“徐邦达先生不会因人情，更不会为了钱为假画题跋。所以，他对作品的鉴定意见最为市场所认可，经他题跋的作品也为买家所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