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上书皇上期望减免百姓赋税的状。文章开篇描写严重的灾情，接着将皇帝的仁德与百姓的苦难交织在一起叙写，构成强烈的对比。作者认为造成这一严重情况的原因，是地方官吏横征暴敛的结果，最后请求皇帝特敕京兆府停征今年京畿地区的税收。文章记述清晰，形象生动，直言不讳，感情强烈；多用当时口语，明白晓畅。此外，叙述具体，运用比喻，形象生动。

御史1台2上论天旱人饥状

右3臣伏4以今年已来，京畿5诸县，夏逢亢旱6，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7恩逾8慈母，仁过春阳9，租赋之间，例10皆蠲免11。所征至少，所放12至多；上恩虽宏，下困犹甚13。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14，拆屋伐树以纳税钱15，寒馁16道途17，毙踣18沟壑19。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20。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臣窃21见22陛下怜念23黎元24，同于赤子25。至或26犯法当戮27，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又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28。今瑞雪频降，来年必丰，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伏乞29特敕30京兆府31，应32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33，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34。

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辄言35，无任36恳款惭惧之至37。谨录奏闻，谨奏38。

右题，臣俯首，今年以来，京师周边各县，夏天碰到了大旱灾，秋天又遇到了早霜冻，地里的收成，连原来的十分之一都没有。陛下您的恩德超过对孩子慈爱的母亲，仁慈之心就连春天的阳光都赶不上，赋税和田租，按照以前的惯例统统免除掉了。虽然陛下您征收的田租少了，但普通官员施加给百姓的压力却更多，虽然陛下您慈爱宽宏，普通百姓却更加困苦。甚至听到有人扔掉孩子赶走妻子，就为了能吃上一口饭；拆掉房子砍伐树木，来凑够纳税的钱，大街上满处都是饥饿寒冷的人，许多人饿死在了路边的沟里。有钱人家有能力都已经纳了税，而穷苦人只能受到逼迫压榨。我愚蠢地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大臣们没有上奏，所以陛下您有所不知。

我私下认为皇上您爱惜自己的百姓，就像爱护婴儿一样，就连有人犯法应该被处死，您还饶恕了他，更何况这些无辜的百姓，您如果知道了他们的处境怎么可能不去救助他们呢？再说京城是国家的心脏，一个国家根本所在，这里的老百姓应该受到更多的照顾。如今瑞雪连续降下，明年一定是丰年，如果急于逼迫百姓强征赋税不但不能多收税，还会伤害到百姓的积极性，而缓征赋税就会给百姓留下余地因而能维持国家的长远利益。我万分恳请陛下您能颁下告示给京兆府，今年应征钱粮赋税而没有征收的，前去征收但还没有缴纳的，今年全部停止征收，等到明年蚕丝、麦子收获以后，老百姓收获完毕还有节余的时候再征收。

我这个人愚昧浅薄，没什么眼光见识，因为感受皇恩浩大，想要报答陛下，有了点想法就赶紧说了出来，言辞恳切甚至恐惧到了极点。微臣这里恭谨地写下奏状呈递给皇上您，谨奏。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冬，时韩愈三十六岁，在京任监察御史。韩愈到御史台后，正好遇到朝野关注的两件大事：一是当时由宦官把持的“宫市”和“五坊小儿”之害，再次激起京城百姓的愤怒和反对。第二件事是韩愈擢迁监察御史之际，恰值关中遭受严重旱灾。然而，京兆尹李实为邀功取宠，一面欺瞒朝廷，一面横征暴敛，使灾情愈演愈烈。韩愈见此，忧心如焚，决心上书朝廷，为民请命，以减缓税赋。他为了弄清灾情的实际程度，便约同张署和李方叔二人，下到京城附近的农村去亲自察看，只见沿途到处是逃荒要饭的饥民和饿死路边的尸体，人们衣不遮体，不仅卖儿卖女，拆房卖地，而且竟以人尸充饥，更加痛心疾首，当晚回到署衙，便写下这篇为民请命的奏章。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这篇文章，集中反映了韩愈的思想、精神和情操。

首先，文章充分展示了韩愈忧国忧民、精忠报国的精神。他认为京畿地区乃“四方之腹地，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这是巩固国家政权，治国安邦的需要，因此“有见辄言”，在“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而上书直言灾情的真相。

其次，文章充分体现了韩愈“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在文章中振臂高呼，为民请命，指出：由于奸佞当道，“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上恩虽弘，而下困犹甚。”毫不顾忌地揭示出“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的严重局势。并警告道：“京师者，四方之腹地，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同时强烈呼吁朝廷：“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

再者，文章充分表达了韩愈刚正不阿的争臣风范和浩然正气。在文章中，韩愈一是明确指出“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是造成关中灾情愈演愈烈，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二是指出“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对朝廷的征缴政令和幸臣李实的横征暴敛，公开提出了反对和批评。展现了韩愈不畏强权、敢于碰硬、直指时弊、奋不顾身的胆略和气概。

同时，文章有力地烘托了韩愈为国为民，舍生忘死，不惜身命的崇高境界。他在御史台上不畏强权，上书直言关中灾情，为民请命；在刑部侍郎位上犯颜直谏，冒死谏迎佛骨，是为国为民舍官。特别是从这次为民请命来看，当时因韩愈不愿投靠权贵，仕途极不得志，好不容易才经李汶推荐，擢拜御史台，按照常理来说，韩愈应该谨慎守官，保住得来不易的要职和富贵；然而，他为了国家的安危，关怀百姓的死活，而不顾丢官的危险，毅然在“群臣之所未言”的形势下，上书直指时弊。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在写作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开门见山，直指时弊，毫无陈言套话。文章紧紧围绕关中灾情和如何解决展开论述，毫无半句虚语废话。

二是观点鲜明，言简意赅，论述十分精辟。全文虽只有三百多字，但却阐述了7个观点，而且论述精透，如皓月当空。

三是语言流畅，俗语联珠，用词质朴大方。如文中“坼屋”、“瑞雪”、“百姓腹内”等，俱是民间俗语，给人以生动、亲切之感。

近代文学家童第德《韩愈文选》：文体明白晓畅，兼用当时口语，如拆屋、瑞雪、百姓腹内等等，务求人人都解，就是韩愈自己所说的“当时之文”。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唐代文学家。自谓郡望昌黎，也称韩昌黎。幼孤，由嫂抚养，刻苦自学。德宗贞元进士，任监察御史，以事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随宰相裴度平淮西，升任刑部侍郎。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诏为国子监祭酒，转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卒赠吏部尚书，谥“文”。世又称韩文公。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恩想上尊儒排佛，文学上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笔力雄健，气势磅礴，为后世古文家所宗，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力求新奇，并以文入诗，对宋诗影响颇大。有《昌黎先生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