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是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创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从一名土生土长的18岁美国少年的成长历程入手，讲述了一个具有埃及和爱尔兰双重血统的普通男孩艾哈迈德，如何由一个善良安静内敛的中学生最终蜕变为一名酝酿另一场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的故事。

故事发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一个虚构的城市——新普罗斯佩克特。主人公艾哈迈德，自11岁开始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生活在新泽西州新普罗斯珮克特市的普通中学生。他具有双重血统，自小生活在一个边缘化群体的环境中。高中毕业后放弃学业，在也门阿訇谢赫拉希德等人指使下，意欲炸毁新泽西和曼哈顿之间的林肯隧道。在驶向隧道途中，艾哈迈德听从其高中辅导员杰克的劝导，最终放弃了自杀性恐怖行动。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美国民航4架客机，两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一架撞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一角，一架坠毁。这一系列袭击导致3000多人死亡，并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作者创作该小说的灵感，来源于想象中的海底隧道爆炸场景。厄普代克曾亲眼目睹纽约世贸中心在“9·11”恐怖袭击中倒塌。厄普代克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仇恨的根源，特别是美国紧张的种族关系。该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是美国新泽西州一个虚构的工业城镇。厄普代克对把青少年的理想主义、信仰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融合在一起，写进《恐怖分子》小说中。

艾哈迈德

主人公艾哈迈德，11岁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他父亲是一名来自埃及的国际交换学生，数年后将艾哈迈德母子抛弃。艾哈迈德念中学时受到男同学欺侮，对女同学穿着暴露心存厌恶。高中毕业后，他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不满，也不愿意上大学。在也门阿訇谢赫拉希德等人指使下，意欲炸毁新泽西和曼哈顿之间的林肯隧道。

揭示恐怖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

9·11恐怖袭击发生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或直接在纽约或间接通过媒体目睹了这场灾难，劫机的恐怖分子，已经成为集体创伤中难以抹去的一部分。

艾哈迈德自幼便在各种宗教和文化冲突的夹缝中饱受煎熬，由于外界的压力，他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着挫折和扭曲。冷漠的家庭生活让他倍感孤独，母亲特蕾莎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为了与男人们厮混，只想将儿子交给宗教了事。不管什么宗教，在特蕾莎看来都一样，所以当艾哈迈德走进清真寺时，她并未提出异议。艾哈迈德在七年前来到清真寺学习《古兰经》时，班上还有八九个孩子，最后只剩下他一人在坚持。在孤独的艾哈迈德看来，主就站在身旁，“紧密得如同温暖他颈部皮肤的阳光”。

艾哈迈德皮肤呈浅褐色，对自己这种身份混杂的外表极不满意，甚至觉得不如中学里的黑人男孩，他们至少了解自己的根底。阿訇是来自也门的移民后代，他深知，无论艾哈迈德有多大热情，无论学习多少《古兰经》，都无法改变他母亲的种族，和弥补他父亲的消失。在周围的黑人孩子眼中，艾哈迈德一钱不值，他们甚至不屑于与其争斗。阿訇偏偏选中这种苗子，耐心而系统地培养，与学校教育的放任自由截然相反。

在高中即将毕业的艾哈迈德的眼中，“老师们要么是信仰淡漠的基督徒，要么是不守教规的犹太人。他们作秀般地将思想品德与正确的自律精神教授给学生，但闪烁的目光与空洞的话语，暴露了他们缺乏信仰的本质。”厄普代克刻画了辅导员的传统犹太小人物形象，他能忍辱负重却带有几分狡诈，既在学生面前大讲做人准则，又常常乘艾哈迈德不在家时，以种种借口和其母亲私通。

艾哈迈德略知一二并加以默认，自然对老师的教诲加以质疑。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訇的影响更具系统性。他愿在这名殉道者身上，花费长达近八年的时间，从逐字逐句讲解《古兰经》开始训练，使其相信自己的事业全是老天的意图。在处心积虑的宗教训练面前，利维深感传统教育的软弱无力。他善于开导别人，却发现“自己迷失在一个什么都会失去的社会里”。

长大成人后的艾哈迈德，他相信阿訇的忠告：大学之路会给他坏思想和错误知识，因为学校传授的西方文化缺乏主的存在。为争夺下一代，代表传统教育的利维老师，尽量给学生讲解正规教育的好处，清真寺的阿訇却认为美国教育只会浪费孩子们的美好时光。艾哈迈德在学校与清真寺之间来回奔波，最后“宗教”的影响占居上风，他在原教旨主义的教育下，看到的只是社会的阴暗面，到处游荡的只是自私自利的消费者。他害怕更多的教育会削弱自己的信仰。

艾哈迈德放弃上大学，而进入阿訇安排的家具公司当货车司机，为执行自杀式袭击做准备。令人担心的是，“宗教精神”的培养将逐步取代传统教育。阿訇拉希德，他希望生性软弱的艾哈迈德，把异教徒看作上天显灵。他说：“幻想那些蟑螂也值得宽恕，就等于把自己凌驾于至慈的主之上，就是假设你比主更加仁慈。”他的长期教诲使艾哈迈德在驾驶满载炸药的大卡车奔向目的地时，有与当年袭击世界贸易大厦的恐怖分子一样的心情：“透过挡风玻璃，一个银色的十字亮点正飞离纽瓦克国际机场，它在苍白而空旷的天空中画出一道双头轨迹，如同一条让后来人跟上的大路。艾哈迈德一下子感觉精神大振，如同一架脱离重力而升空的飞机。”

阿訇曾告诉艾哈迈德说，这是为了“圣战”而战，他会在瞬间被送入天堂，而这是无数人渴求的荣光，选择他是上天的眷顾。在“宗教教义”的感召下，艾哈迈德逐步认识到，脱离躯体的束缚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而不是肉体及其需求的奴隶。阿訇强调，“圣战”的原因，是由于“西方大国偷走‘我们’的石油，拿走‘我们’的土地，从穆斯林这里拿走传统和自尊，所有人都有权拥有的自尊”。尽管艾哈迈德已基本接受这类说教，但当他听说真正被选为这次行动的殉道者时，还是感觉自己命悬一线，“站在一个发光中心的脆弱边缘”，脚下就是无底的深渊。

艾哈迈德尽管经过了“宗教”的系统训练，有时对其空洞说教依然反感，甚至认为阿訇在循循善诱，或使用激将法，“用必要的阴暗面和复杂情况来充实一个单薄的、天真无邪的信仰”。为见心爱的女友、中学同学约丽琳·格兰特，艾哈迈德却能抛弃“宗教”的忌讳，到基督教堂参加弥撒。他对阿訇的主张也心存异议，认为“圣战”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可以是斗争，是沿着主的道路的“内心斗争”。为了让艾哈迈德专注于宗教事业，阿訇在长期的教诲中努力使他远离女色，指出对性的迷恋，暴露的只是“异教徒的空虚和恐惧”。但是艾哈迈德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渴望爱情和正常生活，在前往执行自杀行动时，也不忘让女友而不是母亲来领取补偿，以便帮她获得自由。

正是这种质疑，才使艾哈迈德在实施自杀式袭击的关头，由于良心的作用和人性之光的闪现，而犹豫不决并错过时机，最终挽救了自己和他人的性命。让艾哈迈德真正醒悟的是，他事后方知将其诱入恐怖组织的查理，是中情局的卧底，此人试图利用他的行动将恐怖组织一网打尽，可惜自己不慎暴露而遭到斩首。正如犹太人老师利维指出，艾哈迈德同样是受害者，被中情局特工算计，陷入了一个“合法性非常令人质疑的精密圈套”。从艾哈迈德这一形象可以看出，恐怖分子极有可能来自普通人，他们对宗教信仰非常虔诚，出生于平凡家庭，对长辈孝顺听话，工作时兢兢业业，只是对世界有着不同看法，但在极端势力的利用下，他们发起的攻击更是令人防不胜防。

厄普代克同样注意到，宗教分歧加剧的种族矛盾，已成为美国社会的难题。他在该小说中，探讨了种族身份问题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来自主流文化的压力，使少数裔的民众深感自己是社会的局外人，他形象地指出：“除白人男性外，每一个可能结成的小圈子，都摆出保卫自己的架势，举起了拳头。”艾哈迈德认为，穆斯林和犹太人是兄弟，同处于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属于穿着滑稽服装的小丑，在那些守着家财、皮肤煞白的基督徒看来，他们“都是娱乐的对象”。

在对恐怖主义思想根源进行分析和描述时，尽管有一定程度的夸大，但厄普代克的反讽也道出民众的忧虑，特别是美国梦的破灭，使不少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他指出， 9·11事件的发生，使象征美国优美环境的蓝天已显得虚幻和成为传说，如同一个天国般讽刺和美国传奇的一部分，就像“火箭的红色尾焰”。他以精心设计的故事情节，说明恐怖分子实施自杀行动，旨在向全球发出信息：他们可以随意对任何目标发起攻击，如该小说中的林肯隧道是连接新泽西和曼哈顿的繁忙公路枢纽，人们不可能对穿梭不息的车水马龙时时刻刻进行检查，这说明，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美国，对恐怖主义防不胜防。人们焦虑地注视着每天进出美国港口的上千艘货柜船，揣测它们也许运来的是核武器或用于燃烧爆炸的化学品，而只需要区区几磅塑胶炸药或者TNT，放置到泽西市或在连接新泽西与纽约的斯塔腾岛的贝永桥下，就足以引起大灾难，让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

厄普代克在该小说中强调，人性的回归和多元文化共存的重要性，他将人性中的善，看作促使人们放弃恐怖主义的因素，认为只有加强沟通和交流，才能消除隔阂和实现和平。进入林肯隧道后，艾哈迈德准备在转弯处实施爆炸，期望造成最大伤害。但前面的小车里的两个黑人小孩吸引他的注意和逗他发笑的举动，使他忘记恐怖袭击的使命，延误了最佳时机，这也说明，他内心的矛盾和人性的复苏。艾哈迈德看到“周围的人们在追寻他们多活一天的理由，每个活着的人都满怀主动的意识，执着于自我进步与自我保护”，因而他无法将袭击行动进行到底。

叙述方式

《恐怖分子》中采取了“他者”视角的叙述方式，在这种叙述中，信奉伊斯兰教的艾哈迈德，既是恐怖分子的“他们”，即行凶者，又是受害者，即“我们”。因此，这种叙述方式，模糊了行凶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似乎消解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二元对立。但在这看似消解的过程中，杰克的主体性身份也得到了构建。因此一个更大意义范围上“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被构建出来。

厄普代克试图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理解恐怖袭击，认为在面对这一空前的灾难时，要保持一种自我距离和自我忘却，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选择了扬弃的美学方式，美学变成了一种道德的形式。作者认为，在面对9·11恐怖袭击事件时，“他者”及“他者化”是不可能避免的问题，以抽象意识形态为名的“他者化”，可能会使恐怖分子屠杀无辜，“那些成为烈士、寄自己的生活于来世的坚定的人，依然会公然挑战并带来大量伤害”。

从恐怖分子的角度看，他们的自杀行为，不是通过灭绝人性的机制证明的，而是通过“圣战”和自我牺牲的理念来证明。在《恐怖分子》小说中，作者便把目光投向了艾哈迈德这个美国社会中的“他者”。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恐怖主义是与敌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厄普代克却想描写一个“充满同情心的恐怖分子”。而且他的确是怀着同情的心情在描写艾哈迈德，这无疑是一种越界的做法。叙述9·11事件的文学再现，会更为复杂，因为在恐怖主义的行为中，行凶者或恐怖分子的形象，已成为创伤后果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种叙述中，受害者的话语权被剥夺了。

该小说人物之间的关联，促进了该小说情节的发展，艾哈迈德的犹太老师杰克与他母亲有私情，而杰克妻子的姐姐，恰好在国土安全部工作，最终杰克得以及时劝说并阻止了艾哈迈德的恐怖行为。该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不断在各不同的人物意识中心中转换，以此避免作者主观性的意见。这种方式的叙述打破了对极端分子或者基地组织分子模式化的刻画，如在描述本土成长的恐怖分子的信仰时，通过艾哈迈德的声音可知道：“圣战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它意味着斗争，沿着上帝的道路。圣战可以指内心的斗争。”厄普代克笔下的艾哈迈德，不再是9·11事件后被美国社会“妖魔化”了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模式化形象，而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普通人。在他要去完成自己使命的那天早上，“艾哈迈德感到早饭那个橘子里的液汁，和一种被压抑着的紧张的兴奋感挤压着他的膀胱”。这个恐怖分子被还原成了普通人，他和读者一样，有着其自身缺点和不确定性，“在一阵阵恐惧感与之后一阵阵的兴奋感的间隙中，某种简单的感觉，确实占据了艾哈迈德的心灵，然后再全部崩溃，回到那种想要结束一切的急不可耐的心态中。”这段描写，有效地把艾哈迈德还原成了普通人。因此，受害者与行凶者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

该小说以艾哈迈德的“这些魔鬼想要夺走‘我’的上帝”开始，在杰克成功说服艾哈迈德相信他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之后，艾哈迈德放弃了他的恐怖袭击计划，他有一种被剥夺了的感觉：“这些魔鬼，已经夺走了‘我’的上帝。”这里所说的魔鬼，应该也包括他曾经信任的阿訇和查理。显然，艾哈迈德也成了受害者，他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社会精神危机的受害者，是多元文化中伊斯兰教被模式化、边缘化的受害者，更是被伊斯兰极端分子——阿訇老师利用，被美国FBI卧底利用的受害者。艾哈迈德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本身在这里也成了受害者者。“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对于扉页上的这个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他者”的叙述方式似乎消解了二元对立，行凶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在该小说的结尾，当杰克成功地说服艾哈迈德放弃他的恐怖主义袭击行为后，杰克也同时成功地成为该小说的英雄人物，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主人公，因此杰克的主体性得以构建，且与此同时又建构了一个“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因为杰克代表的是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恐怖分子》小说，是“一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

——《芝加哥论坛报》

《恐怖分子》是对美国后“9·11”时代不同族裔间关系的一种有效阐释。

——朴玉（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副教授）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美国作家。1932年3月18日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2009年1月27日逝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父亲威斯利·厄普代克是位中学数学教师，母亲琳达·格雷斯·厄普代克是位作家。在厄普代克13岁的时候，全家迁移到普拉威尔的农场。在那里，他度过了孤独的少年时期。他在母亲的鼓励下，开始了文学创作。1954年，大学毕业。

作品有：《兔子，跑吧》（1960）、《兔子归来》（1971）、《兔子富了》（1981）、《兔子歇了》（1990）、《夫妇们》、《马人》、《政变》、《恐怖分子》、《贫民院义卖会》、《音乐学校》、《贝赫：一本书》、《问题和其他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