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又称情境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关于领导有效性研究转入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领导的有效性不是取决于领导者不变的品质和行为，而是取决于领导者、被领导者和情境条件三者的配合关系，即领导有效性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和领导情境三个变量的函数。

权变理论被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特质理论不能准确地预测领导者的行为，甚至难以解释不同情境下领导者行为的多样性，而行为理论在解释某些领导行为时又显得过于简单，有时甚至难以自圆其说，如对同一种领导行为为什么在不同的群体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等问题不能给出圆满解释，因此研究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领导情境方面。影响领导有效性的大量情境因素逐渐被识别出来，于是研究者试图将这些情境因素整合起来，形成了多种权变领导模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领导有效性权变模型、路径-目标领导理论、生命周期理论。

菲德勒（F.Fiedler）经过长期研究，提出了领导有效性的权变模型。他认为，任何形态的领导方式都可能有效，关键在于领导风格和具体组织情境的匹配程度。领导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三个维度上的条件：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任务结构以及职位权力。如果这三个维度上的条件都好，情境对领导是有利的。具体说，就是如果领导者被追随者接受和尊敬（第一个维度），任务高度结构化，即每件事情都可以描述和有程式化的运作方式（第二个维度），且领导者的职位权力和权威非常正式化且稳固（第三个维度），那么这个情境对领导者是有利的。但是，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三个维度都低），那么情境对于领导者而言就非常不利。菲德勒通过研究，证明情境有利和领导风格共同决定了领导有效性。总的看来，在非常有利和非常不利的情境下，任务导向或者顽固、独裁型的领导者是最有效的；当情境只是适度有利时，人性取向或民主型的领导者是最有效的。情境变量与领导形态之间复杂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菲德勒领导形态与情境变量之间的关系

为了确定一位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和倾向，菲德勒开发了一种名为“最难共事者量表（least-preferred-coworker scale,LPC）”的工具，通过测定领导者的LPC分值，可以识别出领导者的激励层次。低LPC领导者主要受到任务的激励，意味着这些领导者主要从完成任务中获得满足感，但如果任务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完成了，则低LPC领导者会移向第二个激励层次，即建立和保持与追随者的关系。高LPC领导者主要受到关系的激励，这些领导者主要从建立和保持密切的人际关系来获得满足。如果高LPC领导者已经与追随者建立了良好关系，则他们会移向第二个层次，即完成任务。菲德勒建立领导者LPC、领导风格与情境相互作用的领导有效性权变模型。

对于任务型领导者在非常情况下为什么为成功，菲德勒解释道：在非常有利的情境中，领导者拥有权力、非正式后援、相对结构化的任务和准备好接受领导的组织，且组织成员期望被告知应该做什么。此种情况下，不必与全体成员讨论，任务导向的领导者只需发号施令，组织就能按照既定方向发展。此时领导者明智选择是：宁愿做出一个错误决定，也比什么都不做好。勇于负起责任，并做出完成任务所必须的决定的领导者，常常是有效的领导者。

在相对有利情境中，领导者不被团体成员完全接受，任务也不是完全结构化的，并且领导者仅仅被授予部分权力和权威。菲德勒预测，此时采用人性取向、民主取向及关系取向是最有效的，这一结论已经被相关研究所证实。菲德勒的权变模型既吸收了以往理论关于领导风格或类型的观点，又引入了情境变量，试图在二者间建立起耦合关系，这更适合用于解释领导行为的多样性及其有效性。该模型操作较强，对领导者选拔和任用具有切实指导意义，继而引发系列研究。

继菲德勒的权变论之后，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领导权变理论颇受重视，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R.J.Howse）的路径-目标理论（Path goal theories）。该理论把伊万斯（W.G.Evans）的研究加以延伸，又把期望理论与俄亥俄大学的领导行为二因素理论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某些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在该情境之中，这种行为有助于下属人员达成和工作有关的目标。豪斯等人认为：领导是一种激励部下的过程。领导方式只有适用于不同的部下和环境时，才是有效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用抓组织、关心生产的办法帮助职工扫清达到目标的通路，用体贴精神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帮助职工通向自己预定的目标。因此，豪斯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指导型领导、支持型领导、参与型领导、成就取向型领导。

指导型领导：让下属准确地知道期望他们做什么，而且在做的过程中领导者还会给予具体指导，不需要下属参与做什么和怎么做决策。

支持型领导：领导者是友好的并且是可亲近的，仅对下属的行为表现出诚恳关注。

参与型领导：领导者寻求并且采纳下属们的建议，但仍然由领导者做出决策。

成就取向型领导：领导者为下属设定有挑战的目标，并给予充分的鼓励，让他们自己设法达到这些目标。

菲德勒认为，领导者的风格或类型一旦形成之后就很难改变，因此只能根据不同的组织情境选用不同类型的领导者，而豪斯的路径-目标领导理论认为，上述各种不同的领导方式并非固着于单一领导者身上，而是可供同一个领导者在不同情境中选用的行为模式。豪斯关心的是在何种条件下上述何种领导方式可以为下属铺平通向目标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豪斯加入了追随者个人特征，即追随者的个人特征和组织环境特征共同决定了下属对各种领导方式的知觉，而正是下属对领导行为的知觉影响了他们的满意度、角色和目标清晰度及随后的绩效表现。

该理论由俄亥俄州大学的卡门教授提出。他的主要观点是：领导者的行为要与被领导者的成熟度相适应，即随着被领导者的成熟度逐渐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方式也应做相应的改变。所谓被领导者的成熟度是指心理的成熟度，包括成就感、有工作经验和受过良好的教育等。年龄是成熟度的一个因素，但并非最重要因素。员工的成熟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即由不成熟、初步成熟、比较成熟发展到成熟。因此，领导者的领导方式也要随之发生改变。卡门区分了授权式、参与式、说服式和命令式四种主要领导方式。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高工作，高关系”的领导者不一定总是有效的，同样，“低工作、低关系”的领导者也不一定总是无效的，关键是要看所采取的领导方式是否与被领导者的成熟度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