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微之(1896—1976)，男，又名圣清，吴兴（今湖州） 八里店镇潞村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蕙兰中学校。1924年至1931年在蕙兰任教。

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曾于1940年留学美国本雪文尼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先后任沪江大学夜商学院教务长、之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等职。兼任蕙兰校董。1958年到吴兴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1934年曾发现湖州钱山漾遗址。撰有《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一文，为中外考古学界所瞩目。

900多年前，一位姓慎的京官外放湖州。当所坐的官船路过归安县潞村时，眼前的小桥流水、村外的碧水青山无不拨动着他的心弦，使其产生了在此颐养天年的念头。没隔多久，致仕后的慎氏果真携家眷来潞村定居，过上了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且“后人蕃衍多业儒。”这是清光绪年间《归安县志》所载的故事，真实性虽无从考证，但迄今湖州市八里店镇潞村确实住着许多慎姓人家，慎微之先生正是从潞村慎氏家族走出来的。

1896年慎微之出生的时候，曾经富裕的家庭已衰败到几近贫寒，但慎母依然省吃俭用供养儿子读书，企盼他们能够中兴慎家。排行老二的慎微之小小年纪就分担家庭的重担，经常到离家不远的钱山漾湖边，抓些小鱼虾或摸点螺蛳河蚌充当家人一天的荤腥。俗话说：“三岁看老，薄地看苗”，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慎微之一生恪守着“勤可补拙，俭可养廉”的古训，即使在担任沪江大学商学院教务长时，也保持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却将节省下来的钱都捐助给了家乡的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儿时捕鱼捉虾的经历竟成就了一位非考古专业的考古专家，使他成为了钱山漾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者。

14岁那年，慎微之怀揣着母亲积攒下的一块银元，夹着一条草席、背着一床棉被赴省城杭州求学，开始了不平凡的人生旅途。凭着聪颖与勤奋，他考进了杭州办学最早、名气最大的蕙兰中学（今杭州第二中学）。那时，西方新式教育开始传入我国，中学课本里也有了天文、地理及人类历史等内容。在读得新鲜有趣之余，慎微之想起孩提时代在钱山漾水边捕鱼捉虾时，经常拾到磨得光光亮亮、奇形怪状的石头，当时仅仅出于好奇捡回家玩耍，没想到竟可能是远古时代的生产、生活用具，自己家乡说不定真的存在着古人类遗址。学生时代的好奇心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在升入上海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后，慎微之特意选修了一门社会之进化科。探索远古奥秘的念头促使他不断钻研、思考，家乡的钱山漾更像磁铁一般紧紧吸引着他。每逢寒暑假，慎微之总是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乡，尚不及向族里长辈请安，就拎起家中的竹篮跑到村西北的钱山漾湖边，脱下胶鞋、卷起裤腿在湖边浅滩地里寻找着各种古怪的石头，然后分捡出石器来。无论是盛夏酷暑还是寒冬腊月，什么也不能阻止他去“捡石头”。虽陪伴左右的仅有觅食的白鹭，遮风挡雨的只有高耸的芦苇丛，他却始终乐此不疲。就这样，慎微之在钱山漾湖边发现了石簇、石镰、石刀、石斧、石锛、石犁等。1934年夏，湖州适值大旱，钱山漾湖中的水位落至1857年以来的最低，干涸见底面积占全湖总面积的2/3，慎微之趁此极其难得的良机，冒暑拾集了大量石器。慎先生对钱山漾石器的钟爱和钻研到了这般如痴如醉的地步，为他日后形成钱山漾古遗址在中国文化史独特地位的观点大有裨益。

20世纪初，西方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带动了中国的科学考古发掘。中原地区重大考古发现捷报频传，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更堪称石破天惊，许多北方学者由此相信，黄河流域才是中华文明唯一的发源地。30年代中期，以时任南京古物保管所所长的卫聚贤为首的江南史学界先贤发起组织了吴越史地研究会，旨在探索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在江浙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吴越史地的热潮。卫聚贤、何天行、施昕更等学者纷纷撰文指出，史学界不可只知黄河文明而不知长江文明、只知中原文化而不知吴越古文化，强调吴越古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地位“几与中原并驾齐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36年5月慎微之先生发表了重要论文《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他将采集于钱山漾的石器与其它各地出土的石器作了详细类比，凭借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推断，钱山漾在古代本系普通河流，大部分为古城市旧址，是一处大面积的古人类遗址，在其四周必有大量古物蕴藏；“若大规模发掘定能获得大量石器以及化石，可使吾人了解原始南方人之生活习惯及生产方法等”，从而“不但对于整个人类学有空前贡献，即对于以前文化来自西北说，亦不攻自破矣。”慎微之的论文为当时的古文化争鸣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正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使得沉睡了数千年的钱山漾遗址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为后来的科学发掘作了铺垫。

1940年，慎微之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留学期间，他依旧念念不忘钱山漾，带了许多采集到的石器加以研究，还常在闲暇时举办小型展示会宣传中华文化。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古董商获悉后曾想出资购买，但均被他婉言谢绝。学成归国时，他把所有带去的石器一件不少地带回国内。而当浙江大学开设人类学专业课时，先生又毫不犹豫地一次次把珍贵的石器标本捐赠给教学收藏室，充分表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回国后不久，他出任沪江大学商学院教务长，后又任之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等职。虽然教学任务和社会活动日益增多，但慎先生依旧不能割舍对钱山漾的感情。至今潞村仍有不少人清晰记得他西装革履、外罩美国呢大衣，身边紧跟个拎箱子的美国秘书的回乡情景。在父老乡亲们看来，他是来“衣锦还乡”的，其实这是慎先生又一次利用休假回钱山漾采集石器。当村里人看到他一如既往赤着双脚，手上拎着个装石器的竹篮时，便戏谑地称他为拎竹篮的“石头博士”，于是慎微之先生从此多了一个雅号。如今，先生平生所采集的石器大多收藏在国内博物馆。

解放以后，由于有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及留学美国的经历，尤其是在沪江大学等高校中任要职的特殊背景，慎微之先生成了改造对象，被下放到湖州一个小镇的初中去教书，不久又被当地文化部门借去负责吴兴县区域内的田野调查。面对种种不公，慎先生并不怨天尤人，坦然接受，像个老顽童似的重新打起赤足、拎起竹篮，走向田间地头，走向钱山漾。

也许慎微之先生毕生积蓄的考古学能量注定要在家乡土地上释放，也许钱山漾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注定要假先生之手公诸天下，此时慎微之先生的研究视野更为广阔，不再把钱山漾看成一时一地的文化现象，而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审视遗址的衍变。他在1955年冬的工作笔记中写道：“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人类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人类文化是劳动人民积累经验创造的，文物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凭着对钱山漾的熟识和多年积累的经验，他认定“钱山漾古文化有些特殊，可说是（有）独特的文化史地位和文化贡献。”随着先生上交的石器越来越多，反映的文化信息越来越重要，科学发掘钱山漾遗址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56年春，浙江省文管会在钱山漾东岸的百廿亩村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1958年春又再次进行发掘。两次发掘的总面积约75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以石、陶器为主的史前生产、生活用具，其中200多件有机质文物以其丰富的种类、精湛的加工技术倾倒了现场的考古人员。尤其是那块小小的黄褐色丝织绢片，经鉴定是用4700年前的家蚕丝编织而成的。钱山漾因此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这前后两次的考古发掘解决了长期困扰江南考古界的“第一次划分出包含硬纹陶和不包含硬纹陶的上、下两个地层”难题，也使良渚黑陶得以从龙山文化中划分出来，为浙江良渚文化的命名铺平了道路。继上世纪30年代的“吴越史地大讨论”后，钱山漾重新受到国内考古界及日、韩等东南亚学者的高度关注。2005年春，一次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又带给世人新的发现和认识。为期4个月的考古发掘再次表明，钱山漾遗址所反映的强烈时代特征和鲜明文化个性，对于研究、审视太湖地区史前古文化的发展轨迹，重新排列其发展序列具有重要的意义。八室多开间房基遗迹的发现在国内新石器时代考古中也尚属首次，为探讨同时期的聚落形态及史前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作为维系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谱系和变迁的“钱山漾文化”的命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956年至2005年，50年间三次重大考古发掘的诸多成果，无不印证着慎微之先生的预言。

名字由来

曾蹊跷慎先生何以取“微之”名，总以为是他为人低调，谦卑、自律使然。作此揣测虽无不可，却远不能反映先生的全部。《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谁又能说古代谦谦君子的“以德就列”就不是这位留洋博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呢？

湖州市博物馆收藏着14本笔记本，是已年近古稀的先生1955年至1966年在湖州野外工作时的记录，总计数万字。这些笔记本没有统一的装帧和开本，多用学生的练习簿，有的还是经过拆拼而成的合订本；三大本较厚的笔记竟然是用学生的考卷装订起来的，正面是考题，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田野考古记录。这些笔记本虽简陋，却是宝贵的野外实地勘测记录。著作有《考古拾零》、《考古要领》、《考古随记》、《考古备忘》、《考古庶令》、《石器时期考古要领》、《考古勉思》、《地下地面文物调查随记》、《随查随记》、《文物调查扎记》、《吴兴县各区文物纪要》、《吴兴县遗址遗存总登》、《备忘录》、《三余庶令》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今日湖州地区已记录在案的古遗址，无不留下慎先生的足迹和汗水，无不留在这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中，而这其中占了最大篇幅的，还是他一生最钟情的家乡钱山漾。更令人动容的是，不少笔记内层层叠叠贴满了车船票或旅店客栈票据，哪怕是两三分钱的河埠摆渡小票，先生也是小心翼翼地一一粘贴整齐。我们现已无法得知先生保存这些票据的初衷，只是在《考古庶令》封面上找到了一行褪色的字迹：“内附发票，因为我是业余考古，不作报销。”知微之显、以微见著，厚厚的野外工作记录与这一叠叠个人支付的“盘缠”珠连璧合，串联起一个考古人经年累月的风雨历程，展现了一位克勤克俭老教授的高风亮节，怎不叫人肃然起敬。转眼间慎微之先生离去已30个年头，他的晚景颇为凄凉，一生没有留下丰厚钱财，没有留下等身著作，也没有留下骨肉至亲。然而这一摞野外工作笔记，正是这位执着又节俭的老人留给我们最丰厚的遗产。

2006年对于钱山漾以及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既是慎微之先生110周年的诞辰，又是先生离去30周年。50年前，钱山漾第一次考古发掘揭开了遗址的神秘面纱；50年后，国务院将遗址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州人民引以为骄傲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受到国家保护。当我陪同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记者来到钱山漾遗址保护中心区百廿亩村头，恭敬地伫立在保护标志碑前，凝视着花岗岩碑时，北京来的记者用纯正的京腔诵读起碑文：“1935年，邑人慎微之先生发现了钱山漾遗址……”勿庸多言，慎微之先生的名字已与钱山漾永远联系在一起，他的考古生涯如同这座矗立在钱山漾东岸的标志碑一样不朽。

烟波浩淼的钱山漾湖面波光粼粼、涟漪荡漾，三五成群的白鹭在水边悠闲散步，新绿的芦苇随风摇曳，一切是那么的自然惬意。夕阳下一位穿西服的长者赤着双脚蹒跚在沙滩上，手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竹篮，把钱山漾遗址从石器时代提进了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