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访华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应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9年以来，两国经历了30年的长期隔阂后，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进行的首次访问。最后双方宣布中苏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宣布两国、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参见：中苏交恶

1969年中苏两国关系降到冰点，在莫斯科和北京的两国大使馆，相当长时间内，双方大使都缺位，仅有临时代办维持着馆务；双方外交人员见面基本上是为了抗议和反抗议。

1969年10月，中苏开始边界会谈，1979年9月，双方又把会谈扩展到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上来。随着前苏联逐步消除威胁中国安全的“三大障碍”，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时刻到来了。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正是1979年至1989年共10年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结果。

为了这次访问，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1988年12月就访问了莫斯科，并当面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仅仅两个月后，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北京，确定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具体日期，即1989年5月15日至18日。

戈尔巴乔夫一行抵达北京后，依照双方商定的日程安排，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戈尔巴乔夫于5月15日抵京后，原定于当日下午4时整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然而，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无法保证仪式的正常进行，接待办公室的接待人员都十分焦急。5月14日晚11点10分，接待办公室接到公安部的电话，传达了中央领导指示：欢迎仪式改在机场举行。

接待办公室同有关协作单位打好了招呼。为了不走漏消息，接待办公室规定，有关戈尔巴乔夫访问日程的电话，一律使用红机（即内部保密电话机）。当时解放军仪仗营那里没有保密电话机，负责通知的人只好用普通电话机，把负责此项任务的人员请到钓鱼台来，当面口头交代，要求仪仗队15日11时前到首都机场南停机坪。他们接受任务离开钓鱼台国宾馆时，已过午夜。后来听说，解放军仪仗营担心白天兴师动众，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在15日凌晨就将数百人的队伍提前拉到机场等候。

5月15日清早，礼宾司的同志赶到机场，分头落实有关欢迎仪式各项准备工作，如专机的停靠位置、欢迎队伍的排列，贵宾室的布置，前苏联使馆人员进入机场安排（一律凭使馆特有的221号汽车牌）等等。由于临时安排供应开水有困难，决定在机场供应易拉罐饮料。在欢迎仪式上必须悬挂两国国旗。但由于机场旗杆滑轮因多年不用而严重锈蚀，不能使用，只好把升降梯开来，才把中苏两国国旗和多面彩旗升起来。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礼宾惯例，国宾来访，欢迎仪式上应该铺上红地毯，即国宾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应一直走在红地毯上。从1980年9月1日起，中国实行礼宾改革，把国宾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改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当时，还特制了欢迎国宾用的红地毯，存放在大会堂地下室，以备不时之需。戈氏来访，不得已临时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而红地毯却无法从大会堂运出。一来是地毯过大过重，搬动运输困难，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人群，要想搬出红地毯，又避开他们的视线，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后来公众在电视上都看到的尴尬情形：没有铺红地毯的国宾欢迎仪式。

1989年5月15日北京时间中午12时整，戈尔巴乔夫的专机准时降落在首都机场（即老机场）。戈尔巴乔夫走下飞机，欢迎仪式就在停机坪的水泥地上举行。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戈氏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两人自始至终都是走在水泥地上。尽管21响礼炮轰鸣惊心动魄，国歌演奏雄壮有力，仪仗队员个个精神饱满，但缺少了醒目的红地毯，欢迎仪式还是显得大为逊色。

电视新闻播出之后，不少人其中还有中央负责人给接待办公室打电活，质问为什么不铺红地毯。

中苏两国隔绝了30年之久，即将步入一个新时代，而标志意义十分明显的戈氏来访，却没有享受到红地毯待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然而实际上戈尔巴乔夫访华留下的遗憾远不止欢迎仪式上的红地毯，还有好几项活动，也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执行，有的甚至被迫取消了。如原定5月16日上午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却临时作罢；原定17日晚由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举行京剧晚会，演出《盗仙草》、《秋江》等传统剧目，由于无法进入大会堂，晚会也被迫取消。

戈尔巴乔夫是应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来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因此杨尚昆主席主持了机场的欢迎仪式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

当戈尔巴乔夫一行途经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时，聚集的人群造成了交通堵塞。接待办公室为了保证客人的安全，在安排戈氏车队的行车路线时，尽量避开人群。然而，随着戈氏访华消息的公布，群众开始围追国宾车队。戈尔巴乔夫那时正在兜售他的“新思维”、“公开性”，没有理解中方尽量让他避开人群的特别用意。他以“与公众接触”为由，多次要求车队停车，下车与路边群众握手、交谈，更增加了接待工作的难度。

1989年5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午邓小平又在福建厅宴请了戈氏一行。这就是著名的中苏“高级会晤”。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主张，得到了双方的一致认可。这次会晤确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新框架，为双方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中俄以及中国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外交礼仪中，互相握手或者拥抱是很常见的礼节，但这两种礼节所表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当时，中苏经过长达30年的隔阂，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当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见面时，并没有按照过去的礼节习惯互相拥抱，而是互相握手问好。

早在1988年，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即将开始时，邓小平对此就有了明确的指示，那年10月28日，邓小平办公室秘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并作了如下电话记录：

“小平同志说：告诉钱其琛同志和李鹏同志，请外事小组开一次会，讨论一下钱外长访苏、苏外长来访，包括以后首脑会晤时礼遇方面的问题，定个调子、热的尺度。现在西方都在注意中苏热的情况，比如说拥抱不拥抱的问题。从外长开始，苏联一定热，我们热到什么程度？有些甚至定了的，要给苏打个招呼，比如不拥抱。拥抱会震动世界。”

邓小平当时考虑的只是不拥抱，并没有说握手问题，虽然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过去，邓小平同前苏联领导人交往很多，深知他们爱行拥抱礼。当年，在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领导人为了表示彼此亲密无间，在会晤中行拥抱礼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1988年11月3日外事小组召开会议，并把邓小平的指示更具体化：即只握手，不拥抱。这就是“只握手，不拥抱”指示发出的整个过程。1988年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外长访问莫斯科时就执行了邓小平的这一指示。两个月后，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我国，为戈访华作最后准备，也执行了“只握手，不拥抱”的礼节。

礼节形式是为政治关系服务的。中苏关系即将正常化。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友好同盟关系，因此，不能再像原来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那样，见面就拥抱。如果这次会晤时再行此礼，肯定会给世界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在如此敏感时刻，要冷静，在礼节上不能做得过火。关系正常化后的中苏两国决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而是要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基础之上。握手礼节，正是这种普遍原则的体现。因此，邓小平“只握手，不拥抱”的指示意义深远，影响巨大。它不仅仅是一个礼节问题，更是为今后中苏两国关系定位，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内容和长远的战略考虑。

虽然中国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没有拥抱，但彼此之间仍保留了同志的称呼。这是过去各国共产党人之间习惯的称呼。

早年，这个称呼确实含有非常浓厚的志同道合的意味。在俄国沙皇统治时，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的俄国革命党人中间，就已流行“同志”这个称呼了。在俄文中与该词对应的是“先生”，是对富人、社会地位较高人士的称谓。而“同志”则常被革命党人用来称呼普通劳动大众，在当时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十月革命后，这个词被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广泛采用，这个词对于团结各国劳动人民群众，在争取自由、解放、幸福的斗争中，起到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虽然中苏两党经历了30年的论战、对抗，但谁也没把对方开除出“同志”的阵营。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困难的时期，即便在那时，前苏联仍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作为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中亚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虽然仍然攻击中国，但却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中苏共产党人仍有互称“同志”的基础。

1988年12月初，钱其琛外长访苏，前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印发的访问工作小册子的封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同志正式访问苏联日程。”此次戈氏访华，对他如何称呼的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戈氏来华的头衔虽然有排列在第一位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是谁都知道，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排在第二位）是最主要的。当时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如不称“同志”，而改称国际上流行的称呼，如“先生”、“阁下”等一定会引起轰动。中央经过斟酌，决定沿用过去的习惯，仍称其为“同志”。

主词条：中苏联合公报

中苏双方在访问结束时签署了联合公报，强调在和平共处的国与国关系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新型关系，重申两国在建设与改革方面交流情况与经验是有益的。世界各国对中苏高级会晤和关系正常化普遍表示欢迎，认为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戈尔巴乔夫1989年对中国的访问，在中苏关系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在那次访问中，双方所确立的两国关系的框架，对中苏以及对后来的中俄、中国与独联体各国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