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上高宗封事》是南宋文学家胡铨创作的一篇奏疏。奏疏痛斥了王伦、秦桧、孙近等人的投降卖国行径，阐明了反对和议、坚持抗金的立场和理由，提出了将王伦、秦桧、孙近斩首示众的严正要求。文章辞意激切，格调高昂，肝胆毕露，正气浩然。

戊午上高宗封事1

绍兴八年十一月日2，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臣胡铨3，谨斋沐裁书4，昧死百拜，献于皇帝陛下。

臣谨按5：王伦本一狎邪小人6，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7，遂举以使虏8，专务诈诞9，斯罔天听10，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11，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12，是欲刘豫我也13！刘豫臣事丑虏14，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15，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16，父子为虏。商鉴不远17，而伦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18，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19？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20，朝廷宰执尽为陪臣21，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22，变为胡服23。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24，指犬豕而使之拜25，则怫然怒26。今丑虏27，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28。”呜呼！自变故以来29，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30？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31，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32，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33。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34？况丑虏变诈百出35，而伦又以奸邪济之36，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37，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38。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39，危如累卵40，当时尚不肯北面臣敌41，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敌势陆梁42，伪豫入寇43，固尝败之于襄阳44，败之于淮上45，败之于涡口46，败之于淮阴47，较之前日蹈海之危48，已万万矣49！倘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50？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51，下穹庐之拜52，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53。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54，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55，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56。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57，而欲导陛下为石晋58。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59，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60，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狠愎61，已自可见。而乃建白62，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63，是明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64。”夫管仲，霸者之佐耳65，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66。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67，归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附会桧议68，遂得参知政事69。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70，谩不敢可否事71。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72”，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73，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74，徒取充位如此75，有如虏骑长驱76，尚能折冲御侮耶77？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78，义不与桧等共戴天79。区区之心80，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81。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82，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83，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84？小臣狂妄，冒渎天威85，甘俟斧钺86，不胜陨越之至87！

南宋绍兴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臣胡铨，恭敬地素食斋戒，沐浴净身，裁纸修书，冒着死罪行跪拜大礼，奉献于皇帝陛下：

臣谨慎地考察过，王伦本是一个不正派的小人，街市的无赖，不久前由于宰相没有眼力，因而推荐他去使金。他专干欺诈的勾当，欺骗皇上，突然得了这一美差，天下人都切齿唾骂。现在他无故招来敌使，以诏谕江南为名，这是想使我宋朝治下成为他们的臣妾，想使我宋朝成为刘豫这样的人。刘豫侍奉金国，当了傀儡皇帝，自以为能够子孙万代不可动摇地传下去，而金人一下改变了主意，捉了他们，刘豫父子沦为囚徒。殷鉴不远，可王伦又想要陛下效法了。

宋朝的天下，是宋朝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坐的天子之位，是祖宗的天子之位。如何能把祖宗的天下变为金人的天下，把祖宗的帝位变为金人小国的王位呢？陛下只要一下跪，那祖宗庙社的神灵，就将被夷狄所污；数百年宋朝治下的百姓，就都要沦为异族的臣民；朝廷官员就都成为陪臣；天下的士大夫，就都要撕毁冠冕，改穿胡服。今后豺狼有永不满足的需求，怎么知道他们就不会以对待刘豫那样的无礼来对待我们？三尺童子最无知，可是要指着猪狗叫他们下拜，他们也是会发怒的；现在这金人，就是猪狗，堂堂天朝，一致朝猪狗下拜，难道连孩子都感到羞耻的事，而陛下也忍心去做吗？

王伦的意见是：“我朝君臣只要向金人一下跪，徽宗的灵柩就可以回来，韦太后也可以回来做太后，钦宗也可以回来，中原地区也可以恢复。”啊，自从金人南下以来，主和派人物，哪个不以这种说法来诱惑陛下呢？可是最终却没有一个应验，这些金人实情的虚伪就可以明白了。陛下还不觉悟，耗尽人民财物也毫不顾恤，忘记国家大仇而不报。受辱忍耻，让天下人去臣服异族，甘心于此。就假定敌人一定肯议和，完全如王伦所说的那样，天下后世又会说陛下是怎样的君主呢？何况敌人变诈百出，而王伦又以诡计帮助他们。这样，徽宗的灵柩是一定不会送还的，太后、钦宗皇帝也是一定不能回来的，中原也是决不可得的。而此膝一屈，就不能再伸，国势衰落，就无法再振，只能为它恸哭流涕而长长叹息了！

当初陛下秘密从海道辗转南下，危如累卵。当时尚且不愿北面向敌称臣，何况现在国势稍又强盛，诸将竭尽锐气杀敌，士卒渴望奋起抗战，比如前不久敌人到处侵扰，刘豫入侵，就被岳飞击败于湖北襄阳，被韩世忠击败于江苏江都，被杨沂中击败于安徽定远，被赵立击败于江苏淮阴，这比起当初的辗转海上的危急形势，就已是胜过万万倍了。如果不得已用兵，我们难道就会居于敌人之下吗？现在陛下无故反要臣服金国，要委屈陛下的尊严，去向金国朝廷下拜。三军战士，不战而士气就已衰竭了。这就是鲁仲连仗义不尊秦为帝的原因，不是顾惜尊秦为帝的名声，而是痛惜天下的形势不应该如此。现在内至百官，外至军民，众口一言，都要吃了王伦的肉，谤议纷纷，陛下不听，就恐天下一旦有变，祸患将无法预料，臣私下认为不斩王伦，国家的存亡将不可知。

虽说是这样，王伦还是不足为道的，秦桧身为心腹大臣却也这样做。陛下有尧舜的资质，但秦桧不能使陛下如尧舜，却要使陛下当后晋的石敬瑭。最近礼部侍郎曾开等人引古人所说道理批评秦桧，秦桧就严厉地斥责说：“侍郎知道古人的事，难道我就不知道吗？”这样，秦桧坚持错误，凶狠固执，已是可以看出的了。而秦桧还建议让御史台、谏院官吏来公议议和可否，这是他害怕天下人指责自己，因而让大臣们一起分受舆论的谴责。有识之士都以为朝中无正人。唉，可惜啊！孔子说：“要是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要披散头发，穿着左边开襟的衣服了。”管仲只是霸者的辅佐大臣，尚且能把异族之地变为中原百姓之地。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让中原的百姓归人异族之乡，那么，秦桧不单是陛下的罪人，实在也是古人管仲的罪人。近来孙近因附和秦桧，于是得授参知政事。天下人向往太平，如饥似渴，而孙近这个伴食中书，全不敢对任何事情说一句“可”或“不可”。秦桧说：“敌人可讲和。”孙近也说：“可讲和。”秦桧说：“天子当拜。”孙近也说：“当拜。”我曾到政事堂，问了几个问题，可孙近都不回答，只说：“已让御史台、谏院侍从讨论了。”啊，协助办理国家大事，白白用来充数已到如此地步，假如敌人长驱直入，还能阻止敌人的冲击、抵御敌人的侵侮吗？臣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可斩。

为臣不过是枢密院一个充数的编修官，民族大义告诉我不能和仇敌同立于天底下。我的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把这三人斩首，悬首示众，然后拘留敌使，指斥他们的无礼，再慢慢来出兵讨伐有罪的敌人，这样三军将士，不用打仗就会士气倍增。不然的话，臣就宁赴东海而死，岂能在金国的小朝廷苟求活命？小臣狂妄冒犯天威，甘愿等待杀头的处罚，臣不胜惶恐。

南宋建立以后，宋高宗赵构对女真族的侵扰，始终采取妥协求和的苟安政策。一些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文官武将在人民群众抗金热潮鼓舞下，反对求和，进而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赵构即位之初也曾做出一些抗金的姿态，以主战派李纲为相，但时间不长。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宋高宗任用秦桧为相，次年八月迫于舆论压力，把秦桧罢相，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复又起用秦桧，自是专主和议。秦桧遣王伦再使金国奔走谋和。王伦回朝时，金国遣官为“江南诏谕使”到南宋议事将南宋视为其附属国，激起了文臣武将的纷纷反对。主战派代表人物张浚、韩世忠、岳飞等立场非常鲜明。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议和，岳飞说“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当时，身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怒不可遏，认为必须立斩秦桧、王伦、孙近的头，狠狠打击投降派，才能振奋民心士气，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这个奏本。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宋·谢枋得：“肝胆忠义，心术明白，思虑深长。读其文，想见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文章轨范》）

南宋·朱熹：“可与日月争光，中兴奏议，此为第一。”（《文章轨范》）

胡铨（1102年—1180年），南宋大臣，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1128年）进士。曾在赣州招募义兵抗金，保卫乡里。后任枢密院编修官，因上疏请诛秦桧等，被贬。孝宗即位后被起用，历任国史院编修官、兵部侍郎等职。一生反对和议。能诗词，多抒爱国忧愤情怀。著有《澹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