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Our Inner Conflicts》）是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创作的心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5年。

《我们内心的冲突》是一部研究人的内心冲突及由此产生的神经症症状的精神分析著作。作者提出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认为人的内心冲突源于困扰人的内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这些倾向不仅归因于偶然的个人体验，更主要应归咎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后者归根结底决定着前者的特殊形式。作者对认识人的冲突，改善人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持乐观态度，这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超越。但是作者过于强调个人自我认识和自我改善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文化条件超出个人所能控制的因素。

卡伦·霍妮于191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14—1918年，她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并在1918—1932年期间任教于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1932年霍妮赴美国担任芝加哥市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1934年她来到纽约，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院任教，并发起成立精神分析促进会和全美精神分析研究院。同时，霍妮兼任美国最权威的精神分析杂志编辑，并经常为全美精神病学会撰写论文。在训练治疗专家们应该怎样处理严重的神经症患者的同时，霍妮也坚信“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可以朝着理清内心冲突的方向上走”。该书中的理论是基于作者在40年来对思想抵抗活动的研究，最终成型于她为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一系列讲座做准备时。作者写作该书的目的是推动精神分析的进步，同时收入了她对患者和自己进行分析的经验之谈。

霍妮在书中认为无论神经症症状如何，无一例外都是性格神经症，所以在理论上和治疗中必须把理解神经症的性格结构放在核心地位。冲突无处不在，人们内心的冲突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有冲突并不意味着就是患了神经症，冲突的种类、范围、强度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社会文化状态。认识到冲突的存在并做出决策，要具有四个条件：人们能够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具备一套价值观念；愿意且能够摒弃矛盾两方面的某一面；最后是做出决策，决策者愿意并有能力对决策负责。存在冲突并意识到冲突可能会让人感觉痛苦，但这正是解决冲突的宝贵才能和机会，也是正常人所要面对的。而神经症患者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困难就更大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感情和欲望的意识已经衰退，在强迫性倾向的支配下，患者丧失了取舍的能力和对决策负责的能力。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也可以是正常人遇到的问题，并且作者认为用同一术语意指这两种不同种类的东西虽是恰当的，但是又有两点区别：其一，神经症冲突所包含的各个因素显示出矛盾的驱动力是不一致的，患者对冲突是无意识的，并且冲突的双方都是强迫性的。也正因为这样，神经症患者总是不能自己解决矛盾。其二，两者在意识程度上也有差距，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总是无意识的，他们的冲突往往被牢牢地压抑着，只有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释放出来。神经症患者不能自由选择，感到无助绝望和无奈，还具有让人害怕的分裂人格的力量。

霍妮认为有两个很明显的因素表明冲突的存在：一个是产生的症状，另一个是自相矛盾。自相矛盾是冲突的确切标志，它有助于人们对冲突的性质作出试探性的分析。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不同，在作者看来神经症的基本冲突（原始的、利己的驱动力与威严的良心之间的对立）不一定是始发性的而是继发性的，产生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而且这个基本冲突有可能得以解决，前提是患者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痛苦。作者还认为，冲突的根源在于患者的愿望自相矛盾而导致其失去了获取事物的能力。作者阐述了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态度也是处于矛盾状态，矛盾状态中可以看出患者的基本冲突。这个问题涉及“基本焦虑”的概念，指孩子潜在地感到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自己是孤立无助的，外界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都使孩子感到不安。但是孩子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对付环境的策略，同时发展了持久的性格倾向——神经症趋势，成为其人格中的一部分。孩子逐渐地形成三个清晰的主要发展方向：亲近人、对抗人或者回避人。亲近人时他正视自己的无助状态，对抗人时他正视的是周围的敌意，回避人时他要与人保持距离。这三种倾向中任何一种都不会完全占据个人的内心，三种成分都有，只是何种成分占据优势而已。正常情况下，三种态度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而应该是相互补充、和谐统一的。但在神经症中，它们则是不能相互协调的，神经症患者不能灵活地应付世界，慢慢地这些态度不仅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自己与自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作者认为，相互矛盾的态度冲突是神经症的核心，被称为基本冲突，这是作者关于神经症的新理论的内核——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

根据前面的三种态度类型，霍妮将个体分为几种人格类型。具体来说，亲近人的态度形成屈从型人格，表现出所有“亲近人”的特点。他们渴求亲近、渴求归属。但这些需要都是强迫性的、盲目的，所以这类人总是强调自己与他人的共同点，而无视不同点。由于这类人渴求别人的温情和赞赏，他们总是盲目给予，但又不由自主地要求得到回报，否则就会感到不安。他们很容易妥协，克制攻击性，倾向于自动承担一切罪责。他们具有的第一个特点是感觉自己的软弱无助，觉得自己是渺小可怜的，并把这种状态看成吸引别人保护的手段；第二个特点是这类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都比自己优秀，具有吸引力，比自己更智慧、教养更好、更高明，甘居从属地位；第三个特点是这类人无意识地倾向于以别人对他们的看法来评价自己，别人的任何批评、拒斥或背弃对他们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打击，他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挽回和弥补这种伤害。总而言之，这些特点中暗示着一整套思维、感觉和行为的方式，也暗示着一种生活形态。这类人实际上是压抑着自己的攻击性，表面上对人关切，实际上更多的是藐视、无意识地利用他人、控制他人，只是这种内驱力在种类和强度上各不相同。这种被压抑的敌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猛烈地爆发出来，表现为愤怒等恶化情绪。

对抗人的态度逐渐形成攻击型人格，这类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皆“恶”。有时这类人也会表现得温情和赞赏，但这只是表面的，它是服务于攻击性这个最终目的的。攻击型患者的需要同样具有强迫性，这类人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搏斗，人们都在争先恐后，适者才能生存，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是他们人生的第一定律。他们毫无畏惧，不惜一切地好斗，要求自己只能赢而不能输，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机智证明自己的强大和优秀，这正好是屈从型的反面。这类人给人们的印象是能公然说出自己的愿望，好像没有压抑之苦，实际上他们的压抑寓于其情感领域之中。从这类人的角度出发，他们自认为是有力的、诚实的和现实的，在他们看来强权就是真理，其哲学基础就是弱肉强食。他们把残忍无情看成是力量的象征，把不关心他人看成是诚实的表现，把不惜手段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当成是现实，不仅拒斥真正的同情和友好，也拒斥屈从和讨好，这种对温和倾向的压抑必然增强攻击性倾向，并使它变得更具有强迫性。

回避人的态度逐渐形成孤立型人格，他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紧张，为了避免这种紧张，他们要求孤立，离群独居。这类人的需要和品质都服务于一种主要的目的——不介入。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自立自强的需要，这是为了生存而对自己的孤立进行补偿的唯一方法。这类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限制着自己的需要，其内在的原则是绝不对任何人或事表示亲近，以免其变得不可缺少。这类人还有一个特殊的需要——保守个人隐私。而自立自强和保护隐私的需要均服务于他最突出的需要——绝对地独立。这类人对独立的需要也是强迫的、盲目的。与其他类型的神经症类型相比，这类人更需要优越感，并且认为这种优越性别人一看便知，是不需要自己的刻意表现的。他们更不喜欢时间的限制，喜欢挫败他人，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别人是否会对他们施加影响。一旦其优越感被粉碎，他们就无法再承受孤立，不顾一切地伸手向别人求助，祈求得到温暖和保护。在他们看来孤立是有价值的——获得某种清高和明澈的心境。实际上在这种孤立状态下，人更能表现自己的潜在创造能力，但神经症患者不同，他们的孤立是强迫的、僵硬的和盲目的。作者认为自我孤立是基本冲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也是患者用来对付冲突保卫自己的手段，这是患者对付冲突的最为极端有效的积极主动的方式。

神经症患者解决问题的手段都是虚假的和强迫性的，一个虚假导致另一个虚假，第二个虚假又要第三个虚假来支持，这样下去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未解决的冲突导致新的结果。首先的一种结果是神经症患者的恐惧。他不仅害怕前面自己运用防御性手段建立的平衡被打破，而且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还有惧怕他人的藐视和侮辱。最终恐惧造成了患者与自己及他人的关系恶化，自己的能力发挥不出，到后来变成害怕自身的改变。未解决的冲突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患者人格的衰竭，生命力的巨大浪费，这种结果不仅是由于冲突本身，还由于患者试图解决这些冲突时采用的错误办法。具体表现为遇事都犹豫不决、普遍性的办事无效率和普遍性怠惰，只要神经症的冲突未被解决，浪费精力和生命的现象就不会消失。而且未解决的神经症冲突还会造成道德观念的分裂，道德的完整性被破坏之后，真诚就会减少，进而增强了自我中心的趋势。未解决的冲突导致的损害很多，从这些表现来看，神经症无论如何发展，都包含着一个因素——无意识的假象，具体表现为：爱的假象、善的假象、兴趣与知识的假象、诚实公正的假象和痛苦的假象。

人们常说最可怕的不是失望，而是绝望。神经症冲突倾向的相互纠结，不可避免地使人产生一种无望的感受，这种无望的痛苦可能深埋在患者的内心深处。这种绝望是冲突所引起的最终产物，其根源在于患者放弃了保持身心统一的希望。患者刚开始时试图解决冲突，但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增加了患者与自我的疏离，重复性的体验加深了患者的绝望感。患者还从事着另一种毫无希望的追求——成为理想化自我，一旦不能达到，就会绝望。患者感到绝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为人处世时，重心是放在外在因素而不是放在自身上，这样他们会失去信心，失去做个健全人的信念。分析医生为了对其进行治疗，必须先要认识到患者的无望感及其强度，然后要理解他们的无望感完全来自其内心的纠葛。要深信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趋势不是本能的而是发源于人际关系的失调，相信患者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这一点也正是作者与弗洛伊德理论观点不同的地方，因为弗洛伊德的观点从根本上是悲观性的。

霍妮认为解决冲突靠理智的决定、靠回避和靠意志都是无法实现的，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人格中那些造成冲突的状态。分析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必须帮助患者自己去改造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感情和需要，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在其真实感情和信念的基础上与他人相处。每种神经症无论如何发展，实际上都是性格障碍，如果把神经症看做患者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保护性防御系统，那么在这个治疗过程中第一部分的工作是要详细检查患者为解决冲突所做的无意识努力及这些努力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包括研究他的主要态度、理想化意象、外化作用等等。第二部分的工作是对冲突本身进行处理——让患者意识到冲突的大致情况，帮助他看清冲突是怎样具体发生作用的。也就是说要使患者知道他的相互矛盾的倾向及其产物——态度，这两者之间是怎样在具体事例中相互干扰的；还要向患者解释他试图达到的妥协是不可能的，帮助患者认识他的理想化意象、外化作用等是怎样掩盖了他的冲突，并且暂时缓解了冲突的破坏性力量的。最后，由于旧的防卫被摧毁了，患者会受到震荡而焦虑，但由于患者不再像过去那样畏惧自己和他人，这种焦虑会慢慢减弱，最终实现患者与自己和他人关系的改善。总之，就是让患者彻底理解他的冲突及其对他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它们怎样造成了他的种种症状。最终达到人格的整体性——没有虚饰的假象、感情真挚，将自己的整个心融入自己的感情、工作和信念之中。

该书不仅较之同时代其他精神分析论著更明显地表现出客观的、唯物主义的倾向，而且与作者前期的著作相比也更具有实践意义，具有高度的说服力。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社会心理学派代表之一。生于德国汉堡。1913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4—1918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进修和工作。1919年开业行医。1932年移居美国，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1934年创办私人医院。后因与弗洛伊德意见分歧，建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本方法、精神决定论、关于情绪动力的重要性、压抑与反抗等基本理论，是值得继承的。但反对把性本能看成决定人的精神过程的根本因素，认为人的心理的冲突主要是由杜会因素引起的。强调社会因素对精神病的作用，主张“神经官能症起源于文化”，所以应从社会方面去理解与运用精神分析学。其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焦虑，认为焦虑是“一个儿童在潜伏着互相敌视的世界里所产生的那种孤立无援的情感”，人们由于焦虑而要寻找安全，这就是根本的内驱力。主要著作有《现代的神经病人格》（1937）《精神分析的新道路》（1939）《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