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九月》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出品、尹力执导的儿童片，由张萌、
张国立主演，于1990年上映。
隆重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再过21天就要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了。大榆树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们，为参加开幕式大型武术团体操表演，已辛苦训练了一年。在编队定员中，安建军和几个同学被刷下来，中队干部刘庆来也因特殊情况退出训练。可是生性怯懦而又善良的安建军受不了这个打击，在教室里抹眼泪，被刘庆来所嘲笑，同时刘庆来出了一个鬼点子，结果他们搞了一场恶作剧，影响了其他同学的训练。新来的班主任高老师就他们捣乱一事进行了家访。刘家父母在老师走后教导儿子不要和安建军混在一起，免得学坏。安建军的父亲认为儿子被刷下来了不争气，打了他一顿。高老师在家访中，做了家长的工作，同时安慰了安建军。在送高老师的路上，安建军向老师说着心里话。这个平时不善言辞、很少得到公平待遇的孩子，感到老师是那样亲切、容易沟通，那样理解他，他们成了好朋友。安建军是个善良的孩子，待人也宽容，但不少同学还是称他为“安大傻子”。一天，安建军用仅有的两元钱买了亚运会彩票，中奖后把奖金捐给了亚运会。恰巧一位记者在场，记者采访时安建军腼腆地不肯说出姓名，而口齿伶俐的刘庆来却侃侃而谈，结果报纸上有名，学校里受奖。没有人提到捐钱的安建军，这使他感到了不公平，但只能独自生闷气。还有一次，刘庆来撺掇安建军偷拿了小娟的练功裤，事后又把责任都推到安建军的身上，使安建军受尽白眼。只有高老师理解他，并鼓励他要自信、自强。从此以后，他仍坚持每天练功。离开幕式只有两天半了，一个同学突然受伤，不能参加表演。同学们都想获得这次替补机会，关键时刻，安建军在高老师的鼓励下，以精彩的表演和昂扬的精神征服了竞争对手。在难忘的九月，亚运会开幕了，安建军的身影汇入团体操表演的行列之中。
编剧杜小鸥在某小学开座谈会时，有个小学生的笑容特别打动了她，那个小朋友也像别人一样举手想发言， 但轮到他时却不知站起来该什么，其他同学说他总得零分，全班人包括他自己都笑了。在另一所小学，编剧又见到了一个接近后来影片中“刘庆来”的学生，周围还有崇拜者。这两个人物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成为创作《我的9月》的灵感来源。她同情像“安建军”那样善良厚道但自卑的孩子，希望能让他们明白必须要自信勇敢起来直面人生，长大后才不会害怕挫折。而“刘太来”那样的孩子让她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象——中国社会竞争意识越来越强烈，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谦虚、忍让、与世无争，这使很多人在竞争中感到无所适从。她认为竞争能促进社会发展、民族壮大，但是竞争要守规则，她要借刘庆来的故事向那些不守规则的人亮出“黄牌”。
在《我的九月》之前，电影界关于儿童片的概念、儿童应该怎么拍有许多争论，但没有定论。导演尹力在开拍前就下决心要拍一部能终结所有争论的片子。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坚持影片要表现孩子的生活，要求所有主创人员放下艺术家的架子，深入生活，揣摩孩子的心理，始终站在孩子的角度把握情节发展的每个环节，让它彻头彻尾成为一部孩子戏。
《我的九月》是一部名符其实、适应儿童口味的好片子，大体上达到了“老少皆宜”的审美目标。它的中心事件和贯穿人物，从取材、构思、观点到心态都是儿童式的，完全符合儿童电影的本性，在艺术表现上，摆脱了一般儿童片惯见的直奔主题、浅露简单的模式，而尽力以富于流动性、自然美的镜头语言来展示生活，表现人物。更可贵的是，它达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原《大众电影》、《电影艺术》编辑、研究员
王云缦评）
该片看似无序实则有序。影片艺术秩序的核心是安建军，以他的内心活动为依据，以他性格发展的历程为中轴线，从而使全片杂而不乱。导演有意识地用画外人物的对话来交代故事情节，把情节进的效应反馈在主人公安建国身上；有意识地采用长镜头，使影片“无序的有序”风格得到更充分自由的体现。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总要为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找客观原因，但是，该片中的安建军完全不是畸形环境里生长出的畸形心理的孩子，影片把笔墨重点用于勾勒他主观心理因素的缺陷。“安建军”的价值不只是在银幕上又塑造出一个新鲜独特的少年典型性格，更重要的是通过他揭示出数千年来封建伦理影响下中华民族性格中悲剧性的历史积淀。（原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常务理事
程式如评）
导演将《清明上河图》的艺术魂韵纳入当代都市生活的四合院，使大人孩子等一切人物循着他们自己的性格逻辑尽情地恰到好地表现一番。在表演方面，该片的儿童演员值得称赞，他们松弛自然、一举手一投足的“老练”令观众耳目一爽，用“无表演的表演”来形容也不过分。片中大人和孩子之前的“戏”要比大人和大人、孩子和孩子之间“戏”更生活化。人物深层性格在相互感染下体现得浑然无隙。（作家
梁晓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