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到地区出土了七批战国竹简，共八百余枚，四千余字，为研究楚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文章、辞藻和风格以及古文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可贵资料，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这批资料，经过几十年的拼复整理，由商承祚先生纂辑成《战国楚竹简汇编》一书。 书中的图版和摹本均为原本，收齐了缀合后的全部五百余枚竹简；考释部分则是对简文的隶定和初步研究，涉及竹简的时代、竹简的形制及编组、竹简的内容及竹简的文字。《战国楚竹简汇编》一书中保存的楚文字原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此前出土的铜器铭文、玺文、货币文、陶文等。
从简上写有“金戈八”及“鼎八”等等看来，当是一种登记随葬器物的目录。《
仪礼·既夕礼》曰：“书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郑注云：“方、板也。书賵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版，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又曰：“书遣于策。”郑注云：“策、简也，遣、犹送也，谓所当藏物茵以下。”《正义》云：“注云谓所当藏物茵以下，即
明器之属。”贾疏云：“策书明器之物应在上文，而于此言之者，遣中并有赠物，故在赠赙之下也。”（
胡培翚《
仪礼正义》卷29）这种写有器物名称及量数的竹简，或是《仪礼》中所谓的书“遣”于“策”的“策”，或者亦可称之谓“遣策”（
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406号墓所出的38条竹简中，其字迹虽多不能认辨，但其字中有的字从竹旁，有的字从糸旁，有的字从金旁，可以知道随葬器物中有竹器、铜器及丝织品。
宋代以来，金石学研究逐步发展，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铜器群和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发现，为楚简文字的辨认作了较好的铺垫。所以当
五里牌楚简发现后，即能顺利认读出“金戈八”、“鼎八”等字。不过，楚简文字与金文相比，书写上自有特点，富于变化。同时，楚简中出现的字形也丰富的多。这使得释读过程充满艰难曲折。长沙五里牌406墓竹简出土后，夏鼐随即在简报中指出：“文字多不可识。但其中亦有可识的如‘金戈八’、‘鼎八’之类，大概是记录殉葬品的品名和件数。”（《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