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有祺（1657—1711），字丙章，号珑严，清朝江南金山卫（今上海金山）人，康熙三十年（1691）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不久戴有祺便告假回乡服丧。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降职为候补知县，他不肯赴任。辞官离京，归乡隐居，再不复出。辞官返乡后，筑室蒋泾桥（朱泾镇西），辟小园，取名“慵斋”，后因生活贫困，房屋出售他人。晚年化名陈姓，居住在朱泾镇东部“三道旨”（解放后改名新农镇）。著有《慵斋文集》、《寻乐斋诗集》等。

戴有祺是横浦、浦东两场盐课大使戴荣庆的儿子，祖籍安徽休宁，后世寄居江苏松江府金山卫。雍正二年，设金山县，金山卫为县府，遂以金山卫的生员举荐于乡里，中举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赴京会试，得中贡士。康熙三十年（1691）戴有祺参加补行殿试，此辛未科原读卷大臣初拟定：第一名吴昺，第二名戴有祺，第三名杨中纳。康熙帝认为戴有祺“书法尤嘉”，由于他书法好，于是将戴有祺拔置第一。戴有祺取状元后，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

不久便告假，回乡服丧。康熙四十一年的壬午科乡试，戴有祺为内值诸词林官。这一年，大考詹翰（朝廷对京官考核），他被列为三等，依例降黜戴有祺，贬低任职，被依例降职为候补知县。后又迁职到遥远的北疆庙屯北海克萨旗盟城丞那边，让他“责司海岛事”，名为儒学训导，实际相当于流放万里服苦役了，边疆极寒夜长难熬，戴有祺哪受得了，从此乞假离京，归乡隐居，再不复出。登第苦苦二十年，未竟其用。

戴有祺孤傲清高，操守谨严，厌恶官场。离官回乡后，构筑草堂而隐居。戴有祺秉性孤介，超然出尘，为文奇古似柳柳州（宗元），诗旷达若陆放翁（游），书法遒劲如褚河南（遂良）。戴有祺晚年筑室荒村，叠假山，临流水，筑舫子，啸歌坐卧其中。有室额题写着“慵斋”二字，戴有祺作《慵斋野老传》以寄怀心意。他寄情于山水，在他的《杂兴》诗中写道：“山中多白云，山静云欲活。本是山所生，翻为云所没。三尺盆中松，昔自黄山得。偃蹇不争高，千年自奇特。”诗人以高山寿松自喻，表明不愿随波逐流的个性。后来，戴有祺因生活贫困，终死于乡里。

在清康熙丁酉年六月初六，在金山卫故居无疾而终，享年54岁，戴有祺的坟墓就安葬在金山卫北门外东北的毛墩村。

著有自传《慵斋野老传》、《慵斋文集》、《寻乐斋诗集》等。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抚御方夏，文德聿修，武功克诘。是以遐方率服，庶绩咸熙，川岳效灵，永奏平成之治，甚盛轨也。朕诞膺眷命，式缵丕基，夙夜孜孜，勤求化理。念经术所系，涵养德性，兴起事功，必讲贯淹通，始可措诸实用。汉唐之笺疏，宋儒之训诂，繁简得失，义蕴精微，可得而悉指欤？

薄海内外，凡声教暨讫之地，既同归怙肯之中，则怀柔远人，所以抚绥安全，俾其永沾德化者，何道而可？

至于疆圉敉宁，兵农和辑，慎固封守，王政所先，其广储备，勤训练，以为久安长治至计，抑何术之从也？

比年河工修浚，渐底安澜，何以使堤防永固，漕挽迅通，虽有霪潦巨浸，恒无泛滥之虞，运道民生，咸有攸赖，其熟筹之。

尔多士，离经辨志，学古入官，盱衡世务，讲求素矣。各抒所见，详着于篇。朕将亲览焉。

臣对：臣闻帝王奉若天道，而垂裕万世也。必阐千圣之遥源，而后有继往开来之学；必立百王之大法，而后有远至迩安之功。是故，大义微言绍其传，抚循绥辑大其化，文治武功详其制，平天成地著其猷。以端学术至隆也，以操治术至广也。以六府三事之修，布亲贤乐利之治，举黎百姓，无不遍之泽也；以宫府一体之情，成上下相维之势，英谋伟略，无不振之威也：以行所无事之意，施疏浚利导之方，则壤成赋，无弗奏之绩也。盖表彰正学，探其奥赜，悉其异同，使常道正法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而不徒求之于章句文义之末，此即古帝王所以端治天下之体。建立弘休，酌其经制，定其规模，使治化治理有兼综条贯之宜，权衡剂量之实，而不自安于近功小利之谋，此即古帝王所以昭治天下之用。体立而用行，所由唐虞三代之君，学以为治，不下阶序，化行若神，遐迩率俾，功成治定也。

钦惟皇帝陛下，聪明睿知，文武圣神。沛必世之深仁，前民建极；懋重华之至德，缵绪凝休。论道进三公，左图右史，隆讲学崇儒之治：锡福弘兆姓，西被东渐，广蠲祖解纲之恩。定大猷以敉宁，干羽舞而万邦瞻，如云如日之仪，声灵与雷霆同其震肃；持小心以保泰，政教敷而四海睹，惟叙惟歌之化，德泽与雨露协其沦濡。固已接上古之心传，固已创奕祀之绝业，固己湛恩普于域中，固已淑问扬于疆外。维国祚于苞桑之固，广积储于充裕之猷，学继唐虞，功逾三代，可不谓隆焉。乃犹睿念无已，望道未见，求治弥殷，进臣等于廷，首询之以经术，

而继及乎世务。臣之愚陋，何足以知此？虽然，清问下逮，固将采而择之也。董仲舒日：“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王心加之意而已。”臣以为经术之要，无逾于此。司马光之五规，‘一曰保业，二曰惜时，三曰远谋，四曰谨微，五曰务实。臣以为世务之要，无逾于此。而所谓经术者，殆亦不外是焉。

恭惟制策有曰：“经术所系，涵养德性，兴起事功，必讲贯淹通，始可措诸实用。”臣谓今日经术之弊，正在不能见诸实用耳。夫古之所谓经术者，内之究天人之故，其学可以尽性而养心；外之审家国之机，其道可以泽民而致主。兹则不然，上以文辞课天下，而其要在乎明义理；下以章句率后学，而其志在乎猎功名。无怪乎童而习一经，白首而不知所以为用也。崇尚实学，痛革虚浮，斯其弊自去矣。若乃汉唐之笺疏，宋儒之训诂，盖皆有功于六经，而其为繁简得失，则亦有可得而言者。汉唐之治经也，往往详于名物，故其取材也博。宋儒之治经也，往往专于理道，故其研悉也精。然阐扬已绝之绪，惟诸儒功，抵牾往圣之言，亦惟诸儒咎，繁简相殊，得失互见。皇上经筵日讲，次第举行，极深研畿，以明其义，博综推致，以穷其蕴，守约握要，以致其精，探幽索隐，以尽其微，内圣外王之学，体之皇上之一心有余矣。

且夫帝王以学治者也，非以治学者也。古之从欲以治，四方风动，其君臣诰诫于一堂之上者，皆其所以为学者而已。今者薄海内外，声教暨讫之地，同归怙肯之中，诚有如制策所云者。臣窃观今日之天下，道德既一，风俗既同，归往爱戴之念，遍乎智愚，闻风慕义之诚，无岐远迩，此保治之天下，非求治之天下也，则所以抚绥安全，俾其永沾德化者，诚安可无其道欤？其道何由？亦惟育之以仁，迪之以义，广民胞物与之施以恤之，立纪纲法度之准以范之，使之沐浴歌咏，向化输诚，无一事之不周，无一夫之不获。《书》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罔不率俾。”此道得也。

夫古昔之世，军农不分，储蓄自备，井牧沟洫即军需供亿之资，比闾族党即伍两军旅之法，此所以为王政之所先，而久安长治之至计也。兹欲广储备，勤训练，臣以为此无他，在得其人以寄其任而可也。制其田里，教之树艺，兴劳来安集之功，建开垦屯田之制，严兼并侵渔之禁，以成丰亨豫大之谋，此古所谓万世之计，而非所语于终岁之计也。以广储备，宁外是乎？古者三时务农，一时讲武，训练之术，所从来久矣。然臣谓训练之要，征伐击刺其小耳，五步七步其末耳，惟夫为将帅者，能整约束以定军制，禁抄掠以安民生，明大义以激人心，鼓忠勇以奋士气，则三军之众，无不一以当百，以是匡定四方，柔远能迩之绩昭焉，而疆圉敉宁者此也。以是乂安兆姓，揆文奋武之治具焉，而兵农和辑者此也。以是保大定功，长驾远驭之略存焉，而慎固封守者此也。臣谓今日之天下．为保治之天下者，夫亦不出乎此而已矣。

若夫国家之积贮，咸输运于东南。治河之策，往者言人人殊，顾或屡决而屡筑，且旋筑而旋决，此昔人所以有“治河古无善策”之说也。而比年河工修浚，渐底安澜，非我国家景运之隆，皇上平成之治，足以功高神禹者乎！而制策复惓惓于堤防永固，漕挽迅通，欲使恒无泛滥之虞，以为运道民生之攸赖也。臣闻之天下有治人无治法，莫若慎选清望大臣，如徐有贞、刘大夏、潘季驯之流，重其事权，专其职业，听其便宜，无俾有掣肘之虞，久其委任，弗循乎迁转之格。责之者重，则事之旁贷无辞，而推诿游移之弊绝；任之者久，则河之情形自熟，而疏浚开塞之咸宜，将见日睹输将之便，坐收红朽之腴，庶几酒浆佩璲，与心膂而偕来乎。

凡此数条，臣敢因圣策而尽其愚，而要之阐千圣之遥源，以为继往开来之学，立百王之大法，以为远至迩安之功，古帝王皆由乎此，而即皇上之奉若天道垂裕万世者也。

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