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是
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旭东 。本书汇集张旭东多年来的主要中文文章和部分英文文章中译。
作者在学生时代亲历80年代“文化大讨论”，致力于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的译介；90年代赴美求学，师从当代文学理论巨匠杰姆逊，力图在批评理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现代主义和现代性批判、
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理论的世界语境里分析和研究现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部文集，本书因贯穿于其中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旨趣而显出一种系统性。作者身处美国学术生产机制中，却明确以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和思想生活为归属。全书在西方文化理论评介、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史的梳理和阐发、文化政治和政治哲学的理论蕴含和现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等四个维度上展开分析，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这些文章又以自身的轨迹勾勒出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时代性变化和发展。
薛毅：有个学生告诉我，现在艺术界非常流行两本书：一本是本雅明的《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你翻译的；还有一本是你的导师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北大的讲演录《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据我所知，很多人是通过杰姆逊的这本书米了解
后现代主义，也有很多人通过本雅明的书而迷上了所谓“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如果把这两本书中艺术家们和年轻人感兴趣的部分组合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个人生活”这样一个主题，当然，人们也在这个框架下理解文学、艺术的功能、用途。杰姆逊在书中概括出的后现代特征，比如“平面化”啊，取消“深度模式”啊，几乎成为我们这里的常识了，而本雅明所写的“游手好闲者”，更散发出迷人的光芒。这两本书，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都非常走红。当然，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很明显，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误读”在起作用。
张旭东：最近一次大规模译介西方理论是在80年代中后期，包括杰姆逊的讲演录和平雅明肘翻译。我是在85年开始翻译的，87年才译完。在当时，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问题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杰姆逊讲座带进来大量的当代西方最新理论，它代表的是一个“先进”的西方文化形象，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才是他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等。后者人们不一定感兴趣，但能够得益于它们的总体性问题意识。这和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总体性问题的探讨不谋而合。本雅明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但是接受者并不在意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而是更多地从他的行文中感受到一种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的魅力。这表面上看有些肤浅，但同样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自身的生存体验去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的表现。在当下，中国知识界似乎不再对总体性问题，比如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等问题感兴趣；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从学院专业训练的角度去读书，所以这两本书被接受的思想氛围已经改变。你所说的这两本书的继续流行，必然有其他的、不同于80后代的指示不社会学背景。我想称之为“误读”大概并不过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两本书都是以分析资本主义或市场、商品时代的文化生产见长，80年代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当代意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但人们却在它们身上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契合；而到了90年代，当真的商品经济大潮冲刷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时候，这两本书的学理和方法本来可以被更好地吸收，但人们却好像只能把它们当成一种文化资本和知识时尚的符号来消费了。当然，我希望情况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糟。
我觉得当时中国对西方理论的译介有一种非常本能的兴趣，类似于比如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加弗洛伊德，一方面需要理论，一种不动感情的社会科学式的历史理论和文化理论，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富于情感因素的激情，一种有想像力的，能够表达被社会和理论形态所压抑的那种内在集体性、情绪性的精神的内核。当时的文艺风格也充满这种张力，一方面是对形式技巧的追求，一方面是对某种政治性、文化性甚至神秘主义的体验的探索。我自己就是沿着翻译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诗学和艺术理论及当代阐释学理论(特别是保罗·利科的理论)偶然地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