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产出经济学》是经济学家沃西里·里昂惕夫创作的论文集，于1966年初版，1986年再版，全书包括了里昂惕夫50年来有关投入产出经济学的重要文献。

投入产出分析是全部互相依存这一古典经济理论的具体延伸。这种理论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整个世界的全部经济当作一个单一的体系来观察，并且根据这种经济结构中某些可以计量的具体特征来说明它的各种功能。在《投入产出经济学》中，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实际意义和理论结构进行了阐述，尤其介绍了这一方法的广泛应用价值，包括工资、利润、税金、技术变动与价格的关系，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多地区投入产出分析，裁军的经济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人口与发展，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信息系统等不同问题。用代数学和其它数学方法系统阐明了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既是方法的介绍，又是理论的总结。

里昂惕夫从青年时代就研究投入产出法。1925年，他发表《俄国经济的平衡——一个方法论的研究》，第一次阐述了投入产出法的基本思想。移居美国后，他开始对投入产出方法进行系统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编制美国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并建立投入产出法的理论体系。五六十年代，他进一步探索和开辟运用投入产出法深入研究不同局部或个别环节的经济问题的途径。这些问题包括：生产结构、动态分析、成本与价格、计划与预测、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对外贸易、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裁军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等。作为其投入产出分析法重要发展阶段的总结，论文集《投入产出经济学》于1966年出版。20世纪70年代开始，里昂惕夫致力于集中研究世界范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世界各国的未来环境污染问题。1986年，再版《投入产出经济学》加入了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

作为里昂惕夫的一本重要著作，《投入产出经济学》收入的11篇论文主要论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投入产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作者在《改进经济预测的建议》《投入产出经济学》《工资、利润、物价和捐税》《发展的结构》这四篇论文中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可以描述为一个由许多性质相异，却又彼此相互依赖的部门综合而成的大体系。里昂惕夫在对国民经济结构的研究中发现，经济中任何一个方面产生的自发或外来变化，都会涉及到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其他部分，哪怕这些部分所处的地位十分偏远。这种经济上的连锁关系实际上反映着整个经济技术上的结构。在了解了事情的影响是怎样通过把整个体系连接在一起的各种关系接链，一步步地传输到各个经济部门的全过程之后，这种远距离作用是可以认识的。在这方面，采用一种宏观的数量比率表，可以帮助人们尽可能详细地从数量方面了解整个经济的内部结构。这种被人们称为“投入产出表”的比率表格，最出色的功能在于它可以把事件的全部间接影响分解为在各个中间环节上的具体影响，并进行准确地度量。这种逆流溯源的工作方法，虽然工程异常巨大，却能把一切隐藏在各级循环中的细微影响暴露出来。由于该表格中的一切数据都来自于对部门的直接调查统计，因而投入产出表实际上建起了一座贯通理论和事实的桥梁。

投入产出法的巨大优越性，在于能够通过矩阵的形式，来对经济体系中直接间接的内部交易进行解剖和理论处理。有了投入产出矩阵，任何最终需求一旦确定，都能反过来计算出每个部门为满足该产出计划而对其他部门将提出的投入需求。这里包括了所有的间接需求和最终需求。这样，就能为人们对经济体系的有目的的改造提供有效的预测和规划工具。

里昂惕夫还在论文中对成本—供给，工资—物价等有着复杂联系的问题，用投入产出方法进行了分析。例如，一个部门的工资增加10％以后，整体物价与生活水平可能会发生多大程度的波动？一个部门产品的成本变动10％以后，将会引起总供给和总需求发生什么变化？此外，作者在《发展的结构》这篇论文中还用这一方法对美国、以色列、埃及和秘鲁四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作了典型分析。研究表明，投入产出法能够根据国内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基本构成来预测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二、里昂惕夫之谜——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分析

这一部分包含两篇论文：《国内生产与对外贸易：美国资本地位的再审查》《要素比例和美国贸易结构：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文章从经典理论和统计实践两个方式，描述了如何使用投入产出法分析对外贸易结构，并且从中导出了一些出入意外的结论。

投入产出表依据大量的统计数据，可以估计出单个部门产量的增减对其他部门的影响，也可以用来分析部门在一定生产要求下对资本的需求量。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劳动，对它的需求也不难用投入产出表作出分析。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家，它的生产能力与其出口生产结构，决定了它必然拥有特定的资本劳动比。因此，利用投入产出分析，不难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美国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它在产业结构上自然以生产高附加价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按照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美国当然应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扬己之长，制人之短。经济学界一向对此也深信不疑。但是，里昂惕夫用投入产出法分析的结果出人意外：美国参与国际竞争不是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恰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基础的。这一现实与人们原有的观念相反，这就是所谓的“里昂惕夫之谜”。作者分析后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美国极高的劳动生产率，改变了美国资本相对过剩和劳力相对不足的经济背景下本来应有的结果。为了证实这一设想，里昂惕夫仔细考察了投入产出矩阵中的各个系数，从中确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依存关系。各系统客观地给出了各部门单位产出所耗用的资本与劳动量，由此可最终得出美国外贸对资本和劳动的总消耗量。

三、投入产出方法

这部分涉及两篇论文：《投入产出分析》《美国经济的结构》。前者是一篇技术性文章，对投入产出法的基本理论基础及其简单应用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该书中第一次用数学语言表达其思想的论文。后者用前一篇文章所介绍的方法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分析。

里昂惕夫在此对投入产出法的中心：投入产出表及其对应的矩阵元素，投入产出系数的经济意义作了介绍。

部门间的依赖关系，可以按是否考虑时间滞后效应，或称为速率的影响，而分为静态投入产出与动态投入产出两种体系。里昂惕夫对这两种理论的异同和动态从静态中分化出来的原因分别作了介绍。他认为，根据数学原理，矩阵与线性方程组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因此，部门间联系平衡关系可以用线性方程组来表达。同时，通过求解这一系列的方程组，可以为规划经济结构的变动提出重要的依据。一般的静态与动态投入产出法都不考虑资本的闲置问题，如果采用新的分析方法，把闲置资本作为一个动态因素放在投入范围内考虑，就使简单的投入产出体系变为一个线性规划模型。作为一个具体应用的实例，里昂惕夫选择了一个包括81个部门的美国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表，并详细介绍了如何应用这一工具来分析美国经济结构。他指出：“国民经济中不同部门所有可能的相互关系，都可视为矩阵代表中一个单一大方程组的通解的一些特例。”方程的系数就是投入产出系数，它们回答了一个投入与产出的比例问题。按Ⅲ计划规定的最终需求，解方程组就可得出要求各部门提供的产品量。

四、裁军对经济的影响

在论文《裁军的经济影响》《削减军备对各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影响》中，作者试图通过投入产出法来计算裁军将会引起的资本和劳动力在各部门间的流动和就业率的涨落。军费支出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它对整个经济的兴衰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在文章中用了8张表格来说明，一旦费用支出由军用转到民用之后将会产生的后果。这对政府制定财政措施有重大意义。文章还进一步讨论了如果在削减军备的同时增加非军用需求的话，能否在保证美国经济总就业水平不下降的同时，使各部门、各地区的就业克成和就业分配不至发生太大的震动。这一点，对于政府同时处理好裁军和稳定经济的双重问题，是一个重要决策依据。

里昂惕夫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多地区分析法，避免了孤立地进行区域研究时经常会出现局部与整体在各项投入产出流量上的不平衡。使用该方法能成功地描述如果等比例削减军用需求和增加非军用需求，将使产量和就业人口在部门与地区间的配比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最后一文则以数学形式介绍了多地区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是为了在有限的信息，有限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不充分的信息作出较准确的分析而设计的。新方法把总体的均衡体系分解成一组普通的局部部门投入产出体系，而这些投入产出体系又在一个单独编制的地区间关系体系内连接在一起。在数学方法上，该方法使用了一些复杂的方程体系和线性规定原理，在参数估计中还使用了统计中的点估计方法，技术上有一定难度。

《投入产出经济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经济学界具有重大影响。事实证明，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联合国于1968年推荐投入产出表作为西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后，投入产出法普及到了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中国也于1975年开始使用它编制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该书的英文版于1966年由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初次出版，收录里昂惕夫1947年—1965年的论文11篇；1986年，该书再版时，删去初版中的2篇，保留9篇，连同新增11篇，共收有20篇论文。该书的中译本，由崔书香翻译，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0年7月，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了崔书香、潘省初、谢鸿光翻译的《投入产出经济学》，这是1986年再版《投入产出经济学》的中译本。

沃西里·里昂惕夫（1906年—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原藉俄国，1906年出生于彼得堡，1925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并获硕士学位，还获“优秀经济学家奖”，1928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在德国基尔大学工作，1929年曾到中国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铁道部顾问。1931年移居美国，先后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研究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纽约大学教授、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长、联合国顾问。1972年曾出访中国。197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7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