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壶是古人宴会时礼节性的游戏。游戏时设特制之壶，宾主以次投矢其中，中多者为胜，负者饮。可见，投壶是“投箭入壶”的简称，是投者在一定距离以外，宾主按先后顺序把箭投向壶中并通过计“筹”来判定胜负的一种游戏活动。这种活动与古代的射礼在形态、意趣、方法、规则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还可以说，投壶是一种以矢代箭、以壶代侯的具有射礼色彩的游戏活动。

投壶活动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于《左传》。《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说明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的时侯，投壶活动已为统治阶层所熟悉。

至于投壶活动的来源，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认为：“投壶，射之细也。燕饮有射以乐宾，以习容而讲艺也。或庭之修广不足以张侯置鹄，宾客之众不足以备官比耦，则用是礼也。”宋朝古礼学家应镛认为“壶，饮器也。其始必于燕饮之间，谋以乐宾，或病于不能射也，举席间之器以寓射节焉。制礼者因为之节文，此投壶之所由兴也”。明人汪褆认为：“投壶，射礼之细也。燕而射，乐宾也。庭除之间，或不能弧矢之张也，故易之以投壶，是故投壶，射类也。”（汪褆：《投壶仪节》，《观自得斋丛书别集》本）可见，投壶活动是由射礼发展而来的“细”事，特别是与射礼中的燕射有直接关系。

西周时期，燕射是“明君臣之礼、长幼之序”的礼射的一种，有着严格、繁杂的礼仪要求。后来或因庭院不够宽阔而不足以张侯置鹄，或因宾客众多而不足以备弓比耦，或因宾客有不会射箭者而又须讲礼时，就出现了含有部分礼仪要求的以棘代矢、以壶代侯（靶）、以投代射的投壶活动，使“宴射”变成了“宴投”。从而以投壶代替开弓射箭，以乐嘉宾，以习礼仪。这种游戏一来可使嘉宾多饮酒，以示主人盛情款客，二来可增添宴会欢乐气氛，三来不失宾主各自的身份，一举多得。

此外，投壶的出现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导致礼仪的简化也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投壶就是射礼的简化。“射礼重而投壶礼轻，射礼繁而投壶礼简。”[1]根据文献记载，乡射礼及大射礼，需要提前邀请参加的宾，宾至，主人需亲自迎接，而投壶则只在仪式举行前邀请即可。此外，投壶没有射礼中的司射教射及三耦射的内容，而且“投壶之鼓半射节”，即投壶所用鼓节是射礼所用鼓节的一半[2]。

自战国时期开始，投壶的礼节性开始逐渐减弱，而游戏性开始逐渐加强。齐国大夫淳于髡再向齐威王进谏时说：“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史记·滑稽列传》）可见，在齐国的民间聚会上，投壶是宴会中常举行的活动，而且男女都可以参加。说明投壶活动在民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开展的文体娱乐活动了。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以法为教”，实行法家政治主张，对儒家并不看重，因此儒家所提倡的投壶游戏在秦时并不流行，史籍中也并不见有关记载。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但统治者的一些举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有利。特别是汉武帝时，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向儒家大幅度倾斜，提倡尊孔读经，设立“五经博士”，重用儒生，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宗。投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流行起来。

汉代的投壶是社会上层阶级喜爱的消闲娱乐，据《淮南子·兵略训》记载，主要是统治者要在民众中树立威信，“既信于民矣”，则统治者就是耽于游乐也能使国治民安，“弹琴瑟，声钟竽，敦六博，投高壶，兵犹且强，令犹且行也。”在此例中，把投壶与弹琴、吹竽、六博同时作为统治阶级的高雅娱乐，这说明当时社会投壶的地位。

这一时期，投壶比赛的方法已经逐渐向技巧型发展，器材用具也有了变化，奠定了古代投壶活动的基本格局。魏邯郸淳《投壶赋》所说：“植兹华壶，凫氏所铸，厥（其）高二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镂。”投壶用具已经由专门的工匠铸造，并用金银装饰雕镂，极尽豪华。这种专用壶全高两尺，长脖大肚，所以汉代称此种壶为高壶，是专用于投壶的器具。

现存于南阳汉画像馆的一块投壶画像石（石纵134厘米，横40厘米），形象地描述了汉代的投壶情形。画面中间刻一壶，壶旁放一酒樽，上置一勺。壶左右各一人，每人已投一箭入壶，其怀中各抱三矢，手各执一矢，正全神贯注地准备向壶内投掷。左边一人身体前倾，头低垂，坐于地，已喝醉了，旁有一人搀扶，似为投壶的失败者，已被罚下场去。右边一人似为司射（即投壶的裁判），他手里拿着一木质的兽形器具，用来计算投入壶中的矢的数目。它是一件最早有关投壶游戏描绘的实物遗存。

魏晋时期，战乱频仍。下层民众温饱尚且不易，更不会有余力去游戏。因此，投壶这种高雅游戏自然而然的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这一时期的投壶活动，在其娱乐化进一步增强的同时，也逐渐地成为士人饮宴集会时不可或缺的助兴内容，并在技巧上有所发展。西晋末，王澄任荆州刺史，面对严重的流民起义的威胁，他毫无忧惧之意，只知道日夜纵酒，投壶博戏。北朝时，高澄之子高孝珩、高孝瓘对投壶活动更是喜好有加。他们投壶时都在壶前加置一小屏障，以增加投壶的难度（《颜氏家训》卷七《杂艺》）。

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杂艺》中，对投壶作了这样的描述：“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

“骁”是指矢入壶后反弹出来，然后接之再投，甚至“一矢百余反”，这种技法称之为“骁”。投壶欲“骁”，在两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如《南史》卷38《南史·柳恽传》记载：“齐竟陵王常宿晏，明旦将朝，见恽投壶枭（骁）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是说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与文学侍从柳恽好夜宴投壶，两人饮酒皆自称海量，投技也旗鼓相当，常常通宵达旦不分胜负。有一次萧子良因此而误了早朝。齐武帝怒问其故，萧子良诚惶诚恐，只得以实情禀告。谁知齐武帝也酷爱此戏，听完之后反而转怒为喜，令人抱矢提壶于朝堂之上，让当场表演一番。萧子良抖擞精神，操矢连投，妙招迭出，赢得文武百官的阵阵喝彩。齐武帝见状未加斥责，反而“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反映当时统治者对投壶的爱好，也记录了“骁”技的发展。此外，投壶活动也深为一些贵族妇女所喜爱。晋时的大富豪石崇有一宠妓，“善投壶，隔屏风投之”（《太平御览》卷753引《晋书》）。《古今图书集成》卷797《投壶》辑有南朝梁时无名氏所作的诗云“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显然是描述当时一妇人夜间以投壶来缓解相思的情景。

隋唐五代的投壶活动，仍主要见于宫中和文人士大夫之间。士大夫投壶，常伴以饮酒、赋诗，如“阉令促传觞，投壶更联局”（唐彦谦：《游南明山》，《全唐诗》卷六七一），就是指酒宴上的投壶。投壶也是宫人消磨时间的娱乐，“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王建：《宫词》，《全唐诗》卷三百二），就是诗人王建对宫人闲暇时投壶活动的描绘。

由于投壶活动的流行，许多人练就了一手极高的投壶技艺。唐初人薛昚惑，“善投壶。背后投之，龙跃隼飞，百发百中，时推为绝艺”（《薛昚惑》，《全唐诗》卷四五）。说明其投壶之技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开元时人戴令言“好投壶”。武后时，大将军马神威“响杂投壶之乐”。军中宴客席上也同样少不了投壶，“他日观军容，投壶接高宴”（李白：《江夏寄汉阳辅录事》，《全唐诗》卷一七三），“黄金每留客，投壶华馆静”（高适：《钜鹿赠李少府》，《全唐诗》卷二一一）。宴席之上，馆舍之中，自然少不了投壶这一助兴的游艺活动。

五代十国时期，投壶活动仍在发展，敦煌壁画中就有投壶游戏的画面。五代第61窟第21扇，图中上部为太子与释子砍多罗树；中部为太子与释子相扑；下部左侧为投壶，太子与四释子围绕一台，台右上角有一壶，即太子与释子投壶；下部右侧为太子与一释子下围棋。有四释子在侧观棋。据《佛本行集经·角术争婚品》经文记载：“或画草叶，和合杂香，博奕樗蒱，围碁双六，握槊投壶，掷绝跳坑，种种诸技，皆悉备现。如是技能，所试之者，而一切处，太子皆胜。”不过，该画面现在已经模糊不清。南唐画家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描绘的是晋王景遂与南唐中主李璟、齐王景达及江王景逖下棋的情景。四人身后案上置有一投壶，壶内插有数支投矢，壶外有投矢散落，似刚刚进行完投壶游戏。这是南唐皇族喜爱投壶的例证。

宋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积极提倡游戏享乐，企图以此来消饵可能的反抗。宋太祖就曾对石守信等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3]”。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两宋君臣的娱乐之风盛行不衰，而投壶则是深受其喜爱的游戏形式之一。

宰相司马光也特别钟爱投壶游戏，在他隐居洛阳时，时常投壶娱乐。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司马温公既居洛，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五总志》也记载：“司马温公昔在西都，每复被独乐园，动辄经月，诸老时过之，间亦投壶，负者必为泠淘。”司马光对投壶游戏的钟爱可见一斑。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司马光的《投壶新格》一卷问世。他从维护统治者礼仪规范的角度出发，依据封建礼教对投壶进行了改革，借以巩固封建秩序。司马光在编撰《投壶新格》过程中，整理、修订历代和时行的投壶格谱，尽颠倒其例，“更定新格”以“寓其教”，使投壶更加符合封建道德的要求。

由于宋代司马光“更定新格，增损旧图”，在投法计分上多加以限制，“偶中者为下，使夫用机徼幸者无所措手焉”，使其礼仪特征更浓。这实际上阻碍了投壶活动向技艺多样化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影响了它的娱乐性和进一步普及。不过，宋代喜爱投壶的文人依然不乏记载。

此外，原本是士大夫娱乐游戏的投壶，也在宋代融入市民文化而成为普通民众热衷的娱乐游戏。自宋代起城市中就出现了面向普通民众的游乐场所，陆地上有勾栏瓦舍，水上则有各种游船。《梦梁录·湖船》记载杭州的湖船中有：投壶、打弹、百艺等船。”《武林旧事·西湖游幸》记载当时西湖之上有“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墩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拨盆、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水禽、水傀儡、瓷水道术、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等各式各样的表演艺人。这些投壶表演的游船，将投壶带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为普通民众带来欢乐。

进入明代，投壶并未拘泥于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繁盛起来。明徐应秋辑《玉芝堂谈荟·投壶百娇》称：“今则以跃为贵，谓之骁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妙者有莲花骁。……今之投壶，名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雁衔芦、翻胡等项，不下三十余种。”

明代统治者逐渐将其先辈励精图治的精神抛诸脑后，纵情享乐。《明宣宗行乐图》是宣德时期的画作，描绘了明宣宗出行游猎的场面。其中有一部分是明宣宗投壶的画面。

饶智元《明宫杂咏·崇祯宫词》有“玉女投壶天一笑，有人画下谢银牌”之句，注引《甲申小纪》曰：“十一年二月某日，上幸西苑，坐万春亭，宣后暨东西两宫至，投壶。贵妃胜，赉银牌四事。这是宫廷女子投壶。

明代的投壶进一步倾向于娱乐性，其方法“淫巧百出”。与此同时，一些文人士大夫追本溯源，并且根据自己的理解绘制投壶谱，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扭转“壶而不壶”的局面。

因此，明代出现了不少投壶著述。如汪褆《投壶仪节》—卷（刊于嘉靖八年，1529年）、明末侯珦的《壶谱奏矢》一卷外，还有朱权的《贯经》，李孝元《投壶谱》一卷（刊于嘉靖年间，已亡佚）、无名氏《投壶谱》一卷，牟廷相的《礼记投壶算草》等。

清代，虽然投壶出现了双四耳壶，进一步增加了投壶的娱乐性，但清代史籍中所见有关投壶游戏的记载相对减少。

一些文人雅士的投壶，仍倡导古法的投壶礼。如丁晏的《投壶考原》记曰：“余征之古籍，辑礼典传记赋文图格四篇，共为考原一卷，以备燕宾习射之娱，庶几志正体直、反求诸身、考礼正俗，此其嚆矢也夫。”（丁晏：《投壶考原》，《南菁书院丛书》本）可见，丁晏肯定了司马光的《投壶新格》，并考证投壶源流以提倡古礼。

但直到清朝末年，宫中也偶见流传。现北京中山公园（明清社稷坛）内还有一个十字形亭子，叫“投壶亭”，就是明清两代帝王在此投壶演礼的地方。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4只投壶，都是清乾隆年间所制。其中一壶铸有乾隆帝御题投壶诗：“文士风流非所慕，先王制作至今存。宾主雍容欢既洽，降升揖让节堪论。哨壶枉矢虽微物，我欲为之一探源[4]。”反映乾隆还是比较提倡投壶古礼的。

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2000多年。从最初的礼仪性的活动，演变成娱乐性的游戏，其间虽有不少活动方式和规则的变化，但始终没有完全割断与“礼仪”的联系。及至清末，随着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投壶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几乎销声匿迹了。

[1]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五十六.投壶.北京:中华书局,1989:1384.

[2]李学勤.礼记正义.卷五十八.投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76.

[3](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3.

[4]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