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版的小型进步报纸。1938年1月28日在长沙创刊。是在周恩来的 安排布置下由田汉邀集进步人士以私人集股的方式创 办起来的,并得到当时主持中共湖南党的工作的徐特立的直接领导与大力支持。社长田汉,总编辑廖沫沙,编辑有罗全平、黄仁宇、安炳武 (朝鲜爱国青年) 等,经理方面主要由蒋寿世、田洪、田沅负责。主要撰稿人郭沫若、徐特立、沈从文、王鲁彦、黄芝冈、孙伏园、许杰和日本友人鹿地亘等。《创刊词》中声明它的宗旨是“团结各方面力量,特别是文化界的力量,援助政府抗战”; 并声明它是 《救亡日报》的姊妹刊。该报从形式到内容、风格,都与 《救亡日报》相似。4开4版,没有广告,文章占了两版,新闻版中还有社论、短评、专论等。该报坚持抗战,为民喉舌批判，国民党内在抗战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论调,揭露国民党当局在兵 役、伤兵、难民等项工作中的黑幕,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1939年6月15日该报被迫停刊。

《抗战日报》创刊于民国27年(1938)1月23日，创刊词中声明它是《救亡日报》的姊妹刊。宗旨是“团结各方面力量，特别是文化界的力量，援助政府抗战”。风格也相似：4开小型报，没有广告，文章占一半以上，常有名家的作品。

田汉任社长，廖沫沙任总编辑，编辑有黄芝冈，王鲁彦，罗全平、黄仁宇(后定居美国，明史专家)、安炳武(朝鲜爱国青年)等。据廖沫沙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田汉约他同去武汉，会见周恩来、董必武。旋回长沙会见徐特立，就办起报来，徐亲自为该报撰写了许多文章。7月底因故停刊。长沙“文夕大火”后，周恩来把廖沫沙，周立波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调来主持该报，在沅陵复刊。在沅陵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作家欧阳山、草明等。民国28年6月15日，被迫停刊，前后出版1年左右。

民国27年(1938)4月27日，《抗战日报》发表署名辅臣的《几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一文，批判易君左关于“一个信仰、一个组织、一个领袖”的谬论，并利用蒋介石，汪精卫给张君劢承认国家社会党的复信，质问易君左：“假如中国只有一个主义，那就除开三民主义之外不许更有所谓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假如中国只有一个党，那就除开国民党之外不许更有所谓‘国家社会党’。如果他们‘要求几个组织和几个党派并存，那便是别有企图、别有阴谋’。然而蒋、汪分明承认他们的存在。这是易先生主张错了呢?还是蒋，汪错了呢?”

汪精卫公开降敌后，国民党遮遮掩掩，后来不得不由吴稚晖出面，写了一篇《为<举一个例>进一解》的长文章，敷衍一阵。《抗战日报》于是发表一篇《读吴稚晖的进一解》，指斥国民党内为汪精卫辩护的三种论调：一、认为汪逆是“老成谋国”，他的投降论“不失为一种救国意见”，二，认为汪逆只是矗书生气太重”，对汪的批判是“过激”，三、国民党开除汪逆的党籍只是暂时的。这一揭露，刺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痛处。

省立常德中学曾编印一种政治讲义，其中“两大战线”、“托派汉奸”、“国际形势”3篇，引述周佛海(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已投敌)，蒋廷黻(曾任中国驻苏大使)的文章和易君左的《百感茫茫》，·有许多不利于抗战的内容，引起该校同学的不满，致信《抗战日报》加以揭露。该校教导部函报社申辩，并要求“将投稿者真实姓名见示”。《抗战日报》编辑部于民国28年3月23日公布学校来信并予以驳斥：“据来信称，贵校所印发之精神训练的教材中，有周佛海先生著的《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一文。周佛海目前之行动与言论，先生当已知之。为忠为奸，决非偶然，正与汪精卫有以前之言论、而有今日之行动相同。该文恐亦多少含有危险‘意味’。”

徐特立在长沙时，曾为《抗战日报》写过许多文章，他的文章言简意赅，对群众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他还就张国焘的叛逃发表声明，但被新闻检查所全文删去。《抗战日报》误刊一篇《晚会之歌》，因沿用过时的口号，造成严重错误。徐特立立即写信指出，明确划分敌我界线，指出在抗战中地主阶级也是团结的对象。

“文夕大火”前，长沙是重要的后方，兵役、伤兵、难民三者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抗战日报》就此连续发表社论和读者来信。它所揭发的黑幕，触目惊心。

民国27年4月，常德封闭4家进步书店，衡阳也发生类似事件，《抗战日报》为此连续发表读者来信和文章，予以揭露和批评。

中共湖南省委于民国27年(1933)9月在邵阳农村举办新型学校塘田战时讲学院，由吕振羽等负责。仅仅8个多月，就被国民党强制解散。《抗战日报》在《年轻的学校》中介绍了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写在塘田解散以后》一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并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对于学院有三点怀疑：一、“为什么一个青年，甚至以前不太懂事的青年，在塘田读了一个学期，就知道了那么多的事，懂得许多理论，在工作上出得许多花样?”二、“塘田的教授，大都是著作家，大学教授，他们往常可以弄到几百元一月，可是在塘田，四块大洋，或许仅仅多一点，他们难道都是傻瓜呀?”三、“注重社会科学，而没有普通学校的物理化学”。文章根据吕振羽的讲话，对三点都加以有力的批驳。

《抗战日报》有各种专刊，在长沙时有《抗战工人》、《抗战青年》、《抗战妇女》、《抗战儿童》，《抗战教育》、《戏剧与电影》、《诗歌战线》，都是周刊。在沅陵时，有副刊《民众》及专刊；《抗战文艺》、《抗战职工》、《抗战戏剧》、《青年列车》、《动向》等。这些专刊多由抗战群众团体主编，如《抗战儿童》、《抗战戏剧》、《抗战文艺》，即分别由育英儿童剧团、一致剧社、银行界的行余周刊社主编。专刊中，文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戏剧和戏剧评论。如田汉的《新雁门荃》(京剧)，唐纳的国防三幕剧《中国万岁》，宋之的的独幕剧《旧关之战》以及儿童短剧等。像这样大量刊登戏剧的报纸，当时是少有的。《抗战日报》对于文艺的评论也很重视。如黄芝冈的《旧戏中的汉奸意识问题》，易庸(即廖沫沙)的《艺术如何救国?》两文，都提出了改造旧戏以适应抗战要求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抗战日报》在迁沅陵之后，曾转载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两文，以及《新华日报》社论，还曾连载外国记者访问陕北的长篇通讯。连与《观察日报》一样，暴露了自己。不久廖沫沙、周立波等主要干部转移，报纸也被迫停刊。停刊时，发表长篇工作总结，历述迁沅后的工作艰辛，感谢读者的热情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