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额，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首服，也称额带、头箍、发箍、眉勒、脑包、抹头，是将布帛织锦等物折叠或裁制成条状围勒于额前，多饰以刺绣或珠玉。

关于抹额的来源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抹额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头箍状饰物“頍”，“頍”以丝帛制成，不分男女尊卑，都可佩戴。另一种观点认为，抹额来源于幧头。幧头又称绡头、陌头，是流行于东汉以后的一种头巾，系扎时右后抄前，交结于额。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矛盾。商周时代的頍是最原始的额饰，之后所有额间装饰均是由其发展演变出来的。这里的“抹额”更多是指“将布帛等物折叠或裁制成条状围勒于额”的装饰习俗。东汉时期的绡头则是抹额这一饰物更加具体和直接的来源。

秦汉代以来，抹额用于军队仪仗，即“军容抹额”，是武士仪仗，以布帛抹额，用作部队标识。《中华古今注》“军容抹额”条：“秦始皇巡狩海滨，亦有海神来朝，皆戴抹额绯红大口袴，以为军容礼，至今不易其制。”汉魏时，男子在冬季将布帛裁成长条，内蓄绵絮，系扎在额间，以利保暖。汉代将这种头饰称为冒絮或陌额絮，晋代称絮巾。《续汉书·舆服志》注，胡广曰：“北方寒冷，以貂皮暖额，附施于冠，因遂变成首饰，此即抹额之滥觞。”。汉代妇女也用布帛扎额，不过多为歌女舞姬这样装束，帛巾从前绕后，在脑后系结下垂，帛帽上缀有圆形饰片。

“抹”字始于唐代，故使用“抹额”一词称呼这种将布帛折叠或裁制成条状围勒于额前的首服，始见于唐代。唐代的武士仪仗仍沿用“军容抹额”。《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娄师德乃自奋，戴红抹额来应诏”。唐墓壁画显示，当时也有女子佩戴抹额，主要是女扮男装的侍女或乐伎。陕西礼泉新城长公主墓中，第4过洞的西壁画南第六位侍女，头部系扎着一条红底白花纹锦带，锦带宽度等齐，长仅覆额。韦贵妃墓《束抹额男装女侍图》中，女侍穿圆领条纹胡袍，头戴白色细长抹额。在段兰璧墓中，第五天井东壁青年侍女身着男装头勒花头巾。从壁画和记载中可知，唐代抹额的颜色主要是红色或黄色，款式比较单一，抹额上的刺绣装饰也普遍简单且出现的频率不高。

宋代，军士仍将抹额扎在幞头或帽子之外，以不同颜色进行标识。《东京梦华录》卷十记有“兵士皆小帽，黄绣抹额，黄乡宽衫”。除此之外，由于宋代普通男人崇尚系裹头巾，抹额逐渐多为女子所用。宋代妇女的抹额在制作上比以前讲究，通常将五色绵缎制成各种特定的形状，有的在上面绣彩色花纹，有的缀上珠宝。元代贵妇用抹额不多，士庶之家的女子爱用抹额，防止发髻松散便于劳作，抹额形制比较简单，有的仅仅是一块帕巾，系扎时先折叠成条状，由后绕前，于前额系结。

明清时期，抹额盛行，妇女不分尊卑，额间常系有抹额，形制也发生很大变化。除布条围勒于额外，还出现了多种样式，除了绣花，考究的还缀上珠翠宝玉，两端装上金属搭扣。富贵之家用水獭、狐狸、貂鼠等兽皮制作暖额，这种毛茸茸的兽皮暖额围勒在额部，宛如兔子蹲状，因此被称为“卧兔”。清代贵族女子穿戴朝服，要在朝冠下檐佩戴一只“金约”，形似圆形发卡，起束发作用，其上镂雕金云纹、镶嵌珠宝，应当是最高极别的抹额了。

辛亥革命后，时装、发型首饰的流行潮流日趋西化，抹额的功用和审美，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淡化至消失。近代，一些偏远地区的老妇人尚佩戴抹额。另外，在江南水乡服饰中，保留着一种三角形的包头巾，包扎头巾时，需要使用“撑包”，即用抹额来把头巾撑起来，这成为抹额最后的“遗风”。

形制款式

抹额的形制有多种：用布条围勒于额；用彩锦缝制成菱形，扎于额；用纱罗裁制成条状，虚掩于眉间；以黑色丝帛贯以珠宝，悬挂在额头；以丝绳编制成网状，上缀珠翠花饰，使用时绕额一周，系结于额间的“鱼婆巾”或者叫“渔婆勒子”；以绸缎纳以丝绵，外表施以彩绣；有的装缀珠宝；用动物毛皮为材料的“卧兔”；以及金属材料制成头箍或脑箍等。

抹额一般总长在41厘米到49厘米之间，最窄处一般为2.5厘米到5厘米，最宽处一般为6厘米到11厘米。抹额的形状一般可归为四类：1.等宽或者中间宽两边窄的梭形；2.两边上翘的波浪形；3.中间细长，两边稍宽并逐渐变尖的哑铃形；4.中间窄两边宽的八字型。其中，哑铃型和八字型所占比例比较多，并且在固定廓型中有细微的变化。如哑铃型两端有宽有窄，八字型两端大部分为整体上翘，小部分为顶端是平的。各地的抹额形制、工艺亦有区别，北方的抹额或形如飞鸟，或状如箭叶，或绣如繁花；而江南地区抹额以黑色为主色，十分淡雅。

用料材质

从材质上分类，抹额可分为布料抹额和非布料抹额。布料抹额一般采用棉布、绡、锦、缎等天然纤维面料。棉织物手感柔软，表面无光泽，无较大弹力。丝织物手感光滑，表面有光泽，垂感较好。丝织物中缎的使用最多。明朝皇帝及重臣权贵都喜用缎类织物制作抹额。布料抹额上的常见刺绣图案题材有花卉植物、蝶恋花、鱼戏莲、动物等，例如梅兰梅菊、连理枝、比翼鸟、喜鹊登梅、凤穿牡丹等等。

明清时期，贵族及富贵人家会用非布料材质，如兽皮、金属材料，制作抹额以显示其富有，制作方法有点翠法、镏金法、掐丝法等。

图案寓意

中国服饰讲求“意在形先”，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人们往往从自然界提取代表美好愿望的自然元素融汇到抹额的刺绣和花纹设计当中。有些抹额上的刺绣体现了爱情主题，如连理枝、比翼鸟、喜鹊登梅等。将蝶恋花、喜上眉梢等图案刺在抹额上表达了少女怀春、思念心上人的美妙心情。有的抹额装饰是为了托物言志。例如植物中的四君子“梅兰竹菊”分别代表了不屈不挠的意志、淡雅脱俗的品格、高昂傲骨的气节、高尚坚贞的情操。更多的抹额纹样寄托着纳福招财的美好愿望。清代妇女抹额上绣蝙蝠、桂花是希望“福增贵子”；绣二龙戏珠，是希望“吉祥庆丰”。抹额上绣凤穿牡丹纹，凤凰有着吉祥如意的寓意，牡丹是富贵花开的象征。有些抹额甚至直接装饰“福、禄、寿、禧”等吉祥文字。

穿着限制

明清时代抹额的形制变迁体现了其政治性。明代前期抹额中规中矩，即使是富贵人家都不敢用过于华丽的装饰和面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朝后期政治对服饰的约束日益松弛，抹额的装饰开始花哨起来，面料越来越精细，装饰物已不局限于刺绣，变得越来越名贵、繁缛起来。清王朝对下层小吏和民间百姓的额饰材料作出了严格规定，小吏和民间百姓只能用清素缎、蓝素缎、绫、绸、纺、丝、素纱、棉布、夏布；奴仆、优伶、皂隶等不能使用丝、绢、纱、绫、缎等高档面料，只能使用葛布、黑绒、毛褐等低级面料；除皇室外，不能使用明黄色，不能使用龙凤图案；非富贵之家不能使用金、银、宝石等装饰抹额。

抹额的实用功能最主要的为束发，便于劳作。劳作于田间的人们最早用一条布将头发束起来，免遭头发遮眼之苦。到了冬季，抹额亦具有保暖功能。“军容抹额”最初也是用于士兵束发或勒紧帽子。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抹额的实用性渐渐减退，取而代之的是其审美内涵。丰富多彩的抹额图案纹样体现了丰富的审美文化意蕴，展现了民间美术的审美理想。“军容抹额”作为仪仗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则成为武士威武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