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克利夫·霍尔（1880-1944），英国现代著名女诗人、作家。其父亲为英国人，是莎士比亚女儿一族的后裔，母亲为美国人，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著名的印第安公司玛托阿卡的后裔。霍尔生于英格兰，早年以诗闻名，其中有些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她一生共出版诗集五部、长篇小说六部，并多次获得各种奖项，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孤寂深渊》。因为其本人就是一位具有男性心理、意向和行为的同性恋者，所以这部作品也可称为作者一生传奇经历和不平等遭遇的真实再现。

：《孤寂深渊》系英语文学中第一部专写女同性恋的名篇，被奉为“女同性恋者的圣经”。作品于1928年问世之初即招致激烈争议，称颂者认为它“真实、坦诚、勇敢无畏”，“意向崇高”，是“卢梭的《忏悔录》之属”的“杰作”，问难者则谴责该作“厚颜无耻”、“令人作呕”，违背公德，宣扬堕落，最后伦敦违警罪法庭无视作者的强烈抗议和萧伯纳、福斯特、艾略特、吴尔夫夫妇及海明威、德莱塞等四十余位知名人士的声援，将该小说判为“淫秽”，并下令查禁和销毁，酿成了轰动现代文坛的一大公案。小说以女同性恋者斯蒂芬·戈登一生的性倒错活动为线索，展示了一个女同性恋者的成长、生活及心路历程。由于作家霍尔本人既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同性恋者，又是“艺术素养极高”的严肃作家，这就使得作品真切自然，清丽脱俗，而且就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也极具研究价值。 该书在作者去世六年后的1949年在英国开禁，1975年在美国开禁。这部小说现已有法、德、意、西等许多语种的译本，平均每隔十年左右总要在欧美各国掀起一阵阅读热潮。

《孤寂深渊》是英语文学中第一部专写女同性恋的名篇，被奉为“女同性恋者的圣经”。这是一部当时被认为：“宁可给孩子吃毒药也不愿他们读的书”。因该作品涉及声名狼藉的同性恋，激怒了欧、美两大陆，先后在英、法、美等国家引发了一连串官司，书被查禁，纽约的出版商甚至被拘捕。 《孤寂深渊》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女诗人兼小说家拉德克利夫·霍尔（1880—1944）的传世之作，现已有德、法、意、西等许多语种的译本，往往每隔一段时间便在欧美各国掀起一阵阅读热潮。作者本人是性倒错者，有同性恋的生活经历，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便取材于她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带有自传成分。

【生平】

雷德克利芙·霍尔（1880－1943）出身于英国汉普郡伯恩茅斯的一个显贵家庭。优越的家庭环境使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享受到上层社会的一切荣华富贵。

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霍尔培养了对诗歌的爱好。她还弹得一手好钢琴，经常自己谱曲写歌。

在她21岁时，去世的祖父让她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于是她只身来到当时欧洲的花都巴黎，开始独闯天下。

丰厚的财力和宽松的社会气氛使霍尔在巴黎情场尽情驰骋，有人说她“在27岁以前爱上过的女人比看过的书还多”。

1906年，她遇到了比她年长20岁的玛贝尔·巴登（Mabel Batten），两人一见钟情。

1915年，霍尔在伦敦的一次茶会上与蕾蒂亚的表妹乌娜·杜鲁布里奇女士相遇，并萌发了感情。蕾蒂亚为此伤心不已，在一次争吵中心脏病突发，因抢救不及而猝死。

以后几十年，霍尔一直坚持写作。著有《锻炉》、《未亮的灯》、《星期六的生命》、《亚当的后裔》、《奥吉尔维女士找到了自己》等。

1921年，英国下院通过提案，决定将女同性恋行为也列为犯罪。

霍尔一直希望写一本带有科学性的女同性恋小说，为同性爱情作一番道义上和医学上的辩护，《孤寂深渊》于1928年6月27日由伦敦的凯普出版社发行。

《孤寂深渊》经历了诉讼，官司之后，霍尔与乌娜认为英国已不适合她们居住，两人于是再度流亡海外。

1943年10月7日，雷德克利芙·霍尔在伦敦死于胃癌。根据她的遗愿，她被埋葬在伦敦高门公墓，与蕾蒂亚的坟墓相依。

【年表】

1880，出身于英国汉普郡伯恩茅斯。

1906-1915，霍尔共出版了《被遗忘的岛屿》等五卷诗集。

1915，创作并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锻炉》以及《未亮的灯》。

1925，霍尔发表了小说《星期六的生命》。

1926，霍尔发表了《亚当的后裔》。

1934，短篇小说《奥吉尔维女士找到了自己》。

1928，发表《孤寂深渊》。

1943，雷德克利芙·霍尔在伦敦死于胃癌。

关于女同性恋：

对女同性恋有两个称呼：Lesbian,Queer。其中，Lesbian一词来自女诗人萨福出生及居住的海岛Lesbos，这是比较学院化的称呼。Queer，原意是“奇怪的，古怪的”。在“正常人”的眼中，同性恋当然是很古怪的了，关于男同性恋，中西方自古就有“传统”（比如“断袖分桃”），于是女人同性相恋，就显得尤其不可思议。谈到女同性恋文学，就不能不提克利斯多夫·霍尔的《孤寂深渊》。霍尔本人就是女同性恋者，长相颇为俊秀。在《孤寂深渊》一书中，她记叙了一个女同性恋者的感情经历。其中波折起伏的细节略过不提，在小说的结尾，她写道女主人公为了她的情人——一位名叫玛丽的姑娘的幸福，做出浪荡不堪的样子，终于促使玛丽离开了她。玛丽与一个男人结婚了，而她——女主人公，坠入了无边的孤寂深渊。Queer——古怪的——不可思议——离群索居——孤寂——深渊。身为女人，就得去爱，无论爱谁，都得爱。

哈克洛夫·埃利斯在他的著作《性心理学》中，从生理学的角度分析得出，同性相爱本来是很正常的。人们讴歌异性之爱，将之誉为至上，是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结合，但他们往往忽略了，爱是博大的，同性之爱，是的，只要有爱，就是至上的，因为爱本身是至上的。

我象该隐一样，是上帝在额头上打了记号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人。如果你跟了我。世人就会厌恶你，迫害你，会记得你不洁净。我们的爱可以至死不渝，甚至更久远，我们相爱不会损害任何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可以称赞那些所谓的正常人，容忍他们的不忠，谎言和欺骗，却对我们挑剔，苛责，而我却无法保护你。

－－雷德克利芙·霍尔

雷德克利芙·霍尔（1880－1943）出身于英国汉普郡伯恩茅斯的一个显贵家庭。优越的家庭环境使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享受到上层社会的一切荣华富贵。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霍尔培养了对诗歌的爱好。她还弹得一手好钢琴，经常自己谱曲写歌（后来这些歌词都被收入她的诗集里）。霍尔的母亲希望把女儿培养成典型的淑女，跻身上流社会，但霍尔却迷恋骑马狩猎和摩托车等运动，对窒息的家庭气氛嫌恶有加。在她21岁时，去世的祖父让她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一百万美元），于是她只身来到当时欧洲的花都巴黎，开始独闯天下。

丰厚的财力和宽松的社会气氛使霍尔在巴黎情场尽情驰骋，有人说她“在27岁以前爱上过的女人比看过的书还多”。1906年，她遇到了比她年长20岁的玛贝尔·巴登（Mabel Batten），两人一见钟情。玛贝尔是一名歌剧演员，艺名“蕾蒂亚”。在蕾蒂亚的影响下，霍尔皈依天主教，后来宗教对她的创作一直有着极强的影响。蕾蒂亚慧眼识才，鼓励霍尔从事诗歌创作。1906年至1915年间，霍尔共出版了五卷诗集。虽然她主要从事一些反映自然景观的抒情诗创作，但在最后一卷《被遗忘的岛屿》（The Forgotten Island）中，霍尔的笔触开始伸入了情爱世界，但示爱对象的性别往往很模糊──这一直是同性爱情诗歌创作时惯用的掩饰方法。然而，以下这首诗里的同性恋情却是一目了然：

在那晶莹剔透的水晶灯里，

藏着我深爱的女人的灵魂。

灯油和灯芯一直在燃烧，

但我却看不到一丝亮光。

我怎能点亮这个女人的心，

什么样的火炬才能使她燃烧？

爱有没有在她美丽的身躯上驻留，

她的灵魂此刻有几许安宁？

1915年，霍尔在伦敦的一次茶会上与蕾蒂亚的表妹乌娜·杜鲁布里奇女士相遇，并萌发了感情。蕾蒂亚为此伤心不已，在一次争吵中心脏病突发，因抢救不及而猝死。虽然霍尔与乌娜从此两情相投三十年，但蕾蒂亚始终在霍尔的生命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她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有“献给我们三个人”的题词。

当时巴黎是欧洲现代文化的中心，有着名目繁多的文艺沙龙，其中包括由女同性恋者娜塔丽·巴涅主办的“巴黎的勒斯泊”（Lesbos in Paris），源名自古希腊女同性恋诗人萨福所居的勒斯泊岛。经常光顾这个沙龙的文艺界人士包括美国作家葛特鲁德·斯坦、诗人维塔·萨克威尔－怀斯特、法国著名作家玛格丽特·尤索娜和大键琴艺术的复活者旺达·兰道斯卡等。霍尔也是该沙龙的常客之一，她以巴涅的同性情人罗梅尔·布鲁克斯为主人公原型，创作并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锻炉》（The Forge）。

在同一年，她出版了另一部小说《未亮的灯》（The Unlit Lamp），该书被称为她艺术上最出色的作品。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琼·奥格登的少女，她对婚姻和家庭不感兴趣，但希望能够见识广阔的外部世界。琼的私人教师伊丽莎白是一名桀傲锋利的新时代女性，竭力鼓励琼去上大学，并提出她们两人可以合住，但琼始终无法冲破父母与环境的约束，最后还是守着母亲，在孤寂中度过了毫无生气的一生。小说的结尾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岁月，这时琼已经步入中年，当她看到周围生气勃勃的年轻妇女时，禁不住感叹：

“这些积极奔放的女人头脑真不简单，她们一点都不在乎穿着男人的衣服，一点都不在乎自己蓬乱的头发。这些都是能干事的女人，一点都不能够被小瞧……但是她，琼·奥格登，却是一个失败的先驱者，一个远远落在后面的先锋，一个害怕自己的预言可能成真的预言家。其它人都已经走到了前面，她们中有的得利于战争而挣破了樊篱，有的本来就是自由的灵魂……也许世界还没有来得及接纳她们，也许她们会遇到批评、嘲笑与反对，也许她们并没有如想象的那么快活，但至少她们有勇气，而她自己却是一个折服于环境的胆小鬼。”

《未亮的灯》没有直接描绘女同性恋（这方面的唯一表述是琼对一位追求者说：“我从来没有像你所想象的那样爱上过什么男人。”），虽然人物的性倾向拿现代人的目光看来，已经非常明显。重要的是，此书点出了女同性恋和女权主义的相通之处，即两者都不希望恪守相夫教子的传统性别角色，而是渴望去拥抱生命，享受世界赋予的一切，正如伊丽莎白对琼所说：“我不仅需要你的忠诚……我需要你的努力，你的独立，你的成功。”

1925年，霍尔发表了小说《星期六的生命》（A SaturdayLife），书中主人公丝蒂尼是一位希望自己能够大有作为的女子，她对一位从未结婚的老处女感到有一份莫言的亲近感，但说不清这种感觉究竟是什么。

1926年，霍尔发表了《亚当的后裔》（Adam's Breed），描写一位伦敦意大利餐馆的侍者因为厌倦了生活而绝食自杀的故事，该书当年得了法米纳小说大奖，并于次年荣膺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小说大奖。在英国文学史上只有E. M. 福斯特（恰巧也是名同性恋者）的《印度之行》同时得过这两项殊荣。《亚当的后裔》的成功把霍尔推向了创作生涯的巅峰，此时她不仅是文学评论界的宠儿，同时她的作品也得到了大众的好评，各处都邀请她去作演讲。在这期间，霍尔一直以短发男装出现，口叼雪茄，并要求周围的人叫她为“约翰”，“那个抽雪茄的女人”也一时成为传媒的跟踪焦点。

当时同性恋在英国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1895年，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因涉嫌同性恋而被判罚两年苦力，他的作品也被查禁。1918年，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民众普遍对德国还抱有敌意，此时一名叫内尔·潘伯顿·别林的国会议员在自己主办的杂志《警觉》上撰文，指控当时英国上层社会有47000名男女人士从事“早已在所多玛和勒斯泊绝灭的人类丑行”，不久他又在国会提出了同样的指控，使“那47000人”一时成了媒体争相炒卖的猎奇话题。很多年前德国准备这份名单，试图通过敲诈名单里的英国人士，迫使他们在大战中为德国效力。然而，事实上谁也没有见过这份名单，但它此时却成了政客们攻击同性恋者的弹药。在同年早些时候，伦敦的一家私人剧场准备上演王尔德的作品《莎乐美》，并由舞蹈家摩德·阿伦主演。《警觉》撰文暗射阿伦就是“那47000人”中的一员。阿伦随即与《警觉》对簿公堂，指控后者对她进行人身诽谤。最后法庭的判决避开了有关诽谤的起诉，而以对王尔德的评价告终（见注一）。1921年，英国下院通过提案，决定将女同性恋行为也列为犯罪。虽然此提案因被上院否决而不果，但上院否决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对于女同性恋的宽容，拿当时一位上院议员的话来说：“难道你想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有这么一种丑行，难道你要那些从未听说过从未想过也从未梦见过这种丑行的妇女知道它吗？这简直是荒唐！”

在同性恋（当时被称为“性倒错”）成为媒体和政界的话题的同时，当时医学界对同性恋的成因持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是以德国精神病专家克拉夫特－埃宾为代表，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先天性缺陷；另一派则是以奥地利精神病专家弗洛伊德为代表，认为同性恋是儿童时期所受的精神伤害的结果（如丧父、强悍的母亲以及受到其它男子的性骚扰等）。两派都认为同性恋行为不是犯罪，并认为“治疗”同性恋是医学界的职责之一（弗洛依德后来声明同性恋并不是疾病或变态）。

当时英国著名性学家蔼理士同意克拉夫特－埃宾关于同性恋先天性的看法，并于1897年出版了《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一书，但认为同性恋并非医学界所认定的“退化者”（degenerates），并反对当时英国将男性间互愿的性行为列为犯罪的做法。然而，《性倒错》虽然在处理男同性恋上具有突破意义（全书案例中所呈现的男同性恋者很少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女里女气的怪人”），但蔼理士却认为女同性恋者的“性别倒错”引起了她们的“性格倒错”，因此有关女同性恋的叙述落入了俗套（全书35个案例中只有6个女同性恋案例，蔼理士只能从这6个人出发作有关的阐述）。该书对霍尔的影响很大，因为她一直认为自己对同性的喜爱和外表与举止的男性化与生俱来，并不是环境造就的──她自己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陷在女人身体里的男人”，而女同性恋者注定是不会幸福的。霍尔一直是英国心理学研究协会的会员，她广泛阅读有关女同性恋的研究资料，尤其赞同克拉夫特－埃宾、布洛赫、蔼理士和赫希菲尔德有关同性恋先天性的观点，对他们的学说做了极其详尽的笔记。

在这期间，霍尔完成了短篇小说《奥吉尔维女士找到了自己》（Miss Ogilvy Finds Herself，该书于1934年发表）。小说中的主人公奥吉尔维女士感到自己与男女两元性别的外部世界格格不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她成了医疗救护车驾驶员，奔波于战场，一圆男子汉的美梦。在临死前，她经历了一个幻觉，方才知道自己在前世是个男儿身。

霍尔一直希望写一本带有科学性的女同性恋小说，为同性爱情作一番道义上和医学上的辩护，使人们看到：同性恋者虽然不幸，但仍能够成为有所作为的公民。她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我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来写这本书的……令我感到骄傲的是，我能够提起笔为那些毫无还手之力的人仗言──她们从呱呱落地的时刻起，某种阴秘的自然造势就把她们与社会分离开，但她们却极其需要社会的帮助。”蔼理士因霍尔的要求，为《孤寂深渊》写了绪言，称该书“具有重要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

《孤寂深渊》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斯蒂芬·戈登的年轻女子。她从小就喜欢玩男孩子的游戏，并钟情于女性，对男性毫无兴趣。斯蒂芬的母亲对女儿非常反感，父亲虽然同情她，但在家里没有说话权。斯蒂芬长大后逃离了家庭，流亡海外，在巴黎与一些女同性恋者为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她加入了医疗队，成为救护车驾驶员，在这时她与一位名叫玛丽·勒维林的女子邂逅，两人相爱，并共同生活了几年。后来玛丽与以前的男朋友重修旧好。斯蒂芬痛苦万分，但她假意与另一名女子相好，促使玛丽割断情丝，安心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在小说的结尾，斯蒂芬向上天哭诉：“上帝啊……请你站起来保护我们吧，让这个世界承认我们的存在……请你也给我们生存的权利吧！”

除了把自己的成长过程融入斯蒂芬的形象之外，霍尔更多地参考了蔼理士在《性倒错》中的有关女同性恋者的案例描写，使《孤寂深渊》“能够让那些没能够阅读学术论文的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出自乌娜后来完成的霍儿传记）。霍尔笔下的斯蒂芬受了这些框定，因此被塑造成一个具有男性体格特征的“窄骨盆宽肩膀”的女子，擅长打猎与击剑，并喜欢穿男装。全书有以下这段感人的描写：

“那一夜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讨厌自己那副身材，宽宽的肩膀，扁小的乳房，全身的线条直得象个运动员。她注定要拖着这个身子过一辈子，就象一副恶毒的镣铐锁住了她的灵魂。这个充满激情却毫无生命力的身子……她一直想摧残它，因为她早已为此感到痛心……她双眼含着泪，对自己的仇恨变成了怜悯。她开始为自己的身子而伤感，手指怜惜地抚摸着乳房……”

《孤寂深渊》于1928年6月27日由伦敦的凯普出版社发行。评论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毁誉参半，很多人认为该书在艺术上的成就远不及霍尔的其它作品，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芙称该书“值得赞赏但极其乏味”。尽管如此，《孤寂深渊》的销路却不错，而且事实证明霍尔以同性恋的先天性为创作基础的选择是对的，自由派报纸的评论认为本书使人感觉到同性恋是“一股挥之不去的令人心颤的强烈情感，与之相比，那些正常男女的情感表达是如此简单明了。这使我们认识到，象斯蒂芬·戈登这种并不是受环境影响、而是生来就不正常的人，需要我们这些在出生时就有幸躲过这场劫难的人的最大关心与同情。”

发行三个星期后，保守势力的《星期天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本不该出来的书》的评论文章，认为《孤寂深渊》应该受到查禁。该评论说：

“我看到这种瘟疫明目张胆地侵蚀着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我听到少男少女在耳语这种无以启齿的羞耻……谁都不能逃过这场瘟疫，它已经侵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我宁愿给那些健康的年轻男女氰化钾毒药，也不会让他们去读这本书。毒药只是摧残肉体，但精神毒药却旨在戕害灵魂。”

这个评论使出版社感到大事不妙，他们将小说呈交给内政部和主控官，并表示如果停止出版更符合大众利益的话，他们将停止印刷。这着棋下得着实不妙，因为当时内政部长威廉·乔伊森─希克斯是一个极端保守人士，担任着一个原教旨主义派的基督教教会的领袖。他要求出版社停止发行此书，凯普出版社表示照办。不久，该书在美国的出版社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孤寂深渊》被禁在文学界引起极大震动，小说家E. M. 福斯特与弗吉尼亚·吴尔芙带头提出了抗议。他们虽然对《孤寂深渊》的艺术成就持保留意见，但认为查禁侵犯了创作自由。声援者很快增多，使抗议书的签名者几乎囊括了当时英国文学界的所有知名人士，如肖伯纳和H. G. 威尔斯等。福斯特与弗吉尼亚在《国家与图书》杂志上发表以下这封著名的捍卫言论自由的抗议信：

“这本书所涉及的题材只是生活中诸多方面的一角，它不但已经被科学所承认，而且在历史上也有记载。虽然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人类情感的一小块，而且多数人只觉得其索然无味甚至对此感到讨厌，但它确实存在，然而目前在英国，乔伊森－希克斯伯爵却禁止小说家提起它。那么我们能不能不经意地提起它呢？虽然禁止它成为主题，但我们能不能把作品中通过塑造次要人物来表现它的存在呢？也许内政部对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下一番指令。这是不是我们创作所面临的唯一禁忌呢？对于白厅所讨厌的其它诸如节育、自杀和和平主义等题材，我们是不是还能够触及？我们等待着你们的指示！……”

虽然《孤寂深渊》在英国被停印，但凯普出版社却另有一番心计。他们把小说的模板送往巴黎，由那里的出版社付印，然后让英国本土的书商来订购。当这个计划刚刚成行时，英国海关就查获了250本《孤寂深渊》。虽然海关不久就退还了全部书籍，但当《孤寂深渊》被送往书店时，警察以执行反淫秽法为借口，将全部书籍没收。当他们在中饭时候来到凯普出版社时，全公司只有一名接待员在场，她把警察带入了藏书室后，却一下子抢过唯一的一本只供展览用的《孤寂深渊》，然后一屁股坐在书上，对警察说：“有胆量就过来拿吧。”警察对她无可奈何，只好告退。

1928年11月9日，对《孤寂深渊》的审判开始。当时包括福斯特和弗吉尼亚在内的四十名知名人士要求出庭作证，为霍尔辩护，但法官却说只由他本人来判定小说是否触犯了反淫秽法，任何人都不许出庭作证，他甚至不允许霍尔为自己的作品辩护。

在第一天上午的法庭辩论中，霍尔的辩护律师指出，小说中斯蒂芬和玛丽之间的情感只是“女学生之间的互相依恋转移到了成人身上，因此并不带任何性爱的成份”。霍尔对这个证词大感惊骇，因为她写《孤寂深渊》的目的就在于点出女性间确实有性爱这回事。午饭时霍尔对律师作了声色俱严的训斥，使该律师在下午的发言中收回了这番辩护词。第二天，另一位律师作了一番恰到好处的辩护，他认为《孤寂深渊》既没有赞颂也没有谴责性倒错，而只是把它当做“上帝创世的一部份”，小说中斯蒂芬最后做出自我牺牲，让同性情人过上安心的异性恋生活，正说明了作者“对正常的内在尊重”。法官表示他将阅读此书，并做出有关判决。但此时，辩护律师已经知道，从法官不允许那些文学界名人出庭作证的那一刻开始，他们的辩护纯属背水一战。

果然不出所料，法官在一个星期后做出判决，认为《孤寂深渊》宣扬“违反自然的恶行”。“你难道要我说这本书不是在为这种恶行辩护吗……”他说，“这些恶行……极度地恐怖、违反自然与令人作呕。”他并认为作者把小说中的人物被描绘成投入爱国战争的医疗救护队员，旨在有意美化这些“在恶行中不可自拔的人”。听到这番判决，霍尔感到气愤之极，她当场大声喊道：“我抗议！我就是那个作者！我见过这些人！”

在法官公布判决书以前，辩护律师宣读了霍尔的书面陈词：

“我着重强调：真正的倒错者是先天形成，而不是环境造成的。当今世上最出色的心理学家也支持我这一看法，我想让国内有头脑的民众也了解这些。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希望他们能够以善意和同情心帮助倒错者发挥各自的所长，为社会做出贡献。当我写《孤寂深渊》时，我不仅想到了那些倒错者的良善，而且也想着大多数其它人的良善。由于对性倒错缺乏正确了解，许多生命受到了摧残，这并不是耸人听闻。出于对后代的着想，千万不要再强迫倒错者结婚。

“我并不后悔写了这本书。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正说明社会是多么地需要这本书。我为自己写了《孤寂深渊》而倍感骄傲，而且我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去做哪怕只是一个标点的改动。”

辩护律师对这项判决提出了上诉，但一个月之内遭到了驳回，上级法院认为此书“令人作呕……（它）有损于国家和社会道德”。

在美国，《孤寂深渊》也经历了类似的诉讼，初审法院认为此书“仿佛是想教那些变态人去勾引社会中的正常成员，因此毫无道德价值可言……”，但上级法院驳回了初审法院的禁令，认为同性恋本身虽然“可憎可鄙”，但有关同性恋的讨论并不如此，因此该书得以出版和发行。由于这几番官司，《孤寂深渊》一下子成了畅销书，女同性恋也第一次成为媒体和公众的讨论话题。不少描写女同性恋的效颦之作也纷纷在市场上抛出，但没有一本能够胜过《孤寂深渊》。在此后的几年里，霍尔收到了一万多封读者来信，其中即有女同性恋者写来的，也有同情同性恋的人士的来信。一位女读者在信中说：“《孤寂深渊》仿佛一下子照亮了我的灵魂，每一行字都道出了我的经历和所思。读着这本书，我泪如雨下，因为我觉得斯蒂芬就是我。”

这场官司之后，霍尔与乌娜认为英国已不适合她们居住，两人于是再度流亡海外。在这期间，霍尔于1932年和1936年分别发表了《房子的主人》（The Master of the House）和《第六个主教》（The Sixth Beatitude），探讨小人物的精神追求，但两者即没有引起象《孤寂深渊》那样的社会轰动，在艺术上也不如《亚当的后裔》成功。

1943年10月7日，雷德克利芙·霍尔在伦敦死于胃癌。根据她的遗愿，她被埋葬在伦敦高门公墓，与蕾蒂亚的坟墓相依。《孤寂深渊》在当时已经被翻译成十四种语言，而且每年以十万册的销量售出。1949年，《孤寂深渊》在英国的禁令被解除，小说得以公开发行。时至今日，该书仍在各大书店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