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是德国人约翰·拉贝目睹侵华日军空袭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真实记录，时间跨度从1937年9月至1938年2月，详细记录了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和国际友人艰难救助中国难民的事迹。拉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
南京安全区内，因此《拉贝日记》不可能对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断和估计。但《拉贝日记》仍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拉贝1882年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中国，1911年加入德国西门子公司，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日军占领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国际友人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栖身避难之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有600多人受到保护。同时，拉贝还在日记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
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后，他仍暗地花了1年时间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拉贝1950年1月5日去世，日记在1996年12月12日才由他的外孙女乌苏拉·莱因哈特在纽约向世人公布，随后相继以中德日英四种语言正式出版。
《拉贝日记》通过拉贝对自我创伤记忆的表述，将读者纳入创伤见证的环节，形成了创伤书写的交流和沟通。拉贝将宏观的大屠杀历史置于个体小人物的记忆阀域内，在瓦解宏大叙事的同时，为故事叙述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一个纳粹党人，拉贝特殊的身份和背景使他的视野更加多元化，正是如此，使得这本日记具有多声部的复调色彩。这种“当事人的立场”帮助人们更加靠近真实历史，得以深入了解当时南京城内发生的惨况，构成了集体创伤书写，而这种集体性创伤书写的最终目的则是促使人们对该历史事件进行反思。
民众永远是战争中受伤最广、最深的群体，在《拉贝日记》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创伤主要通过南京城的民众来呈现。拉贝通过叙述南京陷落后老百姓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和时刻面临的生命威胁，控诉了日本法西斯的罪恶与凶残。在日军侵占南京城期间，暴行每天都在上演，各种规模屠杀、对中国女性不分老幼的强奸、对人民财物的抢劫等，数不胜数。为了遮掩他们犯下的无人道罪行，在暴行后日军往往烧毁犯罪现场，几乎将整个南京城烧成了废墟。拉贝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1937年12月19日日本军队在城中大规模纵火的恶行，而这样的情形直到1938年2月拉贝被迫从南京离开的时候还在继续。
作为日军侵华战争的真实记录，《拉贝日记》不仅描写了日军的暴行以及中国人民遭受的屈辱，还记述了士兵在战争中的坚毅不屈，表现出中国人英勇抗争、绝不屈服的强烈意志，这也是中华民族遭遇危难时自我拯救的象征，中国人英勇卫国，无畏无惧的壮举更让拉贝深受感动。在视死如归的中国士兵、坚毅顽强的中国百姓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后的曙光和前途。
《拉贝日记》的珍贵之处在于其写作者的第三方身份与独特的“他者”视角。拉贝是德国人，同时也是一个纳粹党人，而纳粹党在二战期间正是日本侵略军的盟友。因此，拉贝更为客观的“他者”叙述就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主观感情色彩，彰显他日记中记录事件的客观、公正，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感和震撼力。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由于身份的限制，拉贝对中国人和日军暴行的态度存在一个转变的过程。拉贝并不是最初就是一个“活菩萨”形象，刚开始他更多是以一个事不关己的“局外人”的眼光看待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的。他没有选择离开南京是为了维护西门子公司的运营，以及“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所以当新到任的西门子中国区总经理弗里斯问拉贝：“你做这么多，就是为了中国人？”他的回答是“为了西门子”。但慢慢地，拉贝对中国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由保护西门子公司的员工转向为保护整个南京城的百姓而四处奔波，甚至拒绝了政府、公司以及家人和朋友要其离开的请求，勇敢地和受难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实际上，拉贝并没有义务一定要留下，但强烈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促使拉贝不能抛下这些依赖着他的中国百姓，毅然把数十万难民的安全责任担在了自己的身上。正是这样的选择，使拉贝目睹了这场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血腥浩劫，也改写了他的一生，“他的下半生将因此而增添许多麻烦和不幸，他也因此而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世界将因此而永远铭记他对人类的贡献，因为他和他的委员们不仅拯救了众多的生命，也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正义。”跨越国界、超越种族的人道主义精神促使拉贝为拯救生命不断穿越苦难并进行自我磨练，在这个过程中，拉贝自己的生命内涵与生命意识也获得了丰富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