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以拓跋鲜卑由部落联盟向国家政体的跃进为基本线索，阐发了拓跋鲜卑与代北乌桓的共生关系对于拓跋鲜卑社会成长的重要意义，在此历史背景之下，以乌桓为代表的母族与妻族对拓跋部政治成长所具有的积极与消极作用的二重性得以呈现，而随着拓跋政体由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跃进，拓跋部母族与妻族对国家组织建构的抑制成为拓跋硅推进拓跋历史的重要阻碍，由此出现了残酷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及相关的离散部落举措，而且也由此给北魏史学留下了如何面对拓跋部历史记忆的难题。
该书先探讨了令后人迷惑的“子贵母死”制度的源流，发现这一制度有着深刻的部族社会结构与政治纠葛的原因，揭示了拓跋部政治进步所面对的复杂困境。随后研究了“离散部落”问题，发现这一举措主要针对的是拓跋部的母族和妻族，更加证实了前面的观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书用较长的篇幅回过头考察在拓跋部政治成长的漫长时期内，在代北地区另一重要部族――乌桓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柢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农业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可说是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义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这涉及拓跋部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代北地区活动的早期拓跋部及其建立的代国，大体与五胡十六国同步，发育程度不如其他胡族，却是这个时期惟一的地域固定、年代世系明晰可考、历史大体完整的一“胡”一“国”。虽然史家并未列之于五胡十六国之中。拓跋部百余年来孳生繁息于代北，没有远距离迁徙，没有太多参预北方混争，获得了发育、成长和完善自己的稳定环境，终于乘时崛起，走出代北，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在下启隋唐之局的进程中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这大体就是拓跋部和北魏的历史定位。
历史学博士、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副研究馆员尤李评：学术界对北魏王朝的“子贵母死”制度、“离散部落”问题探讨颇多，已经取得不错的业绩。田先生却对这些前人做过不少研究的“熟题”继续探究，极力钩沉常见的、十分零散的材料进行精深的考证和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抓住了北魏政治史上“子贵母死”、“离散部落”和“国史之狱”这三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政治事件的发展主线和内在联系，来重新阐释拓跋早期的历史。
田余庆，湖南湘阴人，1924年2月出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教授，历史系主任等职。曾兼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现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早年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曾与金毓黻合编《
太平天国史料》，并参加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后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侧重秦汉史与魏晋南北朝史，参与编著《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担任中国古代史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成就在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出版的专著有《
东晋门阀政治》、《
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跋史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