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白旗，又叫“插红旗”。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的作法。

1958年5月8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5月23日，毛泽东再次强调插红旗，辨别风向。

5月25日，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主办《红旗》杂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6月1日，《红旗》创刊号刊登发刊词：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并指出“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

在《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创刊号社论发表以后，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精神，部署落实任务，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大跃进”运动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会议决定，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大搞群众运动。会议要求，为了保证各项工作的跃进，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要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严厉批判，要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在农业领域，各地提出要坚决破除“条件论”和“习惯论”。在工业领域，中央工业书记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在商贸领域，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拔白旗、插红旗”。在军队方面，1958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全军普遍开展了反“教条主义”运动。在社会各界，如宗教界、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普遍展开“交心”运动；青年界、妇女界则要求要敢于“插红旗”，打破妇女思想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保守和自卑观念。在文化教育领域，批判个人主义和学术思想。在思想战线上，通过搞红专辩论，把那些对“大跃进”、浮夸风错误持批评、怀疑态度的专家、教授当作“白旗”拔掉。在史学领域，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古典文学领域则被姚文元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研究中最后一个阵地”。在电影艺术界，1957年一些“右派”艺术家所拍摄或主演的电影已经遭到禁映，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又有一大批电影被点了名。

1958年11月，中央开始纠“左”，“拔白旗、插红旗”运动随之停止。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决定给批判处理错了的人甄别平反。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随后，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被迅速甄别平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