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玛利亚人困境是通过扩展父亲利他主义的范围，在一个父子动态博弈模型中引入慈善捐赠和遗产税作为约束机制，对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父亲—儿子的财富结构满足一定条件下，慈善捐赠和征收遗产税的联合作用能够使父亲避免“撒玛利亚人困境”，改进家庭资源的配置效率。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确立了自私的“经济人”假设在主流经济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可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考察，包括亚当·斯密本人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发现，人不仅有自私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尤其体现在家庭内部父亲对孩子不计回报的付出。此后的200多年，很多经济学家尝试建立主流经济学框架来分析人类的利他行为，但进展非常缓慢。直到20世纪70年代，Becker(1974)把“利他”作为假设引入到主流经济学范畴，对家庭内部的个体行为进行了开创性分析，得出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Becker，1976，1991;Pollak，2003)。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坏小孩定理”(Rotten Kid Theorem)：在家庭中，父亲对孩子具有利他倾向，而孩子是自私的，如果父亲可以观察到孩子的行为再决定是否对孩子进行财产转移——即父亲对于转移财富具有“最后话语权”(Last Word)——那么，无论孩子有多自私，他都会表现得像“好孩子”一样，选择一个可以使整个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策略。“坏小孩定理”表明，利他偏好者不需要设计任何激励机制，就能引导自私的组织成员追求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但是，这个定理的成立需要条件。Hirshleifer(1977)指出，只有当父亲可以确保“最后话语权”时，“坏小孩定理”才成立。Bruce & Waldman(1990)进一步指出，当“最后话语权”失去时，父亲就会面临“撒玛利亚人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私的坏小孩就会故意不去积蓄，而是过度地依赖父亲的援助。因此，父亲的利他行为最终会导致家庭内部中资源配置的经济无效率。

促进利他配置资源的经济效率已经成为家庭经济学中的焦点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能够应用于国际援助、政府救助、家族企业等诸多问题。国内学界在家庭经济学领域涉猎较少，研究相对缺乏，所涉及的文献(杨春学，2001;叶航等，2005;徐萌娜、周生春，2008;王明琳、徐萌娜，2011)在介绍利他主义经济学中提到了“撒玛利亚人困境”，但未对其展开分析，更缺乏对“撒玛利亚人困境”进行福利改进的机制设计研究。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Futagami et al(2004)发现，政府可以通过策略性的转移支付安排使父亲去世时不留下遗产，从而激励孩子努力积蓄，有效避免“撒玛利亚人困境”。Ghosh & Karaivanov(2008)通过引入委托-代理模型发现，如果父亲与孩子可以通过相互磋商来订立家庭合同，那么利他配置家庭资源的经济效率就能改进。另外，还有很多文献(Alger & Weibull,2010; Kopczuk,2012; Barczyk & Kredler,2014)从机制设计上给出了不同的避免和促进利他配置资源效率的方法。

由上可知，一旦利他偏好者失去“最后话语权”，利他偏好者对自私者约束的机制就会失去，自私者只会按照其利己目标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撒玛利亚人困境”就会出现。只有在家庭经济中重新设计另外的约束机制，才可能在原则上避免“撒玛利亚人困境”出现。那么，除了上述接近理想的制度安排以外，还可以引入什么样的约束机制，使父亲在失去“最后话语权”的情形下不至于陷入“撒玛利亚人困境”呢?什么样的家庭和社会机制才能对自私的儿子形成约束，从而改善家庭内部的经济效率呢?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