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排外思想是在江户末期反对与外国通商、主张击退外国的一种思想。它起源于儒学的“华夷思想”， 是区别本国和夷狄的“名分论”思想 。幕末时期，由于先进列强侵入亚洲而逐渐有了现实的根据。

江户末期反对与外国通商、主张击退外国的一种封建排外思想。它起源于儒学的“华夷思想”，是区别本国和夷狄的“名分论”思想。幕末时期，由于先进列强侵入亚洲而逐渐有了现实的根据。特别是藤田东湖、会泽安等的后期水户学为其典型。嘉永、安政（1848－1859丰）以后面临对付外来压迫的实际问题，于是针对幕府的开国政策，“攘夷论”与“尊王论”结合起来，成为反幕的口号。文久年间（1861－1863年）发生萨英战争和四国舰队炮击下关等事件，达到与外国实战的地步，但实践证明攘夷是不可能的。当时，在尊王攘夷运动向讨幕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攘夷论”也局部地反映了民族意识。明治初年攘夷思想仍有影响，尤其表现为不断发生杀伤外国人的事件。

幕末时期的反幕政治运动。“尊王论”和“攘夷论”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源于儒学的“名分论”。但是，幕末幕藩体制矛盾的激化和因外国压迫而引起的对外危机，使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幕末政治运动的一大潮流。1853年（嘉永6年）培理来日后面临现实的外压，尽管朝延表示要进行攘夷，但大老井伊直弼不待天皇同意就于1858年（安政5年）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因此，反对派联合起来，把尊王和攘夷结合在一起，以“尊王攘夷”作为反幕的口号。这个运动以下级武士和浪人为首，包括豪农豪商，以及僧侣、神官、国学家等。京都是这个运动的据点。文久年间（1861－1863年）进入最高潮，长州藩是运动的中心。1863年（文久3年）5月10日长州藩炮击外国船舰、“天诛组”举兵、平野国臣等的生野之变，以及翌年的水户藩天狗党之乱、禁门之变等，这些都是激进派发动的政治事件。但这期间策划“公武合体”的运动也展开起来，文久3年8月18日萨摩藩、会津藩等发动政变，尊攘派被逐出京都。萨英战争和四国舰队炮击下关事件。使尊攘派认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尊攘运动的“名分论”观念也逐渐克服。庆应年间（1865－1867年），从尊攘派转化来的讨幕派主张开国政策，讨幕运动具体贯彻于各种现实政策之中并获得发展。

日本德川幕府末期面临着困难的选择。一方面 ,幕府为了保证其封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进行 ,必须恪守“祖法” ,坚持攘夷 ;另一方面 ,当欧美列强凭借发达的交通工具进逼日本的时候 ,幕府缺乏迎击外敌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 ,而祖法又要求攘夷。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的幕府被迫开国 ,加入西方条约体系。而开国带来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问题 ,又激起了以“尊王攘夷”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的勃兴 ,变革幕藩体制作为一个历史方向被提了出来。当攘夷的妄想被西方的炮舰彻底击碎以后 ,攘夷不再是目的 ,而成为尊王攘夷论者推翻幕府统治、推进日本近代化的手段。

内容提要攘夷思想是日本型华夷观和近代民族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发展和演变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国家意识。在锁国攘夷语境下，加强中央集权、明确疆界和强调国族认同成为异于幕藩体制的早期国家构想。进入开国攘夷阶段，各派政治力量将攘夷思想与尊皇论结合起来，推动国家体制的变革与倒幕维新，对内树立起明治国家的绝对权力，对外塑造出改正条约以至广布国威的强硬假象。攘夷思想与文明论的结合，使国家轨迹偏转到从脱亚到侵亚、从追随欧美近代化到对抗欧美的歧路。新攘夷论先是否定亚洲继而否定欧洲，致力于用武力扩张构建皇国统御万邦的日本型华夷秩序，致使战前日本的国家发展最终失去了主体性和近代性。

关键词 日本史 明治维新 国家意识 攘夷思想 华夷秩序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构建与外来危机的刺激密不可分。许多学者从“ 挑战— 应战” 模式中获得启示，展开对民族主义与国家意识的研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该理论基础上提出了“ 官方民族主义” 。丸山真男亦认为：“ 政治性的国民意识并非自然自生性的存在，其发生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以某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对以前所依存的环境或多或少自觉的转换，把自身提高为政治上的民族。通常促使这种转换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国势力，即所谓的外患。” 具体到近代日本而言，“ 外患”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形成的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作为“ 外患” 直接产物的攘夷思想亦成为主导日本国家意识形成与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明治时代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付诸实践，攘夷思想又为侵略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负面影响了明治之后日本的国家轨迹。

攘夷思想本发端于中国，自先秦“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和尊华夏贱夷狄的华夷观念发展成熟后，在《春秋公羊传》中首次以“ 救中国攘夷狄” 的文字形式出现，而后又与儒学结合，在大一统事业和东亚封贡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以名分和礼教为标准对他者与自者进行亲疏、优劣二分，以“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的文化优越性为依据，赋予攘除异质文明的合理性。随着华夷秩序在东亚的确立，攘夷思想在东亚其他地区亦有其各自的阐释与内涵。日本在吸收与改造中国儒学的同时将神国思想与皇国中心主义杂糅其中，并以之为基轴建构出偏离儒学范畴的日本型华夷观，这一异化为而后日本攘夷思想内在双重矛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学术界对攘夷的定性与认识随明治维新史研究的深化而革新。传统观点一般将其归结为一种排外思想，并与尊皇思想和国体论相绑定，同开国相对立。大隈重信将攘夷归结为与开港完全相对立的盲目拒外行径，指出西洋军事冲击致使“ 攘夷之势渐被镇压，遂启本邦革新之曙光” 。战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多批判其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井上清指出“ 攘夷论是无论从将军、天皇直到各藩下级武士，即一切武士本能地具备的封建的排外主义” ，远山茂树总结其为“ 封建统治者所固有的排外主义风气” 。蒋立峰用“ 浓厚的盲目排外的封建特性” 归纳攘夷论的特性，谢跃则认为它是“ 锁国状态下的一种封建排外思潮” 。上述研究强调了攘夷作为一种错误的对外认识在日本近代化中所起的负面作用。

也有学者认为攘夷并非仅具封建排外性，注重阐述它在构建近代日本国家体制中所发挥的效能。德富苏峰认为德川齐昭所倡议的攘夷实际上是进行藩政改革的口实，指出文久年间之后的攘夷活动更突出地是其对内的效应，即“ 以攘夷为名，举倒幕之实” 。服部之总将尊王攘夷比作德川封建制之破坏者的口号，坂本太郎更将尊王攘夷视作为“ 讨伐幕府而施放的烟幕” 。而近年来研究的重新解析，从三个方面动摇了传统观点并给予了从国家意识层面探寻攘夷思想的空间。

第一，攘夷思想当中的排外成分是否占主流仍待甄别。欧美学者如比斯利、纳吉塔等就以现实主义的视角从排外当中分馏出国内政治斗争成分，也尝试就排外的主体进行分层归类从而进一步将排外限定化。比斯利所称的“ 改革的大名” 与“ 不满的武士” 其对外认识及对内诉求就相差甚远。张崑将试图用“ 保守的攘夷论” 和“ 激进的攘夷论” 进行区分，但其所谓激进者亦实指向于内，即针对德川幕府本身。到20世纪90年代，由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中指出攘夷在幕末经历了从“ 忠君排外的封建思想” 向“ 既不是盲目排外，也不同于锁国政策” 转向。

第二，攘夷思想与开国并非一贯对立。内藤俊彦认为尊王攘夷首倡者之一的会泽正志斋在《新论》中有着开国制夷的表述，并结合长井雅乐上呈的《航海远略策》和吉田松阴所倡的“ 海外雄飞论” 等，指出长州藩志士同样将开国作为攘夷的必要前提。藤田雄二更强调攘夷论其作为自强手段的灵活性，这促使日本从排斥西洋转向认清世界情势并与西洋协调。源了圆分析了大国隆正的“ 大攘夷论” 观念，认为它架起了开国论和导入万国公法的桥梁。国内学者如冯玮、郭丽、向卿的研究亦突出了在自强和摆脱殖民危机的民族主义基调下，攘夷与开国并非对立。

第三，攘夷思想并未止步于明治国家的建立。坂野润治将明治初年西乡隆盛、黑田清隆等人急于对外出兵的主张归结为新攘夷，指出“ 试图以成为东亚盟主来取代过去针对欧美的攘夷” 。泷川修吾认为征韩论“ 迎合了尊皇攘夷思想” 并对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东育指出日本型华夷秩序不仅在近代东亚依然存续，而且还以西洋条约体系为工具，构建以日本为东亚盟主的新朝贡体系。这实际表明，在既定的目标和变动的利益下，攘夷思想一直延续发展至日本帝国的最终战败。尤其在明治时代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异化，终于使得日本在克服西洋的西洋化道路上误入歧途。

至于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国家意识则与其民族主义密不可分，主要围绕国家意识的连续性与变异性展开：连续性体现出其国家意识的主体作用，变异性则强调外来因素“ 助力” 下的过度膨胀。就连续性来说，宋成有指出：“ 明治维新近代化基本国策受到幕末改革的启迪或直接沿用，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 韩东育认为维新变革只是日本“ 脱亚” 与“ 自封” 路上的一个台阶，其国家意识并未因维新而发生断裂。从变异性来看，明治维新往往被视为具有变革性和进步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张礼恒强调俄国威胁论“ 掌控了日本的思想，支配了日本的行动” ，使它迅速走上与江户时代相异的扩张道路。而攘夷思想显然是将国家意识的连续性与变异性贯穿为一体的新视点。

具体来说，攘夷思想是在外来危机下摆脱殖民危机、实现自强独立而衍生出的自我本位意识，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作为攘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了日本的对外认识及对外关系，也参与构建出日本近代国家体制和国家意识。它在与尊王思想相结合之前已经初具雏形，且并未终结于开国倒幕的策略性调整；它在表现出手段或者旗号作用之同时，其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在外来危机迫近的局势下，它贯穿了锁国、开国两种语境；在近代日本自身走上所谓近代化道路、陷入对外侵略漩涡的扩张语境下时，攘夷思想内在的民族主义成分便被自我消解，其意识潜层中立足于华夷秩序的思考模式得以再度复燃。因此，本文将攘夷思想与明治国家意识置于上述三种连续语境之中，在厘清攘夷思想发展演化轨迹之同时梳理出其与明治国家意识间更深层次的联系。同时，根据语境与具体情境的变化将开国通商、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主导亚洲等思想纳入攘夷研究的体系之中，力求使目前对于攘夷的研究更为丰满。

一

“锁国”与攘夷: 日本发现欧洲

华夷之辩的观念自奈良时代便从中国传入日本，但无论是《日本书纪》中的“ 归化” 观念，还是武家头领命名为“ 征夷大将军” 的渊源，江户时代随着日本自身主体性意识增强，逐渐否定了以中国为华，以周边为夷的“ 中心— 边缘” 式认识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以神皇为主体的日本型华夷观,但它只涉及自中心优位心理，与国家意识的构建没有太大联系。而到了18世纪中期，锁国体制濒临瓦解以及西洋异质文明侵入，致使日本在发现欧洲过程中，形成了以加强海防、通航通商、富国强兵、开拓殖民来攘除西洋威胁的早期国家意识。具体来说，俄国对北地的威胁催生出日本的“ 早期民族主义，海防论作为攘夷思想的早期形式，它的形成从本质上来说是自者于他者刺激下的一种反应。18世纪中期日本的海防论多由与西洋接触频繁的兰学者倡议提出，在积极了解海外情势的知识背景下，他们已经发展出明确国土疆域、鼓励通航通商、伸张利益属地等抵抗西洋殖民的策略，形成了异于幕藩锁国体制的新型国家意识。

早在1771年，从俄国流放地堪察加逃出的匈牙利人贝奥尼斯基就通过荷兰商馆对日本发出警告，信中写明俄国人将于翌年来袭。信的内容实际上并不可靠，然而这一“ 警告” 不久后即在日本引起了震动。兰学者工藤平助针对俄国觊觎虾夷地作《赤虾夷风说考》，并警告称“ 若置之不理，使勘察加人与虾夷地结成一气，则虾夷将受命于俄罗斯，不复受制于我国，恐后悔莫及” 。实际上，工藤起初并未将虾夷地视为日本的固有领土，抢在俄国之前控制虾夷只是因为听说虾夷地多金银矿，因而“ 为增强日本之国力，莫过于开拓虾夷之金山，并增加其产量” 。在对俄国有进一步了解之后，工藤判断俄国南下可能更多是为了开拓商路以获取物资和金银，因此用虾夷开采之金银与俄国互市，不仅可以保有虾夷之地，更可充裕日本经济之根基。工藤的观念里已经具备了国际意识与近代疆界意识的雏形，而且贸易被他视为了一种非常规形式的卫国手段，因此他的攘夷意识中具有了矛盾性的近代色彩。工藤的意见得到了当时的老中田沼意次的重视，他的建议与田沼所谓的重商主义不谋而合。幕府也因此于1785年向虾夷地派出了探险队，《虾夷拾遗》作为这次派遣的成果呈交给了幕府。然而，由于田沼于1786年的失势，这一系列的行动就此终止。

真正意义上的海防论由林子平提出。与工藤相比，林所关注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下，他还首次提出了建立全国性海防体系的设想。在1785年撰成的《三国通览图说》中，他强调为了保卫日本，必须确保虾夷、朝鲜和琉球；而这就要求“ 无论贵贱文武，均宜知晓此三国地理” ，一旦有事，“ 若武门携人入此，知晓三邻之地理，乃武艺之余计” 。可见他对于虾夷地亦是相当重视的，这种重视同样是对俄国南下的现实威胁的反应。但和工藤一样，他还没有将虾夷视为日本固有领土的意识。与工藤相比，他的视野更为宽阔却也略显激进，他将琉球特别是朝鲜视作类似“ 属地” 的态度说明了一种更具外向性格的攘夷意识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扩大化了的疆域观念称得上是山县有朋所谓“ 利益线” 之先声。1786年成书的《海国兵谈》更为详细地阐发了他的海防思路。他在水战卷的开篇强调“ 海国之武备在海边，海边之兵法在水战，水战之关键在大炮，此乃海国自然兵制也” ，首先指出了日本作为一个海国的事实，这一国家疆域观念显然更趋形象化、具体化。“ 来海国亦难亦易，若乘军舰得顺风，距日本二三百里远海之地，疾行亦不过一二日” ，既然过去曾是阻拦的大海此时由于西方国家航海技术的发展而不再成其阻碍，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新的防御机制以抵御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他主张改变长期以来受中国影响只关注陆战的旧习，指出“ 水战为海国武备之根本” 。他还特别指出江户湾潜在的危险性，“ 想起来时下只在长崎备有舰炮，而安房、相模等港口没有任何装备，此事实在不妥……宜在安房、相模两国设置诸侯，在入海口的濑户设重兵防守。日本整体海岸武备之事始于此港口，此乃海国武备中之关键” 。“ 设置诸侯” 与“ 整体海岸武备” 的表达，无疑潜藏着进行中央统一国防建设的诉求。林子平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仅仅数年之后，俄国的拉克斯曼就到达了虾夷的根室港并要求进行通商。但是，林子平还是因为他的言论获罪。虽然他并没有对幕府的统治提出质疑，但是公开议论并散播外国的威胁是当时的老中松平定信所不能容忍的，而且事实上锁国体制本身就要求对海外信息进行管制。此外，他所希冀的中央一体化的国防政策其背后的国家意识与幕府现有的体制完全不相适应，也就是说，他的建言实际上已经指向了幕藩体制的根基。然而，惩罚的背后幕府并不是无所作为，松平定信虽然收缩了田沼的虾夷政策，却开始正式考察并布置江户湾的岸防体系，甚至一度打算从荷兰引进军舰建设海上力量。但是，苦于捉襟见肘的财政条件，加之宽政改革的失利以及松平定信本人的下台，上述举措随后也偃旗息鼓。

幕府的现实经济条件限制了刚刚起步的海防建设，“ 这样一来，初期的海防论，不久就转化为富国强兵论” ，攘夷思想也由此不再仅仅聚焦于外部威胁，它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内并意图通过向外发展来一并解决内外危机。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本多利明和佐藤信渊。

本多利明在《经世秘策》中将硝石、金银、船舶、属地列为“ 四大急务” 。其中，火药不仅可作军用，也可开山导渠；积累金银则可改善国内经济；商船和贸易可使国家富强；开拓属地则是为了阻止虾夷被俄国侵占。他特别重视开拓属地，称之为“ 统治者的首要任务” 。于是，由虾夷地引发的国土防御意识发生了扩张性的转向。在如何开拓属地问题上，他将通商和战争视为重要手段，“ 航海通商与亲临战场无异；获取大利与凯旋于战场而占领郡国无异” 。他还指出“ 以外国交易为守护国家之本业”，这与锁国体制下由幕府垄断对外贸易并不矛盾，其落脚点与林子平之中央一体化海防几乎一致，而这种整体国防观念一经外向性扩展就与战争论相等同。他引用欧洲为了通商而开战的实例，赋予战争以合理性，“ 欧罗巴以万国交易为国务最第一之制度，纵使战争，若为国家谋益，合于君道之本意，则其合理致极” 。在国家模式上，他认为英国与日本同样是国土狭小的海国，但英国却因为“ 属国多” 而成为“ 大富大强之国” 。因而日本需仿效英国的模式，迁都堪察加，于库页岛建设大城郭，不仅将俄之领土变为属地，甚至可向中国和美洲进行开拓殖民，如此可将日本建成为“ 天下第一最善国” 。外来危机还促使本多利明打破了幕藩体制下的“ 藩国” 、“ 天下” 观念，意识到俄罗斯南下对于虾夷的威胁后，他在《虾夷拾遗》中就已经提出了“ 日本” 、“ 日本国” ；在《虾夷开发上书》中，更是提出了“ 大日本帝国” ，这已具备了民族国家观念的雏形。但是，这种原始的国家意识还只是简单地嫁接于西洋印象之上，并未从德川日本的实际去考量，本多意识中的国家典范纯粹只是当时西洋殖民帝国的翻版。唐纳德·金因此对本多评价道：“ 本多的地理知识与同时代的大部分人相比的确非常优秀，但却因为他奇怪的弱点而被打了折扣，很明显，这个弱点就是他总是试图把自己所有的地理知识密切联系到他的‘ 帝国’ 思想的宣传上。” 然而，在本多过激的攘夷甚至是殖民思想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意识到了贸易是解决内忧外患的方式，而且主张国家主导进行贸易抑或是战争，已然具备了建立一个统一集权国家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对幕府应该是充满了期待，他的民族国家建设思想杂糅了近代意识和侵略意识。

1804年，被幕府拒绝通商的俄国在虾夷地大肆破坏，这一危机直接促使佐藤信渊阐发了关于海防、经济等方面的思考。佐藤基于为幕府服务的初衷，提出了变革体制的倡议。在《混同秘策》中，他针对商品经济和外来危机给幕藩体制带来的冲击，建议“ 皇城位中央，西设皇庙，东置大学校，北置教化台，南设神事台，又其南置太政台，学校之东列农事奉行、物产奉行、百工奉行、融通奉行四府，西北有陆军奉行府，陆军三十六营悉数围绕皇城西北，东南有水军奉行府，水军三十六营悉数围绕皇城东南……” 这虽然在形式上是对古代天皇制国家官制的复制，实则是意图通过建立完备的中央权力体系以此集权，进而强化国家机器；六府之中包含“ 水军府” ，“ 水军府亦建五演习之水寨，军船乘出海上……陆军时而习水战，水军亦训练陆战，虽遇事可尽临机应变之妙，诸侯常用心于相和” ，这也就使得建设全国性的中央军队成为可能。在之后由水野忠邦推行的天保改革中，佐藤的部分思想得到了采纳，水野的诸多举措都显示了他有志于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天保改革的失败使幕府失去了以将军为中央集权核心的机会。而在与国学联结的殖民设想中，他赋予日本以无限的优越性，“ 故以根本为经纬，则全世界皆为郡县，万国之君皆为臣仆” ，为此他甚至还详细制定了混同中国的“ 征讨方案” 。可见，佐藤的攘夷思想与国家意识中不光充斥着空想，还具有极其浓厚的扩张主义色彩。

针对俄国在虾夷地的紧逼，幕府可以说是寸步不让。首先是在1799年和1802年先后将东虾夷和西虾夷两地收为幕府“ 天领” ，直接由幕府防备；1807年加强了虾夷地的防卫并发布了对俄国船只的驱逐令；此外，幕府还向虾夷地多次派遣了探险队和测量队，事实上正是由1808年间宫林藏的勘探才首次确认了库页岛并不是一个半岛。在南方海域也于1810年首次在江户湾建立了由大名负责的防卫体系，白河藩的松平定信正是在房总一带负责警戒。另外，幕府还设置“ 天文台” 负责海外情报的搜集，除了已经形成惯例的《阿兰陀风说书》和《唐船风说书》外，幕府还要求荷兰商馆提供《别段风说书》以供参考。因此，这一时期幕府在应对来自西方的威胁时并非束手无策和消极锁国，它率先进行的改革某种程度上为而后的富国强兵打下了基础。但幕府并非完全接纳知识分子的建议，幕府默许或支持的兰学事业只能作为幕政的工具，在传统幕藩体制的框架下为政治和国防服务，一旦抨击和批判幕政，知识分子们则会受到类似“ 蛮社之狱” 一样严酷的镇压。

18世纪中叶以来，一批知识分子正是在对作为他者之欧洲的再度发现中，基于危机意识开始形成有别于传统幕藩体制的近代国家构想。他们一方面意识到了国家集权的必要，倡议建设有力的中央政府并由中央主导拓殖、航海等事业；另一方面形成了初步的国家疆界意识，并由此连带激发出建设整体国防的强烈愿望。他们还跨出幕藩体制限制下的藩国意识，强调把日本作为一个整体，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型华夷观的传统认知，将积极了解海外情势作为抵御西洋威胁的重要手段。但受制于旧有体制，知识分子群体关于危机的言论仍旧受限，通过拓殖通航、富国强兵来抵御西洋的攘夷思想也并未能扩大其影响。最为关键的是，作为统治核心的幕府在面对先行知识分子提出的早期国家构想时体现出保守性与反复性，一旦触及幕政核心或幕藩体制，幕府就采取坚决的压制与打击。直到黑船来航，外来殖民危机的巨大压力才导致幕府进行更为彻底的国家意识的重塑。

“开国”与攘夷：创造新日本

二

19世纪后，伴随鸦片战争的冲击和法国、美国船只在日本近海的出现，幕府面临的外交形势愈加严峻。尽管幕府在1842年用“ 薪水给予令” 替代了1825年发布的“ 无二念打払令” ，但是显然锁国体制只要继续存在，就注定无法满足西方国家的通商诉求。而且在天保改革失败后，国内政局的实力分布也有了微妙变化，一些藩的藩政改革取得成效，尤其是与幕府主从关系本身就“ 具有很强假象” 的西南外样大名实力大增，对幕府的实力与权威形成了潜在威胁。外交困境与内政危机交织在一起，就迫使幕府不得不再度强化锁国体制。此时锁国体制不仅成为幕府对外抗衡西洋的重要手段，还成为维系整个幕藩体制的支柱和盾牌。内忧外患的艰难局势使得幕末的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锁国与开国、开港与攘夷展开了多方面的国家重构设想与努力。攘夷成为幕末政治运转的核心课题，按照其特征及其与国家意识的关系，大致分为“ 信仰式攘夷” 、“ 体制内战术式攘夷” 和“ 体制变革式攘夷” 三种形态。围绕着是否攘夷、攘夷的主体及手段，雄藩大名、草莽志士、下级公卿形成了公武合体、尊王攘夷及王政复古等多种国家再建主张。

“ 信仰式攘夷” 来自儒学背景知识分子对西洋殖民危机的反抗和对异质文明侵入的全面排斥。根据市井三郎的研究，“ 信仰式攘夷” 将西洋事物与西洋人归于蛮夷的类属，站在华夷之辩的立场主张全面攘除。大桥讷菴、斋藤竹堂以及横井小楠的早期思想都明显地带有以华排夷的倾向。大桥讷菴是“ 信仰式攘夷” 的典型代表，他在《辟邪小言》中彻底否定了西欧，并坚决批判当时倡导开国者的“ 裁长补短主义” ，强调在活用西洋技术时应当始终警惕人心不为“ 戎狄” 所夺取，“ 彼西戎之陋习，与我神州相异，我先洞看活机，载使其机，虽几年学其技，亦以抵挡戎狄” 。在如此强烈的排外情绪下，讷菴主张举国上下应该在孟子用兵之道的前提下，通过正人心、振士气来抵御西洋的坚船利炮，“ 孟子论用兵之道，言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后世解者谓天时地利非可全废，但人心不和则天时地利亦无用” 。斋藤竹堂所著《蕃史》亦强调了抵御西洋为全日本最核心的任务。他认为日本应为恪守圣德和皇统，如此不仅可以对抗西洋，还能统一世界，“ 独吾邦剖判以降，皇统一姓，君臣守其位，不能逾越尺寸，仁义忠孝，可以为风……五洲之大，渐次一统，岂无其时哉” ，其中所称“ 渐次一统” ，则成为一种朦胧的“ 扩张” 意识，成为日后一大隐患。而横井小楠早年也站在神国优位论的角度强调攘夷的必要性，“ 夫我神州百王一代三千年来独立于天地之间，世界万国无能与之类比，纵人民皆死，土地尽失，决不予丑虏致和” 。“ 信仰式攘夷” 打破锁国回避西洋的消极态度与做法，站在以神国优越论为中心的华夷之辩立场，对西洋采取了全面攘除的态度。虽然它反映出幕末知识分子与志士对殖民危机情势的积极回应，但只是激发了下层志士和底层民众非理性的排外意识，通过生麦事件等行动加剧了西洋与幕末日本的矛盾，其中激进的民族主义成分而后成为牵引体制发生转变的思想资源。

“ 体制内战术式攘夷” 指雄藩大名通过实行有效措施来强化幕藩体制，借攘夷之名进入幕政决策核心并摆脱内外危机。在攘夷的手段上，倡导者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多脱离了全盘排外的藩篱，倾向于通过知悉夷情、开国贸易和振兴武备来攘除外夷。在攘夷的主体上，他们分为公武合体与尊王攘夷两大派系，但无论是哪种国家走向倡议，都没有越出幕藩体制的旧有框架。后期水户学代表人物藤田幽谷在《近来政治之恶弊》中，指陈“ 本朝用兵第一在于有心得之，纵无事时节二百年太平之余，诸侯亦不可忽教阅讲习，况外夷窥觎之时，不可般乐怠敖，不得置远古之圣语之不顾，不得背东照宫之御遗训……百姓次第穷困，户口岁岁递减，毕竟致国本财用不足之源也” ，在批判幕府失政致使农村荒废、武备弛缓的同时，强调革除恶弊，通过充实武备来应对“ 外夷窥觎” 。而后藤田东湖在《回天诗史》中将攘夷视为幕藩体制再编的强心剂，明确主张水户在幕藩体制再建中发挥核心作用，“ 我纳言公夙慨然有攘夷之志，体会祖宗之意，又洞察洋夷之谋，以为洋夷出没海上。祸心不测，其守备不可不严也……今夫虾夷地方者，神州北门之锁轮，而委之于一小诸侯，而诸侯又委之以商贾，以贪互市榷场之利” ，提出开拓虾夷、发展商道来抗夷。会泽正志斋在《新论》的“ 守御” 篇中，突出了振奋士气、统合人心来实现有效攘夷，“ 示天下以大有为之志，与天下共其忧戚，夫如是，天下智勇之士亦皆奋然，输赤诚，宣忠力，誓不与虏生，东西驰骋争自报效，萃天下智勇于庙堂，庙堂一挥令行，如响义气溢天下然后可以大有所振起作兴也” 。

在战术式攘夷论者中，体制变革上升为目的，而攘夷作为手段策略则随着情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水户藩主德川齐昭致老中阿部正弘的建议书《海防愚存》中力主幕府坚决“ 拒和打击” ，但日美亲善条约签订之后，德川齐昭则参与到幕府通好西洋、开国海防的建设中，号称“ 卧薪尝胆” 以拒敌。这一时期攘夷思想还结合后期水户学阐发的尊王论，为幕政革新提供更有力的理论依据。无论是海防还是经济的重振，都倚赖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是上一阶段的攘夷论者早已形成的共识，而天保改革就意图通过上知令和禁止藩营专卖来达到集权目的；而此时在实施攘夷中掺入尊王，实际上是想借此名分进入德川政治体制变革的核心。藤田幽谷在《正名论》里，将幕府放置在朝廷尊威之下，通过朝廷统合各路诸侯来行使权力，这可以视为对天保改革之后逐渐失效的幕藩体制的再度调整，“ 幕府尊皇室，则诸侯崇幕府。而诸侯崇幕府，则卿、大夫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 。水户藩呼吁通过“ 尊王攘夷” 建立有力的中央力量，实则是意图在权力得到强化的幕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水户藩为代表的战术式攘夷论开启了变革幕政之路，它试图通过鼓吹皇室的优越地位并以此来扩大自身的参与，重塑幕府的权威；借着改革和海防的旗号，一内一外重塑德川政治体制。除了水户藩之外，长州藩主毛利敬亲与藩士长井雅乐也主张在公武合体的框架下，实现幕府率领众藩尊王攘夷。长井雅乐在《航海远略策》中提出“ 国是远略出于天朝，幕府奉而行之，正君臣之位置，而使海内如一” ，认为在朝主幕从的国家体制下，通过开国航海、兴富国强兵之术实现“ 攘夷大业” 。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之后愈演愈烈的外部威胁下，在藩政改革中蓄积了力量的雄藩大名终于开始对幕政决策发挥影响力。

幕府也意识到了雄藩大名支持的重要性，在阿部正弘担任老中后，他旋即对德川齐昭、萨摩的岛津齐彬等大名进行拉拢，试图借这些人的对外强硬态度来增强幕府对外政策的说服力。在这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下，传统德川政治体制中无权进入决策中枢的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首度被给予了咨询的权利，这种对于传统的打破不啻为一种国内政治结构上的“ 开国” 。水户藩倡导的“ 尊王攘夷论” 在这个特殊时期是有别于传统幕藩体制国家架构的新兴国家意识，要求重新调整幕府和重要藩国在整个架构中的话语权。但是，1858年以“ 条约敕许” 为导火索，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敕许便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激起了体制变革式攘夷派的强烈反对。而后，以井伊为代表的老中势力随即以安政大狱压制反对者，一桥派大名的势力被摧垮，体制内幕主朝从的尊王攘夷体制构想也随之落空。

战术式的攘夷为变革幕政之肇始，它依然有着浓厚的“ 敬幕” 保护色，其尊王与公武合体并未真正地触动幕藩体制。并且，它的影响范围仅限于数位与幕府关系密切的雄藩大名及其藩士。而19世纪60年代崛起的长州派尊王攘夷论者则已经以京都皇室为中心展开了实际的政治斗争，这一种类型的攘夷就是“ 体制变革式攘夷” 。与“ 信仰式攘夷” 和“ 战术论式攘夷” 在现有的文化与体制中排外不同，他们并不满足于在幕藩体制内进行调整，更倾向于打破幕藩体制，在攘夷与开国贸易上，他们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以破约攘夷为目的，以开国贸易为手段，他们借幕府在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的窘境，以尊王攘夷为打破幕府独占对外贸易和外交事务的合理旗号，进而创建新的国家体制。

吉田松阴在安政五年针对哈里斯拜谒将军所撰写的文稿中，就批判了幕府闭关锁国的弊端，强调航海互市，表明“ 以开国促攘夷” 的立场，“ 言国家之大计，欲振雄略驭四狄，舍航海通市何以为？若封关锁国，坐以待敌，则屈势缩力，则亡不待时” 。1862年，赴上海考察的高杉晋作见证了欧美列强对上海的殖民统治，感慨“ 交语汉鞑与英法，欲舍我短学彼长” ，认为“ 勤国之实，在富国强兵” 并上书幕府以长崎为中心开展海外贸易。在开国问题上，长州尊攘派与战术式攘夷者们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他们十分坚决地反对幕府与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吉田松阴责难幕府不顾虑朝廷与天皇而与美国签订安政条约为丧权辱国之举，“ 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勒。是乃征夷之罪，天地所不容，神人皆愤。当凖此大义讨灭诛伐，然后事可立，刻不容缓” ，他勤王倒幕的主张也受到其学生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藩士呼应。尊攘派的反对还集中于幕府开国致使物价暴涨问题上，久坂玄瑞看到物价腾贵致使民穷饿困，指出“ 胡虏横行士人惯坐不怪，此间大量买马，米不得卖……如此贸易不止，则无赖伶俐商贾或博得大利，然如农者益大困矣” ，遂坚决主张废除幕府与列强签订的通商条约。久坂玄瑞等长州尊攘派所提出的破约攘夷主张并非孤立无援，《官武通纪》也记载了萨摩强烈反对幕府独占对外贸易，“ 萨州内交易倾俄衰微，而今萨州经济殆穷迫，当以攘夷之策怂恿于京师，拒幕府之开国” 。萨摩之所以持此态度，是由于幕府在政治上依旧不信任雄藩，而幕府垄断对外交流和贸易也不能为雄藩所接受，这也就为而后萨长同盟的结成埋下了伏笔。如此一来，长州藩尊攘派主导的破约攘夷、开国贸易设想就成为日后倒幕力量和明治新政府致力发展的国家方向。

各藩有志之士以及朝廷公卿逐渐形成脱离幕府拥立天皇进行攘夷的政治构想。横井小楠指陈“ 幕府刑赏不明……无敕许而开诸港引出神州未曾有之侮辱，上恼天子之宸襟下酿万民之愤怨” ，主张“ 将军家速上洛以实显诚意，尊崇天朝（朝廷），令亿兆庶民皆知尊天朝贱丑夷” 。公卿岩仓具视亦提出“ 大政御委任之名仪，犹存关东，其实权握于朝廷” 的倡议。尽管在政治立场和攘夷手段上他们与长州尊攘派依然存在龃龉，但他们打破幕藩体制的构想与长州的破约攘夷逐渐咬合。“ 八·一八” 政变后，以长州为代表的尊攘派暂时转入低潮，以岛津久光为首的雄藩大名甚至开始着手在幕府架构下建立起雄藩联合政权，但由于横滨锁港问题和元治国是会议的破裂，体制内攘夷派被德川庆喜及幕府完全排斥出决策层，体制内攘夷派的政治主张最终宣告破裂。此后的倒幕运动过程中，公武合体与王政复古势力此消彼长，最终，长州尊攘派的开国攘夷和王政复古主张得到西南雄藩的呼应，并在萨长同盟主导下，迫使德川幕府大政奉还，“ 体制变革式攘夷” 最终主导了幕末日本的走向，并奠定了明治国家的体制结构与国家发展方向。

可以认为，幕末攘夷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各派政治力量参与塑造新日本的体现，三种形式的攘夷都带有明显的国内政治色彩，其实质乃是在于参与政治、进而将自身的国家构想与国家意识注入到现实政治之中。因此，攘夷思想一开始还只是披着“ 改革” 的外衣，但随着雄藩屡次试图进入政局最高层而均告失败，推翻原有政治体制的攘夷思想便愈发激进，并逐渐成为质疑幕府存在之正当性的最佳切口。最终，萨长两藩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推翻了幕府，树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既实现了幕政改革无法完成的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又将幕政改革的国家意识选择性地延续到明治国家之中。而信仰式攘夷中皇国优位、排斥西洋的意识并没有随着攘夷策略的转变而消解，它成为“ 布国威于海外、大振皇基” 的通奏低音，影响了近代日本国家的走向。

三

扩张与攘夷：重新定位西欧与亚洲

在变革体制式攘夷思潮的促动下，明治维新瓦解了幕藩体制，新政府在“ 新攘夷论” 的基调下展开了国家建设。“ 新攘夷论” 是在传统华夷秩序的解体和西方文明强势侵入之下逐渐形成的。幕末西洋殖民的打击促使日本式华夷观与尊攘运动结合完成了国家体制转型，进入明治时代，通过武力构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构想再度活跃起来。它仅将近代民族国家的形式作外衣之用，又借文明论塑造新的合理性。这就使得近代日本从征韩破约走向了东亚争霸乃至是入亚排西洋，从而实现了去中心的中心化、去西洋的西洋化。

建国思想的双重矛盾性使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不同声音，维新政府间向心力渐趋式微，藩阀内部的各种设想又加剧了分离趋势。以木户孝允和板垣退助为代表的民主派预备导入西方立宪制，以大久保利通为代表的富国派主张优先发展工业，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强兵派妄图扩充军备、发动对外战争。三派都主张自己的政策最具优先性，互不相让。而1873年各派围绕征韩论展开激烈论争则进一步加剧了矛盾，征韩的分歧不仅是对外政策的龃龉，也是几大政治力量关于国家建设方向的较量。时任内阁书记官的长沼熊太郎称“ 两党倾轧之根本，并非仅在征韩一议，实有更深之渊源。换言之，平素政论不合之人，以征韩论证为口实挑起事端，致使政府外形上产生了分裂” ，政府内部的征韩论具有双重作用，“ 一是作为外交政略的，一是作为内治政略的” 。

实际上，征韩意识早在幕末树立新权威的过程中就已具雏形。1868年，神祇局通过强调丰臣秀吉征韩的“ 模范作用” ，以此与对外羸弱的德川幕府形成反差，“ 丰臣太阁起于侧微，一臂攘定天下之难，奉继上古列圣之伟业，宣皇威于海外……今般朝宪复古万机之际，当不得废如此之典” ，这成为新政府瓦解旧权威、重构新权威的政治宣言。除树立权威之外，征韩还具有消除内部纷争、确保士族武备国家权力的集权性格。由于1873年征兵制的施行，“ 爱国” 不再只是士族的专利，即使是一介平民亦可应召入伍乃至是成为军官。如果说两年前的废刀令还只是在精神层面打击保守士族的优越意识，那么此时《征兵令》的颁布几乎象征着士族全部优越地位的终结。因此，西乡在此时肯定征韩，既有助于疏通国内矛盾，平息保守士族的不满，主张“ 移郁积之人心于外，乃天下一新之急务” ；战争的进行亦给予了旧士族建功立业，重塑自身身份权威的可能。西乡隆盛作为“ 征韩派” 的代表人物，维新后便对政府的开化政策与新官僚制度长期不满，“ 他反对当时政府所采取的半资产阶级的方向，想要把中央改造成为他所改革的萨摩藩那样的士族独裁的政权” 。可见，他还残留着作为武士的优越感和特权意识，这种士族国家的构想堪称军人当国之先声。不仅如此，征韩问题中还回响着幕末时期尊攘派以皇国驾驭万邦的余音，木户孝允早于1869年就向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的建议，指出“ 速定天下方向，当遣使朝鲜，质问彼之无理，彼若不服，鸣罪声讨，以希大张神州之威” ，以此巩固尊皇的成果。而除了达到雄飞海外目的之外，通过侵略朝鲜来加强日本国防、攘除西方威胁也是明治初年政要们所谋取的，1873年西乡隆盛就指出“ 如鲁西亚最早用兵保护桦太……应先用兵保护朝鲜” 。征韩在他们看来可以达到退可防御、进可雄飞的双重功效，虽然征韩论在而后一度被搁置，但通过侵略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解决内外危机的模式却被继承下来。出兵台湾、发动甲午战争都是这一路线的延续，可见征韩也影响了明治国家的侵略扩张性格。

随着文明开化思潮的蔓延，由征韩论所塑造的集权、军国和侵略三大国家意识又与文明论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文明论框架下的“ 新攘夷论” 国家构想。在文明论体系下，“ 新攘夷论” 重新定位了华夷，东亚朝贡体系下中国和朝鲜均在半开化的标签下降格成野蛮之夷；长期以来被视为夷的西洋升格为文明之华，日本则扮演着加入西方文明序列的角色。这不仅吻合了明治时代“ 破历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 的国策，将攘夷的对象转移到中国和亚洲也使得“ 布国威于海外” 成为可能。文明论下的华夷之分据此“ 具有了世界性，也就有了后来福泽谕吉的‘ 脱亚入欧论’” 。由此，新攘夷论规范了明治国家的两种走向，而福泽谕吉之思想无疑是解读这两重走向的最佳注脚。

新攘夷论国家的第一个走向是“ 入欧” ，即学西洋促文明，以文明争独立。事实上，维新之后明治国家的文明开化、立宪修法其实质也是为了达到近似西洋的文明状态，以此完成条约修订，获得国家的独立。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文明与开化太偏工具论，更多只是流于形式，到了所谓鹿鸣馆外交时期甚至在国内引发了剧烈反弹。与此相对，福泽谕吉的“ 入欧” 思想更为成熟。他主张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在当时迫切的殖民语境下，他也倡导国家应选择像西欧列强一样的扩张路线。在《外交论》中，他进一步将摄取西欧文明作为日本走向富强路途中最为优先的课题，指出要避免遭受西欧列强的殖民侵略，就需要像西欧一样走向殖民其他国家的道路，“ 方今之势，世界各国相互对峙若禽兽相食，侵食者为文明之国，被食者为不文之国。我日本国当加入食者之列与文明国人共求良饵欤？抑或与数千年来不振之亚细亚古国为伍共守古风为文明国人所食欤？成猎者猎取兔鹿欤抑或为兔鹿被猎者所狩欤？二者必选其一” ，这实际暗含与列强为伍吞食亚洲之意。论及西欧是否是明治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时，他又站在相对主义角度称“ 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 ，只将追求西洋文明作为谋求现阶段国家独立的步骤，这也就隐然形成了一种势将覆盖西洋的全新追求。在面临实际国家利益时，福泽强调“ 亚细亚东方不再容西洋人酣睡” ，对待入欧的态度也标志着福泽谕吉从文明论出发走向国家主义。

而第二个走向“ 脱亚” 又使福泽从国家主义滑向了帝国主义，即“ 以欧侵亚” 。早在1881年福泽谕吉就写道：“ 今西洋诸国威迫我东洋之势，其状无异火之蔓延。然东洋诸国，特别与我毗邻之中国朝鲜，迟钝而不能抵挡，若木造板屋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单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自己。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开化他们，必使其速仿我国，加入近代文明。” 当时的明治政府仍未摆脱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国内政治也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激荡常常处于困局，是年还爆发了明治十四年政变。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福泽不仅将日本置于比中国和朝鲜更高的一个文明层级上，还表示日本应用武力与文明“ 保护他们” 、“ 开化他们” ，似乎从他写作《文明论概略》至此的短短六年间，日本就已然完成了从半开化到文明的飞跃。更值得注意的是，福泽将武力美化为一种保护甚至是文明教导的手段，这无疑是殖民侵略最具欺骗性的伪装，也启发了日后的亚洲主义。

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明治国家在文明论的掩护下借着帮助朝鲜改革的旗号正式介入朝鲜半岛局势。江华岛条约签订之际，“ 士族一般阶层和民权派诸报纸都对其进行称赞，还出现了将黑田清隆和井上馨比作佩里的论调，讴歌日本像美国那样成为朝鲜和亚洲文明化的指导者” 。但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的相继发生，使得日本在朝势力极不稳定。1885年 “ 巨文岛” 事件发生后，英国选择通过支持朝贡体系来维系在远东利益，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扩充因此大受挫折。鉴于此，福泽转换语调公然抛出“ 脱亚入欧论” ：“ 我国不可犹豫不决，与其期待邻国的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脱其队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法，不能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关照，应据西洋人与之接触之风对待。” 此前的“ 保护” 与“ 开化” 至此终于扯下了伪装的面具，暴露出文明论并不文明的实质。此番“ 脱亚” 宣言，既是此先“ 以西洋为目标” 的一种极端延续，也是对西乡隆盛士族国家意识中扩张执念的再度复燃。只是，战争不再以旧士族为依靠，它以文明为幌子，由此具备了文明论语境下的合理性。战争与文明仿佛是亦步亦趋，彼此增进。可见，无论“ 入欧” 抑或“ 脱亚” ，其实质都只是在于“ 侵亚” ，目的本身并无变化，只是旗帜与口号改换了而已。更为复杂的是，攘夷思想内在的核心要素开始发生逆转，暂且受到抑制的日本型华夷思想再度复燃，它使日本在借用文明论和万国公法瓦解传统华夷秩序，同时隐秘地构建自己的秩序。无论是1872年将琉球设为王并对琉球王进行册封，还是1910年吞并韩国并册封李王，都充分体现出日本自身国家意识中的双重矛盾：它身披近代民族国家和万国公法的外衣，实质却通过武力扩张迈向以日本为核心支配东亚的前近代式帝国。

因此，穿插于两次册封之间的甲午中日战争既是披着文明外衣的新攘夷论在东亚付诸实践的关键步骤，也是日本型华夷秩序在近代得以确立和扩大的决定性一环，它不仅标志着传统华夷秩序寿终正寝，也意味着东亚地区的万国公法秩序开始在日本的侵略扩张下受到挤压。战争期间，福泽谕吉以文明论礼赞战争的言行得到包括广大师生在内的国民响应。旅顺沦陷后，福泽组织庆应义塾师生进行火炬游行，学生们高唱“ 文明野蛮雪与炭，长久和合无所盼。有朝一日来血雨，终灭仇敌须尽欢。久盼机会终来临，文明力量惩野蛮。我军面前无敌手，所向披靡陆海原。文明军旗迎风飘，齐聚麾下共团栾” ，借文明外衣开战的观念已普及至平民。在此种逻辑下，最终的胜利又再度强化了明治国家已然文明化了的这一虚幻认识。而陆奥宗光所持评价颇为典型：“ 毕竟我国长期以来采用了欧美的文明主张，各项改革取得了圆满成功……这完全是基于我国文明的进步。” 侵略战争至此具备了“ 文明征伐野蛮” 的合理性，在新攘夷论的框架下，杀戮与侵略被理解为驱除野蛮的进步，战争则被看作文明扩张的必然结果。由此，明治国家举国开化迈进了自我标榜的近代“ 文明” 殿堂，也使自己如愿以偿地位列于新华夷秩序的金字塔顶。这恰恰意味着日本与西洋矛盾的开始：华夷秩序与万国公法是无法相容的。

然而，甲午战争后，西洋列强“ 三国干涉还辽” 惊醒了明治国家步入欧洲文明的美梦，在争夺东亚主导权上，西洋列强并未向“ 文明开化” 的日本让步，殖民帝国争夺利益空间的现实“ 削弱了‘ 文明开化’ 对于国际关系的乐观看法，这为保守主义者提出文化自治，维护日本国家力量提供了基础” 。在日俄争夺中国东北殖民权益时，新攘夷论的内核开始由“ 文明” 转向“ 力量” ，其中的前近代成分彻底占据了优势。西洋国家被再度定位为攘除和对抗的对象。事实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就为重新定位日本与亚洲、日本与西洋的关系而发声。樽井藤吉在1885年抛出“ 大东合邦论” ，先是强调“ 白人所以逞毒爪锐亚者，欲以宇内之嬴秦也，我黄人甘为六国乎” ，将西洋喻为强秦、将黄种人国家喻为岌岌可危的六国，又通过“ 日本国实为世界之乐土也……皇统连绵二千五百余年，即不老不死之天皇统治焉” 等描述把日本置于文明优越的地位，在表达了“ 拓版图养国力以欲与欧美持平衡” 真实目的后，主张通过文明开化的方式将朝鲜并入“ 大东国” ，并把中国纳入所谓的合纵行列，还设想“ 联合暹罗、缅甸，使马来半岛脱白人之羁绊，大起铁道，开日本国及印度间之交通，怀柔其土人以挫英人之骄慢，唱大义以解同种国民之倒悬” ，倡议亚洲各国在日本的主导下“ 不慈眼视白人也，必有不待岁月而见各人种兴同盟军之日” 来攘除西洋。至1891年，国粹主义代表人物三宅雪岭与志贺重昂将《日本人》杂志改名为《亚细亚》，开始宣扬日本应该超越本国连带亚洲的国家主义意识。在《真善美日本人》中，三宅雪岭更发出了日本旨在反思欧化，建立非西欧式文明发展道路的宣言：“ 今欧美诸国势力强盛，所向披靡波及日月……亚细亚诸国相踵败亡之际……日本人大伸其特能，能补足白人之缺陷，毋庸置疑地将推进极真极善极美圆满幸福世界作为担负的一大任务。” 陆羯南也针对日本急欲加入西洋列强阵营提出批判，而且放言：“ 而今的国际法大半偏庇欧洲诸国……吾辈希望建立基于公理正道的国际公法……宣公道于世界乃日本帝国的使命，亦符合祖宗的远猷，兼六合而掩八紘。” 这无疑是引领世界的表态。日俄战争之前，日本更是通过“ 反黄祸论” 来为侵略战争开脱，为支配东亚找寻新的合理依据。1903年，森鸥外于早稻田大学提出“ 白祸论” ，并于次年写出“ 无论黄祸抑或野蛮，涛涛黄流的噩梦将涌入欧罗巴” 的诗句，表达代表黄种人与俄国死战的决心。日俄战争结束后，冈仓天心将取得胜利的日本称为给亚洲带来黎明与希望的存在，在《日本的觉醒》中更将西洋文明比作给亚洲带来灾难的“ 白祸” ，“ 对东洋诸国而言，泰西诸国来航绝非是福祉……他们更多带来的是侵国入寇般的恐惧，也就是白祸” ，甚至指出侵略朝鲜是为了帮助其独立和通商，而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则是被迫“ 为了和平而开启战端的” 。到1907年，随着日本与美国的对立逐渐凸显，还出现了以英美为假想敌的小说《黄祸白祸未来之大战》。至此，对抗欧美已经在明治晚期的国家意识中抬头。

可以说，新攘夷论既是明治日本对外认识和对外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内在规范着明治国家的结构与走向。它打着文明论和万国公法的旗号，却逐步以武力扩张为手段确立“ 封贡关系” 。在这种意识主导下，征韩破约、文明征伐野蛮或是连带亚洲对抗欧美，都过度催生出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也深刻影响了而后的亚细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思想。

结语

自江户时代后期到明治国家的发展道路上，攘夷思想贯穿并影响了近代日本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西力东渐促使锁国体制瓦解，在发现欧洲的过程中，幕政以外的知识分子率先形成了以加强海防、通航通商、富国强兵、开拓殖民来应对西洋威胁的系列构想，塑造出早期国家意识。然而，幕府恪守于幕藩体制致使这些早期国家构想无法付诸实践。幕末时期更为迫切的殖民情势使得攘夷成为变革的旗帜，历经信仰式攘夷、战术式攘夷和体制变革式攘夷的变奏，将尊皇倒幕、开国破约纳入创造新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最终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攘夷思想在明治维新后持续发挥作用，为了彻底摆脱西洋列强的殖民威胁，征韩论承接了发现欧洲和创立新国家时期关于集权、军国和扩张的种种设想，将其上升至国家意志。而后，明治国家又在文明论的掩护下构筑起新攘夷思想，在谋求独立、脱亚入欧、连带亚洲的不同语境下，与亚洲、欧洲相继呈现出对抗关系。对待亚洲，近代日本手拿文明论和万国公法，将亚洲邻国置于自己构建出的前近代式秩序之中；面对西洋，则是高举代表亚洲和黄种人的旗号，妄图成为亚洲盟主，使东亚脱离近代万国公法体系。但是，以华夷二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攘夷意识，是以要么吞并对方要么被对方控制的非此即彼方式参与构建国家意识的，因此这种国家意识并不包含国际关系上的对等观念。由此，日本的国家意识历经“ 去中心的中心化” 到“ 去西洋的西洋化” ，却始终在近代与前近代之间徘徊。在新攘夷论的影响下，明治国家羽翼未丰就迫不及待踏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先后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逐渐发展成军国主义国家。攘夷思想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国家建构过程中带来的“ 双重震撼” ，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侵略亚洲、对抗欧美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