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是1990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史景迁，页数是295页。

「回顾一六二〇年到一九六〇年这段历史，可看到西方人以唯我独尊之姿来到中国，深信自己师出有名，急欲「开发」被他们视为落后的民族，这些西方顾问的境遇实可为借镜：傅兰雅和丁韪良坚忍不拔，汤若望、李泰国及托德精力充沛，胡美和鲍罗廷洞察敏锐，戈登和史迪威精明干练，赫德和魏德迈善于组织，南怀仁和伯驾匠心独运，华尔和陈纳德勇气卓绝，白求恩无私奉献。然而，这些人的故事是警世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对西方方法论及目标的绝对信心已摇摇欲坠，历经越战的美国人对此亦产生动摇。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的中国似乎已有自信，西方人到中国，就得按中国人的规矩行事。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新的了解的话，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认再度发生。」

总 序　妙笔生花史景迁

致谢

绪言

第一章 挟西方历法，入明清宫廷

第二章 治形体之病，救异教之魂

第三章 脱缰之野马，立功于神州

第四章 掌关税大权，振将倾王朝

第五章 以译事小技，撼千年科举

第六章 耶鲁传教团，造雅礼中国

第七章 青天白日下，遍染满地红

第八章 治水急先锋，救人活菩萨

第九章 助国府抗日，缺憾还天地

第十章 弃美而投苏，迂回而自立

结 论 平起平坐兮，期一世太平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 年出生于英国，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著作极丰，其《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书曾获《洛杉矶时报》历史书奖，并被列入《纽约时报》年度最佳非小说之一。近作有《神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L：China in Western Minds）及《叛国之书》（Treason by the Book）。

◎史景迁纵横历史的力作，专属译者温洽溢费时年余，精心翻译

◎欲了解台湾前途、掌握中国脉动不可不读

◎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离开中国之前的案头书

──这是时报出版继《追寻现代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太平天国》之后，所出版的第四种史景迁作品。在性质上，此书涵盖的年代虽与《追寻现代中国》相当，但以人物为经纬，不同于《追寻》的通史写法，亦不同于《雍正王朝》与《太平天国》以单一事件为主题的叙事。在《改变中国》里头，史景迁着重于追索个别人物心理状态的变化，也因此大量使用私人书信日记，并参酌各家说法，因此对于翻译编辑史景迁著作所不可不谨慎处理的文件还原翻译工作，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困难与挑战。我们虽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想必仍有疏漏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指出。

从某个角度来看，对于台湾的读者来说，《改变中国》或许有另一种切身之处。台湾承接中华文化，加上特殊的历史机缘，走到今天的地步，其实正代表了传统中国被改变的部份；而台湾这「被改变了的中国」回过头去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作的种种接触，不论是透过经商或是政治的交锋，其实也都蕴含「改变中国」的企图与效果。因此，台湾的读者不难从史景迁富有感情的笔锋，从这些四百年来前仆后继的先驱身上，读出无数的弦外之音。

史景迁向来以异质文化互动为主轴，大凡相较弱势的文化体，在面对优势的文化体时，其反应不外乎「调适」。例如，满清虽以优势的武力征服中国与西藏，但还是必须在文化政策上适应强势的儒家、藏传佛教文化。同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时代欧洲的天文技术优于中国，但在整体文化展现方面，还是落后于中国，所以必须采取调适的传教策略。这种文化力量的对比是与伯驾以降人物所面对的中、西环境不同的。是故，书中主旨，「改变中国」，是要有道德正当性来支撑。而这股改造力量的正当性就在书中隐约提及的，中国是落后的，而且中国本身并无能力进行自我改造，非得靠外力冲击不可，否则中国无法臻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停滞论」。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甚至近代美国的费正清、李文森、芮玛丽皆是一脉相传，足见这种停滞论根深蒂固，这也可以反映史景迁这本书的先见之明。而这种停滞论给予西方帝国主义、传教士等一个经略中国、或冲击中国、或侵略中国的正当性基础。近来西方历史学界或两岸的学者，无不在驳斥这种停滞说。没有停滞论给予西方人的正当性基础，很难吸引帝国主义、资本家逐利群体以外的高贵心灵，争相前往中国，欲改变中国。

在这种停滞论的对立面是欧洲的「进化论」史观。欧洲人，或者西方人，正是不假思索接纳这种史观，使他们以西方民族国家为这种历史的「主体」，理有所据、大言不惭地想要去改变包括中国、伊斯兰世界其他文明的设想。今天的文明冲突，若探究心理的深层结构因素的话，根源或许在此。

所以，史景迁这本书能历久不衰、有时代意义，也正是在此。美国或台湾经常有政治人物谈「柔性权力」（soft power）、「柔性国力」，欲以民主价值、人权价值、西方流行文化去改变中国，其心理素质与史景迁的描述人物是类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史景迁在「结论」里头，却说这些人的故事是「警世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因为西方人的种种企图并未成功，但他们所带来的种种技术、学科、理论，几乎被中国（包括台湾）全盘接受。史景迁认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受了苦，但到头来却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西方人带著技术、满怀野心来到中国，几乎都是铩羽而归或埋骨他乡。这个结论一反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调与悲情色彩，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而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与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在离开香港与中国之前，不约而同地，都在读史景迁这本《改变中国》。这件事代表什么意义？他们从书中想推敲什么？他们又如何评价自己「改变中国」的企图，在在值得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