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洁癖”指从政者在政治上要高度的清正廉洁，容不得半点腐败、权钱交易、等违法失职现象。在能自由选择国家领导人的社会中，“政治洁癖”涉及个人品性和诚信问题，讲诚信、不撒谎是个“硬杠杠”。当下，中国政府也在加强反腐败治理力度，各国的“政治洁癖”能给人很多启迪。

根源上来说，德国人的“政治洁癖”涉及个人品性和诚信问题。对政治家而言，德国人认为讲诚信、不撒谎是个“硬杠杠”。就算不贪污受贿，政客们一旦被抓住“撒谎”这个小辫子，下台走人是不二选择。

“政治洁癖”与德国整体社会风气有关。德国社会以讲诚信为荣、视贪腐为耻，而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审查更是严上加严。

德国式的“政治洁癖”给人很多启迪，这与德国整体社会风气有关，而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审查更是严上加严。在这一点上，德国与南欧一些国家形成鲜明对比。难怪，德国媒体在报道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时，免不了要讥讽连连，不管其在台上还是在台下。

当下，中国政府也在加强反腐败力度，德国式的“政治洁癖”能给人很多启迪。

2013年新年伊始，德国前“第一夫妇”感情破裂成为该国一大新闻；2013年中国农历春节，又传来德国总统亲密盟友——教育部长安妮特·沙范辞职的消息。

德前总统武尔夫

2012年因“房贷丑闻”而辞职的德国总统武尔夫被曝与妻子分手，被“赶”出家门。媒体分析称，前“第一夫妇”感情破裂是武尔夫的“房贷丑闻”这一污点引发的外溢效应。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德国人的“政治洁癖”让世人刮目相看。

这几年，算上武尔夫，德国已有多个高官因为“丑闻”而下台，而这些所谓的“丑闻”换个国度可能压根就不是个事儿。

拿武尔夫来说，他不过让老关系给予房贷利息优惠，但由于试图干预媒体报道，引发媒体和公众愤怒而不得不辞职。武尔夫的妻子在自传中透露，“丑闻”爆发后，前“第一夫妇”感情出现问题，最终导致武尔夫如今妻离子散。

古滕贝格因博士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治“超级新星”古滕贝格因博士论文抄袭而辞职一事。2011年3月，时年39岁的德国国防部长古藤贝格仅仅因为博士论文“未充分交代引用来源”，而被迫放弃博士头衔。

尽管古滕贝格是默克尔阵营里的新秀，在德国人气极高，很有可能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但媒体依然不放过这位风度翩翩的“希望之星”，不依不饶，还送给他“谷歌贝格”的绰号。压力之下，古滕贝格最终不得不辞职，搭上的还有其政治生命。

“谷歌贝格”事件还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德国网民发起检查知名人士学术文章的热潮。欧洲议会副议长、德国人西尔瓦娜·科赫-梅林就在这一过程中“中招”，被曝涉嫌论文剽窃，最后不得不黯然辞职。

奥廷格被默克尔

还有一点是官员财产和职衔申报问题。2009年冬，德国巴符州州长奥廷格被默克尔推举为欧盟委员会委员。就职前，奥廷格差点就栽在申报事项上。由于申报个别职衔的细节与事实有出入，奥廷格被媒体揪住不放，被迫三次修改申报表，出尽洋相。

32年前博士论文疑剽窃 德国教育部长辞职

卷入博士论文剽窃丑闻数月，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长安妮特·沙范9日最终决定辞职。这名女部长的母校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5日决定，取消她的博士学位，缘由是她32年前的博士论文涉嫌剽窃。这所大学的一个委员会表决，认定沙范“有系统和故意”抄袭部分论文，决定收回当年授予她的博士学位。

沙范57岁，涉嫌剽窃论文追溯至1980年，题为《人和良知:关于现今良知教育的条件、需要和要求研究》，2012年5月遭指认剽窃。

一些分析师认定，沙范涉嫌剽窃程度较轻，但作为教育部长，在学术头衔等同人格保证的德国，这种行为不可容忍。

另外，对沙范落马，一些人怀有幸灾乐祸成分:这名部长先前似乎对阁僚古滕贝格“落井下石”。“作为31年前博士学位的获得者、指导数名博士生的导师，我本人不仅在小圈子内为他感到羞耻。”沙范当时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说。

德政坛“金童玉女” 先后栽倒“剽窃门”

沙范之前，德国政坛“金童玉女”先后栽倒在论文“剽窃”:时任防长古滕贝格和前欧洲议会副议长西尔瓦娜·科赫-梅林。

前国防部长

古滕贝格2011年3月因博士论文“未充分交代引用来源”，被迫放弃博士头衔，重压下被迫辞职，远走他乡，定居美国，这颗政坛“希望之星”陨落时年仅39岁。古滕贝格后来曾打算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举办一场演讲，遭学生联名抗议而被迫取消。

前议会副议长

古滕贝格落马不久，科赫-梅林“中招”，论文剽窃遭网民曝光，作为欧洲议会最年轻的女副议长不得不黯然辞职。

科赫-梅林1970年出生，政治前途原本一片光明，辞职后坚持一年多，希望东山再起。只是，面对汹涌民意，她最终宣布退出政坛。

从外相辞职看日本的“政治洁癖”

被视为菅直人首相强有力接班人的48岁外相前原诚司，被“无情”的在野党挖出他曾在2010年4月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5万日元（约3989元人民币）的丑闻。在短暂的两天考虑后，他鞠躬谢罪，称以辞职承担责任，还日本形象和声誉一个清白。

前原是菅直人改组内阁以来第一个因腐败丑闻而辞职的高级官员，但从日本当代史来看，他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因腐败丑闻而辞职走人的高官。前有引咎辞职的细川护熙，后有正被检方追得团团转的前民主党党首小泽。几乎还没有一个日本高官腐败下台后又能东山再起的，也没有“异地为官”的。政治明星前原此番“自我惩罚”，绝不是为日后卷土重来而积攒政治资本。

从本案上看，前原所涉的腐败，只不过是桩“微额腐败”，争的只是一笔区区几千元人民币等价的日元，而且这笔“微额腐败”，也不属于贪污受贿，只是属于不当收受的“政治献金”。在“政治献金”大体允许的语境下，日本“派阀政治”常以“政治献金”多寡来决定党内派系的党领归属，“政治献金”比起导致前农水产大臣松冈利胜羞愧得悬梁自尽的“微额”权力寻租，“原罪”并不大。

纪赟：新加坡的“政治洁癖”

新加坡这个没有资源，连饮用水都需要进口的国家能立足于世界，主要靠的是其软环境，其中重要一环就是政治上的“洁癖”，这一点在素来贪腐横行的亚洲国家中更为难能可贵。所以在《透明国际》全球清廉排行榜上，新加坡总是名列前茅。2012年12月1日公布的最新排名，新加坡又高居第五。

12月12日新加坡国会议长、榜鹅东议员柏默因私生活问题，主动辞去国会议长一职，可以说是为透明国际的高排名添加了最新的注脚。媒体采访时，有不少榜鹅东居民对柏默过去的工作表现非常认可，并对他的辞职深感惋惜，因此就有人认为婚外情是私事，与其公职并不相关。联系到另一位议员饶欣龙，也因婚外情而被工人党开除党籍，从而失去后港议席，因此这就让人不由想起一个陈旧的政治话题，即政治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到底是否应与公职完全分开。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当然知道每个人都有法律赋予的个人隐私权，所以一般也会非常自然地将之延伸到公众人物身上，认为虽然他们是官员而身居要职，却也还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所以也享受与我们同样的权利。但就社会学、政治学及法学范畴而言，权利与义务之间需要均衡，故而对社会拥有更多支配权及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就需要让渡出一些我们普通人的隐私权，而且权力越大，让渡也需要越多。

public figure for all purposes

以美国的法律为例，被定义为“通用的公共人物”（public figure for all purposes），是属于需要受公共舆论监督，当然也包括法律限制最为广泛一类人群。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就受到了全细节的内容曝光；最新的美国中情局长彼得雷乌斯也因婚外情而引咎辞职。

此二人，尤其是前者是美国历史上公认的最有能力的总统之一，却因此一事件差点受弹劾而丢去总统一职，就是因为对他们实施了与普通民众不一样的隐私限定标准。在能自由选择国家领导人的社会中，人们有权相信一位私生活有亏的人物，有一定可能（并非绝对可能）会在公共社会事务处理上，同样具有犯错的惯性。他们一旦犯错，则决非只是一家一户之得失，而事关国家兴衰与百姓存亡。

只有了解了此一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民主国家影视节目中，会出现那么多嘲讽、挖苦、影射当政领导人的节目，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播出的情景喜剧中，就恶搞现任女总理吉拉德在办公桌上与人“缠绵”；

在美国电视电影之中，总统则常常是某件坏事的最终幕后黑手。但这些“冒犯”，却并不会如专制社会那样被劾以“大不敬”之罪。因为对政治公众人物永远存有心理监督与戒心防范，是民主体制民众的一块心理基石，也只有将他们放在玻璃展箱之中，与庶民息息相关的公权力才会锁入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