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战守策》是北宋文学家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所作的一篇策文。文章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教战守策1

夫当今生民2之患3，果4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5知兵6之不可去7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8，致民9田猎10以讲武11，教之以进退坐作12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13杀伐之际而不慑14。是以虽有盗贼之变15，而民不至于惊溃16。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17，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18甲19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20，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21，卒22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23，不战而走。开元、天宝24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25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26勇气，销耗钝眊27，痿蹶28而不复振。是以区区29之禄山30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31，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32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33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34。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35，而穷冬36暴露37，其筋骸38之所冲犯39，肌肤之所浸渍40，轻霜露而狎41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42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43，雨则御盖44。凡所以虑患45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46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47。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48；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49。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50，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51者，岁以百万计52。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53，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54，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55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56，教以行阵57之节58；役民之司盗者59，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60，如古都试61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62。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63，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64。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65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66百姓而邀其上67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68。利害之际69，岂不亦甚明欤？

现在人民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只知道安乐却不知道危难，能享受安逸却不能劳累吃苦。这种祸患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将来会看出的。现在不给它想办法，那以后就有无法挽救的危险了。

从前先王知道军备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天下虽然太平，也不敢忘记战备。秋冬农闲的时候，召集人民打猎借此教练武事，教他们学习前进、后退、跪下、起立的方法，使他们的听觉和视觉习惯于钟鼓、旗帜这些军队的号令之间而不迷乱，使他们的心意适于攻打杀戮的情形而不致恐惧。因此即使有盗贼的事件发生，而人民也不会惊恐溃乱。

等到后代，采用迂腐的儒生建议，把解除军备当做君王的英明措施，天下既然安定了，就把装备武器收藏起来。几十年以后，装备武器都败坏了，人民一天一天地习惯于安乐生活；一旦忽然传来盗贼的警报，就彼此惶恐，传布谣言，不战就逃跑了。唐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很安定吗？就是因为那时人民习惯于太平生活的快乐，经常生活在酒食游戏里面，那坚强的意志和勇气逐渐减少以至于衰颓，筋肉萎缩僵化而振作不起来，因此小小的安禄山一旦乘机作乱，四方的人民就像鸟兽奔窜一样，求作囚犯和俘虏还来不及；国家分裂，而唐王朝当然因此而衰弱了。

我曾试着论述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整个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措施，难道不是很周全吗？而他们平日常常由于病多而苦恼。至于农夫平民，终年勤劳辛苦却未曾生病。这是什么原因呢？天气和季节的变化，这是产生疾病的原因。农夫平民，夏天最热的时候奋力耕作，冬天极冷的时候还在野外劳动，他们的筋骨经常冒着烈日严寒，肌肤被雨雪霜所浸渍，使得他们轻视霜露，不畏风雨，所以寒冬炎暑不能够给他们造成病害。现在王公贵人住在高大深邃的房屋里，出门就坐车子，刮风就穿皮衣，下雨就打着伞，凡是用来预防疾患的工具无不应有尽有；畏惧风雨寒暑有些太严重了，保养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太过分了，稍不注意，寒暑就侵入身体了。因此，会保养身体的人，使自己身体能够安逸又能劳动，慢步快走活动操作，使自己的四肢习惯于寒冬炎暑的变化；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有力，经历艰险而不受伤害。人民也是如此。现在太平的时间长了，天下的人骄气懒惰脆弱，就像妇女小孩不出内室的门一样。谈论起打仗的事情，就吓得缩着脖子大腿发抖；听说盗贼的名字，就掩住耳朵不愿意听。而且士大夫也不曾经说起战争，认为这是生事干扰人民的生活，露了苗头不可以让它再发展：这不也是畏惧太严重而保养得太过分了吗？

再说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祸患。愚昧的人看到四面八方太平无事，就认为变故无从发生，这也是不对的。现在国家用来奉送给西夏、契丹的财物，每年的财物，每年以百万来计算。奉送的财物是有限的，而索求财物的人是无满足的，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战争。战争，是必然的趋势，不从我方开始，便从敌方开始，不发生在西方，便发生在北方；所不知道的，只是战争的发生有早有迟有远有近，总之，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国家如果免不了用兵，而用兵不凭着逐步训练，却使人民从安乐太平的环境中，一下子投身军队走向生死决斗的战场，那他们的祸患必定有不可估计的危险。所以说，天下的人民只知道安乐而不知道危险，能够安逸而不能劳累吃苦，这是臣所认为的最大的祸患。 臣想使士大夫崇尚军事的勇敢，讲述演习兵法，对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教他们学会列队布阵的法度，对那些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教授给他们扑击刺杀的方法。每年年底就集合在府城里，像古代考试武艺的办法，评定胜负，有赏有罚；等实行的时间长了，就又按照军法部署办事。然而持不同意见人一定认为无故调动人民，又用军法困扰，那百姓将会不安定；可是臣认为这才是安定人民的好办法。国家果真不能去掉战争，总有那么一天将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平时召集百姓进行训练，虽然有些小的恐慌，可是跟突然让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的危险相比，又怎么样呢？

现在国家驻扎在地方上的军队，骄横又有怨言，欺压百姓，向他们的上司邀功，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他自己罢了。假如使一般百姓都对军事熟习，他们知道还有对手存在，那么一定能够打破他们的坏主意又压下他们的骄气。利和害的界限，难道不是很明白吗？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积贫积弱。到了宋仁宗嘉祐时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突出。内部农民起义连连不断，外部有西夏、辽的威胁，可是当时全国上下却是一片歌舞升平、习于安逸的景象。作者对此忧心忡忡，于嘉祐六年（1061年）借参加制科考试的机会，写下了这篇政论文章。

这篇政论文，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时代弊病，充分论述了教民习武的好处，产生出“霆轰风飞，震伏天下”的强烈效果。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宋之嘉祐间，海内狃于晏安而耻言兵，故子瞻特发此论。

清·沈德潜《评注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只是安不忘危意，一用引喻，便觉切理厌情。中一段可悟却疾， 可悟防乱。战，军政也，今入安民策中，得古者兵民合一之理。

清·过珙《古文评注》：侃侃而谈，利害较然，此真可坐而言作而行矣。读此则知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之说，诚笃论也。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战守，军政也，以为安民策何？习民于兵，兵事，实民事也，儒者之论，至宋而绝不言兵。兵籍之分，至宋而安于养乱。形容尽态，鞭起戒心。

清·蔡铸《古文评注补正》：此文言兵不可不练，安不忘危，长顾却虑，足见真儒胸中自有甲兵。

苏轼（1037—1101年），宋代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累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曾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颖州等。元丰三年（1080年）以谤新法贬谪黄州。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宋徽宗立，赦还。卒于常州。追谥文忠。

苏轼善文，工诗词，书画俱佳。于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题材丰富，意境开阔，突破晚唐五代和宋初以来“词为艳科”的传统樊篱，以诗为词，开创豪放清旷一派，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著有《东坡七集》《东坡词》《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