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化，文化术语，就是教育官化、教育权力化。教育中的一切，不是教育自己说了算，而是教育之外的行政官员说了算，因为他们握有掌管教育资源的权力。

由于没有反映教育的本质性要求和特征，没有体现教育的专业性、自主性品质和精神主旨，现行教育制度缺乏内在的合法性及相应的权威。以其规范的教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教育的理性方向，成为简单化、片面化的教育。教育制度层面的危机，主要集中在教育与外部关系的领导体制和处理教育内部关系的管理制度方面。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教育部和所有这些学校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行政意义上的上下属。下级服从上级，固然是行政领域中的铁律；但，行政的归行政，教育的归教育，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教育领域不是要服从，而是要自主。如果没有自由与自主，大学就不会有它的灵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2月27日下午3时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关于教育的提问时，温总理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我国教育领域目前通行的领导制度，是一种显著的行政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教育被作为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决策者心里，并没有意识到教育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观念和文化目标、独特原则和活动规律的专门性事业，是需要遵循其专门的活动规律的。

这种制度衍生的外行领导内行趋向造成的常见性结果是，教师们要么放弃自己的教育信念，自觉自愿地做行政需要的工具，要么坚守自己的教育信念，与现行制度貌合神离，以消极的态度表示自己的不满。这种制度由于以往的许多决策造成不少失误，在人们心中缺乏权威。这种意识的发展，便是人们普遍地漠视教育本性，对教育事业不负责任，滋生雇佣感和无奈感。

由于社会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习惯于将自己的自利需求强加于教育，严重地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和宗旨，使教育失去了自己引以为荣的品格和精神，变得猥琐和庸俗。比如：教育行政机构在普通教育中推行的重点学校制度，对应试教育推波助澜，造成了教育机会和权利的不公平，使教育的畸形发展越来越严重。而高考由政府组织，更是明显越位。它即使政府管着自己不该管的事情，又使中小学校、高等院校的职能窄化，无法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一些大学被定为副部级的做法，让人感觉大学与官场差不多。这种行为凸显的行政特征，以及在各级教育机构中强化的主要对上负责的行政原则，造成普遍忽视教师声音的现象。教育领域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形成的主要根源，可以说就是行政性的领导制度。虽然现在许多大学校长都声称在思考大学改革问题，但他们思考的改革，往往是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或基础上的改革，他们所要加强或完善的大学制度，是董云川先生所说的“现在大学制度”，而不是我们期望追求的“现代大学制度”。

教育内部管理制度的简单化和行政化，造成教育领域中的种种乱象。教育管理制度层面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化的数字管理，一是显著的行政化倾向。简单化的数字性管理诱发了许多功利化现象。行政主导体制在剥夺了教师许多权利的同时，也解除了他们的不少教育责任，使不少人尤其是水平低的人感到大学中确实“好混”，很多本来应该极其严格的事情，在现在的大学中却无人过问。如：对大学活动有极其重要导向作用的教师职称评定，往往没有严肃、认真的专业性讨论，一些本行业的专家评定又由于“关系”等因素而流于形式，其真正起作用的标准却是一些机械的论文数、项目数、获奖数等数字。所以，有人说，现在的职称评定根本无需什么专家，只要找几个细心的本科生，将职称标准与申报人的材料仔细对照一下就可以了。这种简单化的标准，诱发了包括刊物版面费、期刊公关费、评委公关费等许多腐败现象。所以，虽然现在的一些大学中教授、博士数百上千，若过江之鲫，重大成果却屈指可数，风气也江河日下，越来越缺少大学的意味。

众所周知，教育制度与社会上的任何制度一样，其内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正、文明、合理、公开的价值观念基础上的，而如果缺乏这些特征，制度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制度的作用就会被无形中减弱。而我国教育领域中行政化的管理制度，使管理者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协作关系，变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实质性的“上下级”关系。管理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教师发号施令，甚至要求教师们要对他们的权威表示敬畏，教师们却几乎没有质疑和反对的余地。可以说正是我们长期秉持的行政制度抑制和掩盖了学术制度，造成了行政权力至上的结果。而行政原则至上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教师的责任心。

教育部2010年1月15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半个月过去，《南方日报》有《教育部“给祖国母亲拜年”活动遇冷》的报道，称东莞市教育局表示尚未接到通知，多数学校也没有布置这道作业，不少学生更是不知“给祖国拜年”活动为何物。然而，颇富喜剧意味的是，该报道2月1日见报，东莞市教育局2月3日便向全市各校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已经放假了的中小学通过校园网参加网上拜年活动。2月4日，《南方都市报》以“教育局发文”为题特地做了报道。

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近乎表演的报道禁不住发笑，太好糊弄了呀。教育部的通知已经半个月了，没有一点动作，以致学校放假，关门大吉。报纸“不怀好意”报道了一下，本来是揭示这种纯粹形式主义的表演搞不下去，但无形中让东莞成了目标。该市教育局立即马后炮向全市紧急通知，实际上是向教育部表态，我做了。但，一纸通知，后面有谁落实以及是否能落实下去，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教育部当然也知道。

然而，这并不是什么好笑的游戏，尽管它那么煞有介事。东莞教育局前半个月的无所作为没错，当然我也能理解后来的紧急通知。但，从教育部的通知到教育局的紧急通知，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正是那个人所共怨的“教育行政化”。关于教育行政化的批评，很长时间以来不绝于耳。将制度方面的因素考量在内，不难看到，教育行政化的根子就在教育部。

近两三年来，教育部一会儿通知全国各地推广中小学校园集体舞，一会儿要求京剧样板戏进课堂，一会儿又指示全国各校组织冬季阳光大长跑。当然，这些通知和要求，都是上届教育部的杰作。本以为新届教育部当改弦更张；但一个拜年通知，让我们看到，在教育行政化的路子上，现任教育部原来是一仍旧贯。

广东省自实行教师绩效工资以来，一些地区和学校分配方案出现“偏行政、轻教学”的现象。工作20多年的一线教师待遇，可能还不如20多岁的学校团委书记，教师感叹，教得再好不如当个领导。（2月21日 《人民日报》）

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教师绩效工资要“根据考核结果，在分配中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重点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和做出突出成绩的其他工作人员倾斜。”这样的精神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作了强调，有的还在地方下发的文件中再次进行了明确，但是在现实中，一些学校并不是如此，“学校行政人员最高工资可达一线教师的3.5倍。”难怪有人称“绩效工资变成了官效工资”。 在国家和各地一再强调绩效工资要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等倾斜的情况下，一些学校在执行时中还是出现偏行政、轻教学的现象，这本身就说明落实好国家的教师绩效工资精神，仅仅靠出台下发文件是难以做到的。 当前在一些地方是什么阻碍绩效工资要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等倾斜，恐怕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行政化。行政化要求我们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是行政的一个重要原则。教育行政化最大的弊端就是，导致学校有最大发言权的不是教师，而是教育干部。正因为是教育干部，他们在学校里有比一般教师有更大的发言权。 权力一旦得不到约束，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学校的教育干部比一般教师有更大的发言权，谁能保证他们不滥用权力呢？而且绩效工资而每一个和此有关的人存在着密切的切身利益关系，利用一下自己有更大的发言权，就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有多少人等挡住此诱惑呢？　 因此不去除教育行政化，恐怕就很难做到绩效工资完全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和做出突出成绩的其他工作人员倾斜。一旦工资变成了官效工资，一线教师、骨干教师等在绩效工资中分的利益太少，这不但损害了教师的利益，还会容易形成一个错误的导向，那就是教得好，不如做干部。在此错误的教育导向下，谁还会静下心来搞教育。这最终伤害的是孩子，伤害的是国家的教育。 要让教师自爱教育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要减少行政因素过多的干扰教育，要让有志搞教育的人静下心来搞教育，就必须让一线教师、骨干教师等在教育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做到这，就必须当前教育中存在的过多的教育行政化。如果不去除教育行政化，还是以行政的方式搞教育，那么必然是一线教师在教育的发言权很弱，必然会出现绩效工资变成了官效工资的现象。 1月11日至2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温家宝在这五次座谈会上讲了话。他说，学校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要以教学为中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

现在从实施绩效工资的情况来看，再一次证明了总理讲话的正确和落实好总理的讲话精神的重要。绩效工资必须要有一个导向作用，必须通过这样的导向让更多的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上，更多的教育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办学上，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