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伯格_原高盛公司总裁 - 线报百科mbji.cn

文伯格

原高盛公司总裁

文伯格，在华尔街的历史上，文伯格家族是最后一个传奇家族。很难想象，在瞬息万变的20世纪，居然有一个家族能够连续三代在高盛这样伟大的投资银行里占据决策者的位置，成为继Goldman和Sachs家族之后，高盛的第三个主导家族。

个人简介

2006年8月7日，高盛历史上的传奇总裁约翰.L.文伯格去世了。一个星期之后，《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他的讣告。在8月7日之前，文伯格是人间的传奇；他将在天堂里继续享有传奇。

人物经历

父亲影响

约翰.L.文伯格先生的父亲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的一天敲响了高盛公司的大门，怯生生地请求一个清洁工的职位──传奇就这样开始了。这位年轻的清洁工最终成为高盛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总裁，亲手完成了福特汽车公司的IPO（首次公开募股），这次IPO使得高盛终于从默默无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屹立于华尔街群星之列。

接手高盛

然而，直到约翰.L.文伯格继任总裁为止，高盛只是一家不错的投资银行，还不是一家可以与摩根士丹利、所罗门兄弟或美林并列的金融巨人。约翰.L.文伯格在他近20年的决策生涯中，成功地把这些竞争对手依次踩在了脚下。他果断地引进了日本三菱银行的投资，从而解决了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强化了高盛的全球网络，使它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更加重要；保持了高盛历史悠久的严谨务实的合伙人文化，与其他投资银行的飞扬跋扈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他又见证了高盛公司自己的IPO，这是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的最后一次IPO。很多人说，约翰.L.文伯格接手的是一个不错的高盛，他留下的是一个不可战胜的高盛。

发展高盛

但是，文伯格先生大概不希望别人对自己、对文伯格家族过分瞩目。他更希望人们对高盛瞩目，对这个伟大的团队瞩目。文伯格先生的儿子约翰.S.文伯格担任着高盛投资银行部门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作为这个传奇家族的第三代继承人，他的业绩足以令父亲和祖父的在天之灵骄傲。但是，约翰.S.文伯格同样很少夸耀自己的功绩，或者家族的荣耀，恰恰相反，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微笑着对新来的员工们说：“在高盛，我们从来不说‘我’，我们只说‘我们’。”

对于骄傲的银行家来说，把“我”变成“我们”是极端艰难的，甚至比把黄沙炼成金子还艰难。因为没有“我们”的概念，雷曼兄弟公司的董事展开了一连串宫廷斗争，最后卖掉了这个伟大的牌子，也卖掉了雷曼家族的历史遗产。因为没有“我们”，摩根士丹利在过去7年里内讧不休，优秀的银行家纷纷出走，留下了一个疮痍满目的帝国。也因为没有“我们”，花旗集团至今还无法成为真正的金融巨无霸，它的投资银行部门（所罗门美邦）始终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累赘。高盛的全部力量都包含在这个简单而艰难的词汇中，它冷眼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自毁长城，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这段话引用自国内知名商业金融评论家裴明宪先生的评论。

约翰.L.文伯格是一位幸运的银行家，虽然经常超负荷地工作，但他还是得以安度晚年，没有像另一位高盛总裁列维一样倒在工作岗位上。列维在患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情况下坚持工作，最后死于纽约港务局的一次融资听证会。高盛从来不缺乏这样拼命工作的银行家，他们即使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金钱和荣耀，也不会放弃工作。华尔街应该为这样的银行家而自豪。

人物品德

在8月17日那期的《经济学家》中，编辑用整整一页的篇幅介绍了文伯格这个人，但没有介绍他的任何具体功绩，因为几乎每个金融家都熟知他的功绩。最后，编辑写下了一句非常深刻的结论：“文伯格的遗产当然是激动人心的，但也带来了一点麻烦。”——一点麻烦，不仅是给高盛带来了一点麻烦，也给所有银行家带来了一点良心上的麻烦。

这个麻烦所指就是高盛过去所坚持的“良心”。文伯格在位的时候，对合伙人制度抱有一种痴迷的情绪，合伙人甚至无法自由提取任何一笔现金。他工作勤奋，作风简朴，不太像一位正统的投资银行家──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如果仅仅如此，文伯格大概也不会被称为“良心”。

文伯格真正的良心，或者说真正的顽固之处，在于他在投资银行业务上坚持某些底线：拒绝筹划和参与恶意收购，绝不与客户产生业务冲突，以及绝不在媒体面前泄漏高盛的任何内部消息。前两条已经彻底被抛弃了，因为高盛不仅参与了恶意收购（是站在进攻方一边，而不是防守方一边），而且建立了庞大的资产管理部门和私人股权集团，与它的客户争夺利润丰厚的买方业务。如果文伯格还是总裁，高盛的私人股权集团恐怕根本不会存在，而这项业务是高盛皇冠上的明珠。

更重要的是，文伯格生前确定的一系列道德原则和企业文化都在逐渐崩溃，高盛和它的竞争对手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小了。在文伯格当政的时期，我们可以把华尔街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高盛，另一个是其他所有公司。高盛的高管人员从来不会跳槽到其他华尔街公司，高盛的专业人员遭到的起诉非常少（除了1989年那次著名的内部交易事件之外），而且高盛的名字从来不会成为新闻肥皂剧的主角──不过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高盛只是一个名字，它只意味着荣耀和薪水，而不是某种不可磨灭的精神。它的员工经常随意跳槽到其他华尔街公司，而且经常被牵扯进一些不光彩的丑闻。文伯格的遗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过即使如此，高盛并没有像摩根士丹利或花旗集团一样，成为公众娱乐的对象。后两家公司在最近几年的各类报纸上，已经被嘲弄了无数次。如果投资者希望在工作之余寻找一些乐趣，他们肯定会去阅读摩根士丹利高层争斗的八卦新闻，或者关于花旗高管乘坐私人飞机问题的连篇累牍的争议。显然，高盛还没有成为华尔街八卦新闻的主角，但是这仍然离文伯格当年建立的高盛文化很远。

有很多人认为，等到文伯格时代的高层主管都退居二线了，整个机构完全失去了合伙人文化的熏陶，这家伟大的投资银行就将完全暴露在财经记者狗仔队的密集火力之下。裴明宪先生评论说，文伯格去世的时候，高盛公司没有任何表示，既没有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官方追悼仪式。这或许是高盛的一贯作风，但更有可能是因为高盛正在尽量远离文伯格的路线，尤其是那些从私人股权业务赚取了巨额现金的高层主管，更不可能对文伯格倡导的高盛文化有多少好感。在亚洲和拉美的新兴市场国家，高盛的专业人员队伍在急剧扩张，良莠不齐的员工素质正在迅速抵消旧有的合伙人文化。无论是高层主管还是下层员工，好像都没有必要铭记文伯格，因为他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人物了。

长远贪婪

当鲍尔森接受布什的邀请，出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时，他只是将他自己的名字加入了高盛集团长长的一串公职人员名单中。无独有偶，克林顿时期，美国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Rubin）也来自高盛集团，鲍尔森是10年之中第二任来自高盛的美国财长。

在美国历史上，华尔街和外界主要是政界的关系一直是处于博弈的游戏中。在连番互有攻守的事件中不少投资银行家领悟到只有渗透到政府、学术界等地方去，尽可能扩大思想影响力才是维护利益的最有效方式。而把这一战略贯彻得最彻底的是高盛。但有趣的是，高盛恰恰是在经历了白宫和国会关系的低潮期后领略到这些的。

由于1929年的大萧条，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至今仍严厉控制着华尔街一举一动的法案和法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法案强行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劈成两半。此法案通过后的前20年，投资银行几乎赚不到钱。高盛的老总裁老文伯格承认，从1933年到1953年，高盛几乎没有赚到一分钱，其他投资银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一些历史悠久的投资银行放弃了证券业务，改行从事货币业务或商品交易。为了阻止1933年的灾难再次发生，美国政府愿意扼杀金融界的一切活力。如果美国的银行业不是由世界上最优秀、最勤奋的商业天才组成的话，它恐怕早已窒息而亡。

出于谋取私利的目的，高盛向当时仍然无知的广大弱小散户投资者大量地推销未经过市场风险检验的产品，这些产品失败后留下了一大群愤怒的散户。在这场风波中高盛作为产品的发明者大赚了一把，代价却是其后数十年生涯中在该行业的声誉丧失殆尽。

不过在这场教训后，高盛重拾信心。在核心价值观中，高盛开始注入两项元素：对内是绝对地强调团队精神和合作，对外则是以“long term greedy”作为对政界的永久性追求的标准。这两项元素承前启后，并且是由高盛的管理层高人手把手地亲自传授给每一层员工。而尤其是后者的观念，更是自新员工跨入在Broad大街85号高盛总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不停地灌输。在高盛，倘若谁把对于个人财富的追逐看作终极目标，是和公司理念不吻合并且遭到嘲笑的。

高盛认为，在财富价值之外，还有更令人贪婪的东西，那就是对政府公职的渴望和追求。自高盛的创始者希德尼·维恩伯格（Sidney Weinberg）开始，从事政府公职就被赋予光环，被视为“更崇高的召唤”。

从白宫延伸开来，在更多的经济和政治难分经纬的领域，高盛也有着一帮老练的前校友勇往直前。当年被看好可能成为亨利·鲍尔森继任人的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执起教鞭。他甚至放弃在高盛高达千万美元的年薪，接受清华大学象征性的“1美元”聘金。其卧薪尝胆之心，堪称是高盛校友中最具有“犬儒主义”的一类人。

凭借着在中国打下的这番基础——包括政界、商界的人脉——约翰·桑顿几乎成为了中国与美国政济界的桥梁，被誉为基辛格第二。凭借着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高盛在中国成立了合资公司，并且成为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海外承销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