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打量“世家”与“文化”的关系 关于世家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陈寅恪曾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有精到的论述：“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堕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陈寅恪所描述的现象，在中古时期尤为明显，此后世家大族在社会变动中不断被庶族蚕食，唐宋科举制度的人才选拔也对其产生了猛烈的冲击，最终世家无法再占据文化的主流地位。不过，“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的现象依然不断。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古代文化学术的传承主要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种方式，到了近现代以后，随着新教育制度的逐步确立，现代意义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成为造就人才和网罗人才的公共性空间，私人性的“家学”被再一次挤到边缘位置。然而，由于家族制度的依然存在，作为中国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世家文化并没有消失殆尽，它在新的语境下又暂时找到了赖以生存的依据，如近现代文化学术史上颇为耀眼的广东新会梁氏、安徽建德周氏、江西义宁陈氏、浙江德清俞氏，当然还有江南钱氏。不过，如今随着这些世家中主要代表人物的相继去世，特别是社会的转型，教育体制的定型和刚性（大众化、产业化），职业科层化，乃至社会风气的影响，所谓“世家”与“文化”的关系已式微，或竟完全分离，或许钱伟长的故去也竟宣告了上述文化现象已是绝响，是“广陵散”，也就是说，上述的“文化世家”已经不再是文化现象，有之也是“个案”的现象了。
不可忽视家学、“家教”的作用 “世家”与“文化”，又可以带出一个“家教”的话题。现在的“家教”，意义已决然不同于从前的“家教”了。现在的“家教”是应试教育的扩大。中国科坛巨子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等所以有出息，不要忘记：钱伟长有一位著名的叔父就是国学大师钱穆；钱三强则有钱玄同这样一位父亲，他是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史上不能绕开的人物；钱学森也曾回忆：早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也是父亲钱均夫以及他在
北京师大附中的师长们，其父辈和师长除了向他们传授具体的知识之外，还经常与之讨论时事，传达对人民、社会、国家的关心，因此他们的成长就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作为“巨子”（大才而非小才）的养成，又是其父辈和师长不仅大多具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又有现代的眼光，所以他们才会有大视野、大境界，终成一代名流。其为大，不为小，钱氏家族中的科技巨匠虽然姓钱，但正如钱学森生前所说自己“不爱钱”，江南钱氏出众的人物大多是科学家或文学家等。当然术业有专攻，学科和职业可以由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过，那绵延的文化精神却是百川归源，如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所云：身教和家族环境的陶冶，其助力不可谓不大，“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此所谓人文化成是也。温家宝总理曾在看望钱学森后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显然，人文化成，如今的大学（大楼而已）在某种程度上失色于过去的“家教”，记得钱穆先生回忆早年受教，最后怅然：“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惜乎后起者未能趁此机运，善为倡导，虽亦掀翻天地，震动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当归。”（《师友杂忆》）传统的优良力量未能被后人适当的加以引导和利用，而是采取了连同洗澡水和婴儿一齐抛洒的所谓“决裂”作法，这是让人无限感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