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文化术语，狭义指严格意义的文化批评，主要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一种文学研究方式。广义来说，是用文化学方法来研究文学。
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并被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因而成为90年代以来社会一文化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它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热潮，同时也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冲击，并引发了文化研究(批评)与文学研究(批评)之关系的重大论争。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许多不同于80年代的新特点，当代西方文化研究视野的引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广义来说，如通常所谓的“用文化学方法来研究文学”，或“借助文本来研究文化”等。事实上，今天汉语大陆的文化批评取向，更像是杰姆逊就文化研究而说的“是一种愿望”，这一愿望的真实含义起码有三点：一、是把文化研究看作“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二、是通过文化研究凸现和回应“当下社会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三、是把文化研究当成一项“学术改革方案”，以维护“交叉学科”的优越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既有学科、学术体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反省对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中，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后现代语境下思想最丰富、争论最激烈的领域，当下 “文化”的重要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亨廷顿在他的长篇论文《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的开头就高屋建瓴般地预测道：“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自夸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示来的战斗线。”
切身性或关心程度，是作为一个区别“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重要标志。虽然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实际上不能完全割裂，“研究”中有“批评”、“批评”中有“研究”的情况多的是，但其在目的旨趣与表述形态上的不同侧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对社会文化的自然科学式研究(实证、价值中立)与人文科学式批评(实践、价值预设)都有各自的麻烦：前者基本上不可能，因为研究者就置身于他的研究对象之中；后者往往不可靠，因为价值预设的主观性。这两个麻烦很不好解决，所以西方才不断有人出来宣称，是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
1、不顾社会运行框架和真实语境的差异，以狭隘的功利主义心态，浮光掠影地借用西人的术语、方法、逻辑，甚至植入其立场、主题而不自觉；2、把“文化研究”当作可以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新潮来追捧，甚至成了用学术来拥抱“流行文化”的最佳借口，再现了
全球资本主义认可的国际分工，即从西方进口“理论”，然后根据“理论”对第三世界的“原料”进行加工，最后再次“出口”到西方世界…；3、由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混同以至文化研究完全取代了文学研究，使文学文本沦为一种社会档案，从而使艺术探讨处在一种停顿状态，并导致文学史写作者错误地写作文学史；4、文化研究缺乏稳定的边界和对象，需要不断的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平台，有点大而无当，弄不好还会搞乱一些正需稳定发展的学科；5、典型的文化研究如早期的
伯明翰学派，虽发端于经验主义传统深厚的英美，但其完全有别于该传统的学术主流(客观化、中立性、科学主义等)，而是一开始就受到某种“文化理论”的内在制导，带有选定的理论归旨和左翼立场，但“在文化研究引进的整个过程中，国内学者往往多偏于对它价值的正面阐扬，而缺乏对这一固有模式中所隐含的特殊学术倾向的反省与疏解”。
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文化批评会威胁到文学场的自主性，因为它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种批评主张与批评方法，根本不可能成为压制其他不同声音的权力话语。关于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在各种媒体上随处可见的对于文化批评的批评。我们应该分辨的是作为制度建构的文学自主性与作为理论主张的自主性的差异。前者确实是整个现代化，现代性运动的一个部分，表现为艺术、实践、道德等领域的分立自主。但这不是说凡提倡文学的政治参与或社会文化使命的他律论文论就都是前现代的或反现代的。作为文学理论，自主性或自律性理论只是现代文论的一种形态而已。
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社会学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从知识谱系上看，文化批评属于当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文化批评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它要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但这是一种
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受2l世纪语言哲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的影响，文化批评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它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当
法兰克福学派把现代大众文化、特别是电影命名为“文化工业”(或译“文化产业”)的时候，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文化的产业化(物质化)与产业(物质生产)的文化化。我们不难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种现象。
新兴的文化研究并不是要回到传统的
文学社会学，即使认为它要回归文学社会学，那也是一种经过扬弃机械的反映论、克服简单化的阶级论、重新理解经济与文化、文学与文学批评政治性关系的文学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