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俗称的文学批评家，也叫做文化批评家。就是对于一项文学作品，进行缺点的剖析。他们往往在逻辑上逆于常人，从而从另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评析一篇文章，或者一文学作品。 他们其实也是文学人物形式的一种，也就是说，他们也被允许从事文学工作，甚至被允许自己写文章之后批判自己的文章。

曾经有人问我：文学批评家是不是在文革中产生的？ 我回答：不是的，有一些人认为对文学进行评论，进行批评是玷污了文学，破坏了欣赏文学这一品读文学的宗旨，但是，他们的观点毋庸质疑的错误。我们自幼便被教导，人都有善恶，人都有缺点和优点。这一教诲对于文学也是有效用的。任何一项文学作品，都是有缺陷的，我们评价一样文学作品的优劣，就是判断其作品优点多还是缺点多。甚至，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有缺点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文章语言没有达到完全白话化的地步。

所以，我们看待文学批评家，并不能单单的认为他们就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人物，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审美观。批评，就是另一种方式的鼓舞。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任务是评价其得失成败，因而，它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通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评价，指出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高下成败、得失优劣，从而帮助他总结创作经验，扬长避短，或端正其创作思想，或弥补其艺术的欠缺，或提出完善其作品的意见，促使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这个增删修改过程中，脂砚斋的评点给作者不小的启示和帮助。从现在见到的脂砚斋的评语看，不仅有对《红楼梦》的肯定赞赏，也有建议批评，甚至何处该删、何处该增，为什么删、为什么增都有说明。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30年代许多青年作家的成长就同鲁迅对他们作品的批评和关怀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而涉及广泛的文学现象时，会影响一个时期甚至一代文学的发展动向。进步的、科学的文学批评能促成进步文学的繁荣兴旺。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空前繁荣，就直接与文学批评界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一大批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分不开。果戈里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问世后，由于揭露了农奴制的罪恶，受到了反动批评家们的围攻。当果戈里感到徨惑不安的时候，别林斯基凭借他锐敏的文学感觉，写了著名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分析了果戈里作品的意义和特点，以巨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气势，充分肯定了果戈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对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迫切意义。这不仅大大地鼓舞了果戈里，促使他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写出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之作，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与果戈里同时代的一批进步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正如罗马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所说：批评能起“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汲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汲取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

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时代、阶级、艺术形式等多种原因，可能形成读者与之隔膜、不易感受理解、不易鉴赏接受的情况，这就需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分析、评价来沟通或消除。因而，文学批评是读者和作家作品之间的一道桥梁，可以帮助读者进行正常的、有益的阅读和鉴赏。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读了别林斯基称赞普希金的文章”，“我才真正了解普希金的文章。”

文学批评之所以有助于文学鉴赏，有助于读者提高鉴赏水平，是因为文学批评是在文学鉴赏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和提高。在优秀的文学批评中，本身就包含批评者可贵的鉴赏经验，因而，它对于广泛的文学鉴赏必然具有启示意义。一般来说，鉴赏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往往更需要文学批评的帮助，因为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往往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的读者受自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分不清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把精华当成糟粕，以丑为美。这就需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学批评，指导读者正确鉴赏，使读者有所得益。对散布封建毒素的文学作品，则要撕下它们的伪装，还其本来面目，帮助读者鉴别。总之，文学批评家以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深刻分析、科学评价，能使读者正确地鉴赏作品，获得真正的美的享受。

文学批评意义的总结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批评在促进文学繁荣、提高读者鉴赏水平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使自己得到发展。因而，文学批评也是自身发展的能动因素。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就是在广泛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的历史不仅与文学同样悠久，而且，文学批评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一样，都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产品的主要形式之一。有着一定造诣的批评家在文学舞台上可以扮演与创作作家同样重要的角色。然而，文学批评方式与文学创作方式是不同的，它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要求。正确的文学批评方式能够生产出好的批评作品，反之，不正确的批评方式将导致不合格或伪劣的批评作品。尽管文学批评的具体运作因人而异，但批评家在批评方式的掌握上却体现出一定的惯例与规范。一般而言，文学批评的方式应包括以下2个要点：

欣赏与体验，即批评家首先要成为接受者，要对作品产生审美体验。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与艺术形象来表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因此，进行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文学批评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对象的这一特征。也就是说，批评家应该以文学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与体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合格的文学接受者都能够做到的，批评家首先应该做到。当批评家象普通读者那样进入阅读、欣赏的角龟，在作品的形象世界中产生由衷、真切的审美体验之后，他才拥有了批评作品的权利。脂砚斋是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第一位批评家。他的批评富有真知灼见，却又处处与作者感同身受，与作品中人物息息相通，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和审美体验。试举几例：在第五回“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眉批云：“奇笔摅奇文。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不知今时女儿可知?余为作者痴心一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在第二十六回黛玉“越想越伤感，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旁批云： “可怜杀!可疼杀!——余亦泪下。，’在第二十七回·《葬花吟》上眉批云：“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①脂砚斋的一哭一恨、又怜又疼、再三回味、身世两忘，显示出他进入了欣赏作品的佳境。脂砚斋的批评之所以被后人一再引用与研究，除了他究竟是何人及他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是个谜之外，还因为他的批评是以真切的美体验为底色的。

因此，批评家应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感受能力。一个艺术感受力迟钝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好的批评家的，因为他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判断是大可怀疑的。普列汉诺夫说：“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的批评家。”那些虽具有一定的审美欣赏能力却又跳过审美体验阶段、脱离作品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分析而对作品价值乱加评判的人，是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的。

理性分析，即批评家要跳出一般的接受过程而以冷静的审视目

光对待作品。

文学欣赏与审美体验的主要特征是感受性。它以个人主观感受的结果为依据。即使含蕴着理性认识，也带着个人体验与情感的印记。因此欣赏与体验允许个人偏爱的存在。文学批评虽然也必须首先感知艺术形象，对艺术形象进行审美的把握，但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认知活动。批评的目的是要对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这就需要它从偏于感性的欣赏与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分析与评判，要考虑和关注作品在读者中唤起的普遍的接受效果与社会反应，要限制个人偏爱与情感倾向在批评中的干扰或支配作用。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说： “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①人们通常把文学批评归人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范畴，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与认知活动。

如果说欣赏和体验是对作品“人乎其内”，那么理性分析就是“出乎其外”。批评家既要像一般读者那样人乎其内，还要从专业的角度出乎其外，以冷静的理性眼光分析作品。《红楼梦》第48回有香菱谈诗的情节，她说：“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 乙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章再找不出两个宇来。”香菱基本上还停

留在欣赏与体验的层次，‘未进入理性分析，具体表现在讲不出“直”字的好处。对王维的这一首《使至塞上》，批评家叶维廉却能从理性高度加以阐释： “文字向内凝缩，意义向外延展。举王维的另一种表现的例子：大漠孤烟直。虽然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景的描摹，但我们无法将之视为表面的景，它伸人烟以外的事物，和历史的联想里。先，漠大，但是空的，除了烟以外，别无其他形态的生命，而‘烟’因‘直’字而具躯体之实。 ‘孤’不只是‘独一’的意思，因为连风都停止了，亦是说，没有任何活动，所以又是‘孤寂’与‘死寂’。但在‘孤寂’、‘死寂’中我们因为‘烟’的活动而引向我们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却感得到眼前的景物之外的活动：边地的战伐、戍卒的怨声风沙的翻腾……”②这段话包含着词与词、景与景外、文字与意义等多重关系的理性分析，体现了对作品的深刻理解。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有以下这些，他们都是文学史上一颗璀璨之星

人物简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文体家。曾被公认的二十世纪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生平介绍

1899年4月23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1919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18年的文学生涯。

1940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威尔斯理、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讲授文学。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1955年9月15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1961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

1973年因其终身成就被美国授予国家文学金奖。

1977年7月2日在洛桑病逝，葬于Clarens。墓碑镌文：“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作家”（VladimirNabokov,ecrivan）。

创作评价

纳博科夫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一生的创作极其丰富多样，包括了诗歌、剧作、小说、传记、翻译、象棋与昆虫学方面的论文等大量作品，但他主要是以小说闻名于世，如《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阿达》、《透明物体》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纳博科夫前后期的创作在基本主题和结构手段上的连续性是很突出的一个特征，从最初那部表现怀乡愁恩和移民生活的《玛丽》到他七十岁时所写的那部大掉书袋的探索乱伦爱情之作《阿达》莫不如此。

纳博科夫否认自己的创作有政治或道德的目的，对他来说，文学创作是运用语言进行的一种对现实的超越，因为“艺术的创造蕴含着比生活现实更多的真实”，他认为艺术最了不起的境界应具有异常的复杂性和迷惑性，所以他的作品致力于用语言制造扑朔迷离的时空迷宫，制造个人的有别于“早已界定”的生活与现实，显示出一种华美玄奥新奇的风格；此外，纳博科夫在昆虫学方面具有的兴趣和研究方式也使他的作品对事物的观察与描述显示出一种细致入微和精巧的特色。

纳博科夫作品的中心主题是以各种象征手段表达艺术本身的问题。表面上，《防守》描写下棋，《绝望》描写谋杀，而《斩首的邀请》是个政治故事。实际上，这三部作品都在议论艺术，而这些论述才是理解全书的关键。纳博科夫最优秀的俄文小说《才能》（1963）是他从模仿某类作品形式达到讽刺目的的创作手法的开始。

他用英文写作的头两部作品成就不大，1954年，《洛丽塔》完稿后，“对几个上了年纪阅读能力差的人来说，是一部令人憎恶的小说”，于是先后遭到四家神经紧张的美国出版社的拒绝。此书在美国尽人皆知，是把它当做一本“黄书”来读的。从1955到1982年间，此书先后在英国、阿根廷、南非等国家遭禁。

人物简介

叶匡政，著名诗人，独立出版人，文化批评家。

生平介绍

1969年4月出生，祖籍安徽太湖县，合肥人。现居北京。1986年开始在各类文学杂志发表诗作800多首，作品入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中间代诗全集》《朦胧诗二十五年》《中国当代诗歌经典》等60多种诗歌选本，著有诗集《城市书》（1999年花城版）、《小说馆》、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曾获台湾第一届双子星国际新诗奖及国内10多种诗歌奖。编过《孙中山在说》《日本格调》《大往事》等书。主编有“华语新经典文库”“非主流文学典藏”“独立文学典藏”“独立学术典藏”“独立史料典藏”等多种丛书。

1990年代初他开始“城市中的心灵之书”的写作，作品客观、沉思、精敏、准确地探究了现代人深层经验的多重内涵，昭示了新的都市诗歌“说话人”的出现，对中国城市的汉语诗歌表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2006年10月发表《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中国文艺复兴宣言》《孔子为何哭了？》《土改学》等一系列文化历史批评文章，在文化界及学术界引志强烈反响，是新世纪以来的标志性的文化事件。

人物简介

豪威尔斯，w，D．(WilliamDeanHowellsl837-1920)

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出生于俄亥俄州。父亲是印刷工人。

创作历程

他本人曾任俄亥俄州报记者，因协助林肯竞选总统，为林肯写了一篇传记，因而闻名。1861至1865年任美国驻威尼斯领事。回国后在波士顿、纽约等地创办文学杂志，创作长篇小说。1909年担任美国文学艺术学会第一任主席。豪威尔斯在担任《大西洋月刊》和《哈珀》杂志的编辑时，曾竭力反对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小说。他认为小说的首要目的是教诲，而不是娱乐；文学作品应该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写了近40部长篇小说。80年代创作的《一个现代的例证》(1882)写一对年轻夫妇草率结婚，结果酿成悲剧。《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是他的代表作，写一个剥削矿工发财致富的暴发户，批评家认为其中充满了“敏锐的观察”和“善意的批评”。8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动荡不安，豪威尔斯认为“竞争的资本主义”已不能令人满意，“应代之以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写了长篇小说《新财富的危害》(1890)，描写一家杂志的“社会主义者”与华尔街老板在对待工运问题上的“观点上的分歧”。《来自奥尔特鲁里亚的旅客》(1894)倡导空想的社会主义，《穿过针眼》(1907)则鼓吹通过“公民投票”而产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