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的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都要受到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现象。研究文学的发展，就是用历史的观点考察文学现象，探讨其发展的原因及规律，从而对文学的发展作出科学的说明。

中国古代有关文学发展的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早对文学的发展提出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在<时序>篇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首次提出“时序”这个命题，说明时代社会条件的演变，制约着文学的发展；他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面貌和特色。同时，刘勰又注意到文学发展本身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专门写了一篇《通变》，指出文学有相通的传统，又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因而需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也就是说,要在表达思想感情的基础上去继承和创新。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也强调了文学发展中的继承和创新的重要性，指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刘勰等人的研究，为文学发展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明代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清代叶燮在<原诗>中以文学史的事实论证了文学演变的规律，指出文学的发展就其总的趋向来说是逐步向前推进的，而就其发展的过程而言则“其间或有因变而得盛着，然亦不能无因变而益衰者”，所以变而衰，即是由于泥古或追新而不善于掌握“通变”的缘故。这就对“通变”说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学发展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科学地说明了文学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深刻地揭示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进而指明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同生产力、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各部门之间复杂的辩证的关系。他们指出，一定社会的精神生产，包括文学艺术，都是以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但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发展又不是简单地成比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他们虽然强调经济基础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但并没有把文学艺术发展的社会原因仅仅归结为经济基础，而是同时强调了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这就说明了影响文学艺术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多方面的。在特定的时期，哪种因素起主要作用，应进行具体的分析。

文学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文学的发展，具有体地表现为文学的内容、形式的演变。

首先，是文学内容的演变。文学作品是作家对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每当社会生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给文学提供了新的社会内容和新的表现对象，同时，作家的审美意识也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因此，文学的内容总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变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既有大量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文学，又存在着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主性的文学，各个时代的优秀作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描写了在封建制度下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生活情景，表现了他们的反抗和斗争，显示出他们的理想。在封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类具有民主性的文学作品的内容，还表现出各自的时代特色。例如,宋代以后出现了不少描写市民生活的作品,商人、手工业者、被压迫的妇女等成了作品的主人公，反对封建束缚,要求自由解放的思想得到了鲜明的表现,这正是封建社会中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和民主思想逐渐萌芽和发展的反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文学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大量反映腐朽没落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愿望的作品，它们或幻想由本阶级的英雄儿女、忠臣侠客来重振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或沉湎于荒淫颓靡的生活，流露出没落阶级的思想情绪。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促使人们觉醒起来，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企图对社会进行改革，以文学对人民进行资产阶级启蒙教育，从而掀起了文学改良运动。这个时期出现的“诗界革命”、“文体革命”以及小说、戏剧的革新，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带着明显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在文学改良运动中，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社会生活的发展，不仅给文学提供了新内容，同时也促进了文学形式的演变。马克思曾经指出，某些艺术形式，只能出现在人类社会的不发达阶段。他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某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兴盛起来的是诗歌和散文。就诗歌体裁的发展来说，先有奴隶社会的谣谚和<诗经>中的四言诗，句式、结构都很简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诗歌表现的内容日趋复杂,艺术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便逐渐出现了五古、七古、律诗、绝句以及长短句等不同体式。到了近代“诗界革命”时,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以浅近的口语、白话入诗。“五四”以来，更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新诗。小说、戏剧文学等，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演变的。它们虽然在古代就开始萌芽了，但是正式形成和发展起来则在唐宋以后。由于都市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原有的诗歌、散文体裁，已不足以表现越来越丰富多采的生活内容，因而也就需要有容量更大的文学形式，小说、戏剧文学体裁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发展起来的。

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文学的发展，不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还有自身继承与革新的规律。同时，各民族的文学之间也会发生相互影响。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是在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文学遗产,并吸取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的基础上，根据反映现实生活的需要不断地进行革新与创造而向前发展的。这是文学发展的内在的基本规律。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都有历史的继承性。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文学遗产是前人根据他们对彼时彼地的生活的审美体验而创造出来的，它一经产生，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会对后代的文学发生一定的影响。后代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文学遗产中吸取养料，继承前人的传统，学习和运用已有的技巧和语言。同时，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又应当有所革新，有所创造。因此，在文学的发展中，继承与革新应当是辩证的统一。伟大的作家总是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不朽的文学作品来。

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各民族的文学之间相互交流和彼此影响，对文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独特性，都对丰富的世界文学宝库作出各自的贡献。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交往，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文学的发展，就曾不断地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学对亚洲和世界各国文学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唐代文学的繁荣，不仅得到本国文学遗产的滋养，而且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例如变文等说唱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就和印度佛教文学的传入有明显的关系。“五四”文学革命，既是文学发展适应社会变革的产物，又是外国文艺思潮影响的结果。当时，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先后涌进中国，对中国文学界以至整个文化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新文学的发展。鲁迅就曾多次谈到外国文学对他的深刻影响。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也和惠特曼等外国进步诗人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可见，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表现在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中，也表现在一些优秀作家的创作中。

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总结了文学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对文学遗产批判继承的原则。列宁关于“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的学说，为批判继承文学遗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列宁还针对主张抛开优秀文化遗产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青年团的任务》）中国“五四”以后，围绕着如何对待文学遗产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鲁迅针对当时提倡“国粹主义”和主张“全盘西化”的两种错误倾向，提出了“拿来主义”的著名观点。所谓“拿来”，并不是兼收并蓄，而是应根据文学遗产的不同情况，“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拿来主义》）,一要占有,二要挑选，三要创新。后来，毛泽东对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目的、原则作了全面而充分的论述，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今天来说，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学遗产，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