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天，当代文坛发生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学事件——文学豫军长篇小说研讨会。

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文坛上，有一个越来越响亮的名字：文学豫军。

1999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锲专门以文学豫军的崛起为题作了一次讲演。他提出：“我不止在一个地方呼吁，应当让全国的文学队伍，让全国的评论家们充分认识到文学豫军的成长过程，文学豫军的崛起。豫军确实在中国文坛起着中坚的作用。”

所谓文学豫军，这当然是一个比喻。通常是一种庄严的称谓。

客观地说，在新文学发端到新中国成立（1915-1949）那一段不算太短的历史过程里，河南向全国文坛奉献了自己的文学英才，比如徐玉诺、曹靖华、冯沅君、尚钺、蒋光慈、师陀、姚雪垠、丰村、赵清阁、刘知侠、于赓虞、李季、苏金伞、柯岗、王镇南、樊粹庭等等；这些人分别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翻译等领域，放射出引人注目的、甚至璀璨的光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有的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树，这是河南的光荣与骄傲。

河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在南宋以后特别是近现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上，同它在中国自然地理的中心位置来说，而是相反，在思想上传统的壳更厚重、更坚硬，从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日趋边缘化。

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广袤的地域、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数量巨大的人才积存的大省来说，文学人才产生的比例显得很小。不是根据历史和人民的需要，更不是根据文学各门类、各文体、各流派发展的需要产生或者培养出各式各样的代表性作家，只是因了各种偶然因由，自生自长，或者自生自灭。

大多是在走出本土以后，方才做出了文学实绩。他们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常常来自家乡。他们的不少作品反映了家乡的生活、社会和人物，带着无法抹去也无法淡化的中原特色。但是，在河南本土，他们却没有形成气候；在全国文坛，他们崭露了头角，却没有形成带有河南地域特色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即使松散的文学群体也没有，在很长的时间里，河南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界”，更不要说有一支文学豫军了。

文学豫军形成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

新中国建国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将近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河南的文学人才得到了组织。在现代中国文坛上建树了成就的宿将和建国后开始跨入文学创作行列的一批土生土长的农民、工人、干部和军人，共同组成河南文坛前30年的基本创作力量。主要有这样三部分人：一是从外地归来的，如姚雪垠从上海回来，苏金伞从华北联合大学回来；二是从外省来豫的，如何南丁、王大海、庞嘉季、郑克西等从山东解放区以及上海、安徽等地由党组织分配而来，于黑丁先在河南，后来调出又调回来；三是在河南本土长期奋斗和后来新产生出来的，如徐玉诺、李蕤、栾星、冯纪汉、赵青勃，以及后起的李、吉学沛、乔典运、许慎、张有德、段荃法等。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曾经向全国推荐过河南省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经过三年合作化而改变了面貌的一篇报告，那上头有着一段著名的话：“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这一时期的河南文学同河南人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状态是贴近的，同全国文坛的步调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不让人后的。

此期河南文学就文体而言，应当首先提到戏剧文学。建国初期，由杨兰春等改编和移植的豫剧《小二黑结婚》《刘胡兰》《花木兰》等，为豫剧表现新的时代生活，塑造英雄人物，开辟了路子。接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朝阳沟》《李双双》《瘦马记》《人欢马叫》等一批反映农村新的生活、农民新的精神的豫剧现代大戏的出现，使得一向有“戏篓子”之称的河南剧坛开拓了新局面。诗歌的数量很大，主要是颂歌体的抒情诗，叙事诗比较少。曾经在1946年7月18日闻一多先生被特务刺死后三日以《控诉太阳———哀闻一多先生》闻名于中国诗坛的苏金伞，在新时代又以其反映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后强烈鲜活的生活感受的诗篇《三黑和土地》等，受到文坛好评；在旧社会抨击黑暗，在新社会歌唱光明的青勃和当时还在河南的塞风以及在军队的白桦等都有许多优秀诗篇。散文特别是在报告文学中，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穆青、周原、冯健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特殊的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批报道农业合作化、三门峡工程、郑州纺织工业城、林县红旗渠等建设项目的文学通讯产生出来，李蕤、华山、袁漪数量不多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

成绩最大的首推小说。长篇小说很少，只有冯金堂的《黄水传》和苏鹰的《隐蔽的战斗》，质量尚不足道；中篇小说几乎是空白；发挥重大影响的，是大量的短篇小说。如南丁所概括的：段荃法和徐慎是写农村的好手。段荃法长于写人物，富有幽默感；徐慎善于讲故事，以情节取胜。南丁的《检验工叶英》是写城市工人新的精神风貌的名篇；郑克西和苏鹰对工业题材和城市题材情有独钟，都有一些好作品出现；张有德拿出儿童文学《妹妹入学》短篇小说集。最值得称道的是李。李以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一鸣惊人，然后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引起轰动的名作。他的作品以敏锐的政治触角反映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乡村生活，因为和当时的社会运动相应和，受到党和政府的赞赏，引起文坛的高度重视和极高评价。一些戏剧、电影依据小说进行了改编，借助戏剧、电影艺术的再创造，更加扩大了小说的影响。李在小说创作的同时，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上也是佳作不断，《老兵新传》《小康人家》《耕云播雨》《龙马精神》《李双双》等作品拍成电影后，赢得了广大观众。李的小说和电影作品紧密相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跟踪20世纪后半叶中国农村的历史足迹，窥探中国农民的精神历程，他因此而成为当时广大群众最熟悉的、全国文坛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作家。

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与时代同步的同时，也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带着鲜明的时代局限性。它拥有着空前新鲜的表现对象和广阔的群众基础，表现出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新姿新貌，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革命性，而时代的“疾患”也使文学艺术的翅膀越来越沉重。

文学应反映时代生活的矛盾，这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它应当是生活中的实际发生的矛盾，不应是简单搬运意识形态的逻辑论断和政治理论的指令。这个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沿着这样一个线索发展：最先集中反映为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公与私的矛盾、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后进的矛盾、敢想敢干与保守落后的矛盾。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进而发展为贫下中农和妄图复辟的阶级敌人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派”的矛盾。这就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最后演变成完全按照意识形态所要求的越来越被歪曲了的“主要矛盾”学说的忠实复写。

这种文学基本主题上的日益主观化乃至虚假化，有可以理解的原因。“文变染乎世情”。历史新时期的中国人怀抱着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激情，洋溢着求新求变的精神，以敢想敢说敢干敢斗的英雄主义为主要时尚，以乐观明朗为性格基调，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家坚信理想目标很快就会实现。文学为这一切所鼓舞，同时为这一切鼓与呼，为新的时代高唱颂歌，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大喊大叫。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面前，弘扬理想，鼓动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表达鲜明的倾向性，这既是政治家所要求的，也是人民群众所渴盼的，也正是作家们最希望达到的效果。文学的这种历史性选择，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正是这个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

但是，大家缺乏精神准备的是，伴随而来的还会有新的复杂问题：把历史变革设想得过于简单、直线，把理想的实现设想得非常迅速，把推翻旧政权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在建设新社会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估计过高，按照主观意愿构想奇迹的出现。特别是被所谓斗争哲学鼓动起来的激情和人为“设立对立面”的斗争谋略指导下的群众运动等等。于是，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却有差不多20年的“左”的错误思想和路线的干扰，庄严地工作的人们，在创造历史新记录的同时，却不期然地做下了许多阻碍或延缓历史发展、被历史所嘲弄的事情。当时看来那样单纯、明朗的现实，却成为复杂、沉重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文学普遍存在着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化文学配合政治、服务政治的教化功能，忽略、削弱了文学全面、真实地反映现实和人生的特性。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简化、被删削了，这就必然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相当多的文学作品患上了那个时代的“幼稚病”，最应当具有个性的文字，却往往带上群体活动的共同色彩，表现为统一的主题、类似的情节结构和大体相近的语言风格。文学作品不同于生产生活用品，后者可以按照统一的式样重复生产，这样的产品在生产生活中是有用的。但模仿性的或者复制的文学作品却没有任何价值。

由于理想本身不同程度地日益严重地脱离了现实，因而在以它为标准来认识现实的时候，往往会对现实的合理性做出错误的评价。当理想成为妄想和儿戏时，在这种理想指导下的现实就只能是荒唐乃至荒谬。195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不少文学作品成为空想和谎话的载体，60年代中期以后进而发展成以“理想”代替“现实”的“高大全”、“假大空”理论体系的文学翻版，文学丧失了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基本品格，从根本上背离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丧失了其生命存在的基础。

在这种整体背景下，要创作出独出机杼、别出心裁、富有个性的作品，分外的不容易。但是，既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就不能不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创作中凭借生活优势对上述普遍性缺陷的超越；二是非主流倾向中作家生活感受的真实展示。文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情、人性、风俗，特别是语言，塑造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个性的人物，通过文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比如李的作品，由于受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作品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但其中的人物形象如宋老定、李双双、孙喜旺、战长河、韩芒种等的成功塑造，仍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与当时的一些作品相比，李笔下的人物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符号，而是具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李往往能把政治色彩很强的主题渗透到人情味很浓的家庭生活的场景之中，运用河南风味十足的群众语言，充满情趣的生活细节，从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中透视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矛盾，使作品具有令人品味的艺术魅力。这些特点使得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仍然葆有一定的生命力。

不光是李。河南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创作，尽管在一种统一的规范约束下，难以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真知灼见，但在细节和语言的生动性上仍然各显身手，像吉学沛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张有德的《玉厚说媒》，段荃法的《“状元”搬妻》等，在小说的情节安排、语言运用和人物塑造上，都有自己独到之处。李和其他作家还有另类非农村题材的以批评现实生活的视角、以别样的艺术风貌逸出主流创作之外的作品。如《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帆篷》（李），《美丽》（丰村），《科长》（南丁），《光滑的银丝》（徐慎）、《牧笛》（颜慧云）等，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政治教条和文艺教条的束缚，相对自由地表达了作家真实的生活感受，在艺术上追求多姿多彩的创造。它们在当时虽都被视为毒草，实际上却是具有长远芳香的鲜花。

不幸的是，由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错误打击，文艺政策、创作思想的日益“左”倾与狭隘，文学创作的路越走越窄，作家队伍越来越小。先是一批解放前相当活跃的老作家无法适应逐渐搁笔。1957年以后，中青年作家中的75%被错划为右派或者右倾，失去了写作的权利。十年动乱，更是文学的浩劫，文学创作活动几近停止，文学队伍受到空前严重的摧残。在某种意义上，作家成为政治上的可疑者，甚至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50年代以至60年代前期，尽管有李这样有相当影响的新锐，也仍然不可能立起来河南作家的群体形象。

1978年以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也进入了解放、繁荣的新阶段。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老中青几代作家共同展示新的辉煌，各种文学样式都有了长足发展，河南文学出现了新的高峰，文学豫军的群体形象日渐为全国文坛所注意，文学豫军真正形成并健康地发展起来。80年代的文坛，是在恢复和发展中充满喧哗与骚动的十年。先是老一代作家老当益壮。他们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早期，献出了堪称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集中地展示了豫籍作家的实力。以长篇小说而论，姚雪垠的历史小说巨著《李自城》，李的《黄河东流去》，魏巍的《东方》以及《地球的红飘带》等，以其深厚的生活功底、娴熟的艺术功力和对历史与人生的思想穿透力，显示了中国作家的当代水平。它们都获得了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虽然姚雪垠和魏巍、包括李都已经离开了河南，但文坛仍然习惯于说是三位河南籍作家获奖，不仅让文学豫军分享了光荣，尤其受到了鼓舞和鞭策。在河南本土，一批在历史上受到错误打击得到改正后“复出”的老作家，厚积薄发，重新焕发创作青春。

诗人苏金伞，80年代有一首诗《山口》，好像晚年创作的一个宣言。在整个80年代，即他从80多岁到90岁的晚年，他真的进入了诗歌创作的大山堂奥，写农村，写童年，写对世事和人生的感悟和思考，作品令人目不暇接，登上了自己的诗歌高峰，以其冶炼乡土和现代于一炉的成熟思想和纯净的诗风，为中州诗坛树一大皔，也创造了当今诗坛不可多见的老诗人晚年丰收的奇迹，引起全国诗坛注目。另一位老诗人青勃这一时期出版了《绿叶的声音》、《绿色的梦》两部诗集，在抒写饱经人生忧患后的深刻和老辣时，依然葆有50年代初期的理想色彩，纯真，明朗，优美。在戏剧文学创作中，以杨兰春为代表的剧作家群体创作出《朝阳沟内传》《倒霉大叔的婚事》等一批在省内和国内有影响的作品；李除了长篇小说和《王结实》《芒果》《瓜棚风月》等中短篇小说以外，又有创作和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清凉寺的钟声》等作品在电影界和观众中造成重大影响。

这些老作家，像军队的将帅一样，引导着、启悟着文学的后来者。张一弓异军突起，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学现象。张一弓在“不惑之年”以后重操中断了20余年的文学“旧业”，主要以中篇小说的形式，以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率先冲破一些题材禁区，连续不断地向文坛发起“冲击”。他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连续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其《黑娃照相》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在中西文化的濡染下长大又长期作记者的张一弓，以主观抒情性极强的有些“洋派”的叙述语言和具有乡土气息及性格特征的人物对话相融相契，形成别具一格的小说语言；以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唱起苍凉悲壮的英雄之歌，希望之歌。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20年间，在“左”的思想政策禁锢下，农民和基层干部在物质和精神的生存困境中，却有为民请命的英雄主义抗争；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在争取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奋斗中，不仅有快乐，更有想像不到的艰难。张一弓为河南文学界争得了荣誉，就其在全国文坛的影响而言，80年代的张一弓成为公认的如五六十年代的李一样的河南作家的又一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使河南作家树立了信心，看到了河南文学队伍的实力和潜力。

与此同时，与张一弓年龄不相上下的一批50年代的青年作家，如南丁、乔典运、段荃法、张有德、徐慎、张斌、郑克西等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王绶青和王怀让等的现实主义诗作和政治抒情诗，都不断有佳作问世，尽管在艺术上“稳健有余新变不足”，不免为新起者尤其是采取先锋姿态的新作者所议论，但是，仍然不断引起全国文坛的注意。也几乎在张一弓前后或者同时，河南文坛出现了一个多年不遇的现象：一批中青年作家在乡村和城市崛起，他们应和着时代的潮流，尽情展示自己的才情和个性，出现了空前良好的创作态势。这些人于80年代在文坛会合起来，数量之多、之集中，过去是未曾有的。文学豫军的队伍空前壮大起来。文学豫军的新成员大约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从乡村底层走向城市（工厂、机关、军队、学校），如小说家叶文玲、张宇、田中禾、郑彦英、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张兴元、侯钰鑫、孙方友、行者等；一是从城市走向乡村底层（或部队基层）又回到城市，如小说家杨东明、齐岸青、李佩甫、王钢等，以及专以历史题材为对象实际是创作社会小说的二月河等等。这里说到的一些作家，基本上是小说家。实际上，在其他文体领域，也大体如此。

新时期的河南文坛，周同宾是专治散文的，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现实主义的质地、色彩和文化品味，影响及于国内和海外。河南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不止十个八个。从各个文艺行当伸过一只脚来踏进散文创作领域者夥矣。阎豫昌、孙荪、余非、卞卡、陈丽、范强、周熠、廖华歌、曲令敏以及不少小说家、批评家、诗人、新闻工作者、公务员们，他们在从事自己所擅长的“主业”的同时，纷纷以散文作“副业”，带着相当睿智的现实思考、丰富的生活情趣、深沉的人生感悟以及精纯的语言特色的一大批散文，经常出现在省内以及国内的报纸副刊和刊物专栏，并且结集成专集和散文丛书。与散文队伍相比肩的还有杂文队伍。虽然并非所有的杂文都可以归入文学，但其中文学性很强的杂文却历来是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老作家王大海和刘思为代表的一批杂文作家的大量作品，以其内在的风骨和犀利的笔锋吸引了许多读者。与散文随笔一起，共同造成了一大文化景观。诗歌队伍的壮大是另一大景观。有专家统计，相继登上诗坛、一展才华的中原青年，是一个长长的名单，较有代表性的，如程光炜、易殿选、范源、陈俊峰、陆健、马新朝、王中朝、廖华歌、艺辛、关劲潮、冯杰、邓万鹏、刘德亮、瘦谷等。他们对新诗潮怀有天然的倾心和热情，在诗歌艺术方面多与新诗潮取同一姿态，保持同步行进。在坚持开放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在“诗歌的个人性”和“心灵性”上，对传统诗歌构成超越。当然，说到文学豫军，不能忽略它的从事理论批评的一翼。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特别是批评，是河南文学事业中一个薄弱的方面，在“左”的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大行其道的时期，文艺批评基本上成了进行错误的批判斗争乃至给人定罪的工具，这虽不为河南所独有，但由于河南一“左”一“旧”的土壤深厚，在“左”的思潮袭来时，总是呼应得快，走得也远。这样，真正的文艺批评“缺席”的现象由来已久，在文坛上活跃的专门的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在80年代以前人数很少或者几乎可以说没有。但是，新时期以来，这个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一批在大学、研究院、文联和新闻界工作的文艺批评家，在当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的批评和理论研究领域，做出了和创作界的朋友相映生辉的贡献。

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批评，最根本的特点是批评家主体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独立意识的强化。批评不再是简单的评介或广告宣传，而是对作家创作的整体把握。这种把握，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把目光聚集到河南文学，由一部作品的研究，到一位作家一个时期甚或一生作品的研究，进而由作品论到作家论，进而到整个河南地域性文学或者说文学豫军的全面综合研究，以寻求其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在更宏观背景下的定位和价值意义，寻找其成败得失和今后发展的路径。如孙荪对河南作家的跟踪性个案综合研究，他和余非对李由《大河奔流》到《黄河东流去》的作品研究，到对李的整体性研究，到90年代编纂《河南新文学大系》和此后的文学豫军研究；牛青坡的《河南文学艺术的魅力》对河南文学包括其他艺术门类所作的综合研究；王鸿生、耿占春、杜田材、刘敏言、曹增渝、王增范、梅惠兰、何向阳等对河南小说，张俊山等对河南诗歌，高文生、刘景亮、韩宇宏等对河南戏剧的研究；阎豫昌对河南散文的研究等等，都获得了富有创见的成果。另一种路子则把研究视界放到全国，越出当代。任访秋、刘增杰以及王文金、关爱和、解志熙、王广西、沈卫威、李慈健、袁凯声等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群体，由现代文学上溯进而以200年文学思潮为视界，形成近世文学思潮的研究大观；刘思谦由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到以女性文学的视角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作家的系列研究，陈继会对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史的整体研究，孙先科、曲春景、张宁等对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的研究，发表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著作和有影响的论文。

与此同时，文艺学学科形态的系统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鲁枢元的文艺心理学研究，耿占春的诗学研究，张涵、潘知常、王鸿生、刘成纪、何向阳等从现代美学、文化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对中国传统文艺学和美学哲学的研究，龚依群、耿恭让、孙荪、叶鹏、张凌、王钦韶、王振铎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艺基本规律的研究，何弘对文学与网络的研究，在许多专题和课题方面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理论批评的巨大进步，展示了河南批评家对文学的敏锐而不乏深度的感觉能力，理论的分析概括能力，乃至整体文化素养。由此而形成了和创作界旗鼓相当的对话能力，也在一定意义上滋养着并且提高了文学豫军的素质和声誉。理论批评界和创作界互相切磋琢磨、互相鞭策鼓舞的健康友好关系，更加牢固地建立起来。理论批评作为文学大鸟强健的另一翼，使得文学豫军的腾飞具备了更为充分的条件。这样，新时期成长的一批作家、批评家和前面提到的那批中老年作家，以及在此后出现的更年轻的作家、批评家，组成了以小说、诗歌、散文、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等门类齐全的文学豫军的基本队伍。

过去相当长时间，河南作家的名声和影响多是以个人的方式发生的，如姚雪垠、李、张一弓等；或者以某种文体某部作品发生影响；现在不同了。因为就文学家个人的功力或者说实力来说，发生了重大变化。作小说的多数都是从短篇开始，然后中篇，接着，都有长篇问世，有的还不止一部、两部。尽管就个人讲可能更长于短篇、中篇或者长篇，但基本上都是短、中、长“全能”的。而几位诗人则都是叙事诗、抒情诗，长诗、短诗兼擅。理论批评界，已经不只是只能单篇文章的写作，体系性的或者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专著，陆续问世。文学豫军以整体的阵容发挥影响了。

20世纪90年代，文学豫军的情况，对外更加引人注目，对内更加鼓舞人心。世纪之交的全国文学重要评奖豫籍作家总是占有一定的位置。全国有影响的评论家有的称“1998年是河南作家年”，有的认为“文学豫军的创作带动了中国长篇小说质量的攀升”。有的论者说：“这个盛行土得掉渣的豫剧或河南梆子的地方，现在汇集了一批依然为文学守灵的人，他们对文学的认真态度是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他们偏执地以自己的方式远离文坛。他们也许构筑了一道文学最后不被击垮的防线。”有的则从全国横向比较的角度提出，新时期以来由以周克芹为代表的川军，到以莫应丰为代表的湘军，再到以贾平凹、陈忠实为代表的陕军，现在豫军成了“一支相当强劲的、富有生命力的、潜力很大的方面军”，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张锲强调认为，“文学豫军的崛起”，“需要好好地宣传，好好地总结经验，好好地推动它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的发展当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客观地说，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最后几年，在文坛力作歉收、相对显得清淡的情况下，河南文坛却人气旺盛，一派繁荣景象。一直在本土的作家和前不久离开河南到外地的豫籍作家，在散文、诗歌、戏剧文学、理论批评等领域，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创作中，在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深化和艺术的创新诸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特别是一批中年（也包括有些青年）作家，连续发表和出版了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长篇小说。

省内作家，继20世纪80年代后期郑彦英的《少女》、《少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0月、1986年12月）后，李佩甫、齐岸青、杨东明几乎同时出版了《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再版时改题为《李氏家族》），《诱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都市里的情人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而后李佩甫又出版了《金屋》（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张宇出版了《晒太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4月）；90年代前期，田中禾出版了《匪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2月），张宇出版了《疼痛与抚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6月），李佩甫出版了《城市白皮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月），构成新一轮的“集体”行动；此后好像攒了几年劲儿，1998年以后，有一批作品鱼群式出现：李佩甫的《羊的门》（《中国作家》1999年第4期，华夏出版社1999年7月）、《申凤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张宇的《流水落花》（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软弱》（《中国作家》2000年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杨东明的《拒绝浪漫》（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性爱的思辨》（华夏出版社2000年5月）、《问题太太》（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郑彦英的《石瀑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洗心鸟》（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侯钰鑫的《好风好雨》、《好爹好娘》（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2000年10月）；乔典运的遗作《命运》（漓江出版社1998年9月）；张斌的《一岁等于一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南豫见的《生命原则》、《生命激情》（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年4月、1999年3月）；墨白的《梦游症患者》（云南人民出版社《大家》1998年第6期），《寻找外景地》、《欲望与恐惧》（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6月、2002年1月）；王剑冰的《卡格博雪峰》（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11月）；孟宪明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双筒望远镜》第1、2卷（海燕出版社1998年6月、1999年6月）；李明性的《故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当代历史小说写作的巨擘二月河继1985年以来连续出版了《康熙大帝》（4卷）、《雍正皇帝》（3卷）后，又完成6卷本《乾隆皇帝》（河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出齐）。秦俊的《光武帝刘秀》3卷（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高有鹏的《袁世凯》上、中、下3卷（团结出版社1998年8月）也出版发行。新生代作家也推出自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如60年代出生的李洱和70年代出生的戴来，在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以后，接着出版了长篇小说《花腔》（李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2月），《鱼说》（戴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80年代出生的在校大学生飞雁出版了《冰蓝世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还有一些业余作者也出版了一批长篇小说，如朱润祥的《天宇寥廓》（作家出版社2000年1月），蔡越涛的《日出日落》（作家出版社2001年6月），申剑的《守望爱情》（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等。与此同时，在省外的豫籍作家，一批长篇小说连连暴响文坛：周大新（邓县人，解放军总后勤部）的《第二十幕》（上、中、下三卷）、《21大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7月、昆仑出版社2001年6月）；刘震云（延津人，中国农民报社）的《故乡面和花朵》（1、2、3、4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9月）；阎连科（嵩县人，第二炮兵）的《日光流年》（花城出版社1998年1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柳建伟（镇平人，成都部队）的《北方城郭》、《突破重围》、《英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1998年11月、2001年3月）；刘庆邦（沈丘人，中国煤炭报社）的《高高的河堤》；朱秀海（鹿邑人，海军政治部）的《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会》（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等。

这些在省外的豫籍作家被称为文学豫军，并非仅仅以作家籍贯画圈子，而是因其具有鲜明的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在河南土生土长的，在河南度过了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而后离开河南；其作品的主要文学资源相当一部分来自河南本土，题材、人物、故事、语言，带着河南甚至豫西、豫北、豫东、豫西南等地的鲜明特点，不仅像周大新的豫西南盆地系列、阎连科的耙耧山故事、刘庆邦的豫东乡土风情、刘震云的豫北农村生存背景是这样，即使写军旅生活的作品，其出现在作品中的河南籍军人总是格外鲜活生动；他们各自的代表性作品往往是他们在青少年乃至童年时代在家乡的体验并在心灵中长期酝酿的产儿，而今站在更新的参照系和更广阔的角度审视和透视故乡，在对故乡的参悟和理解中达到对人生的深刻把握。把他们归入文学豫军之列，不仅当之无愧，而且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好像“不约而同”，很短的一段时间群芳争艳，众星会聚。作品数量如此之多，作品质量如此之高，在文坛影响如此之大，实在是罕见的，令人振奋的，更是逼人思考的。

从纵的历史角度来比较，就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坛的影响而言，只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姚雪垠、魏巍、李所创造的那一次高峰可以与之比较，它显然是那次以来的又一高峰。从创新的意义上讲，可以称作中原文学自身的一次突破，也可以说创造了“20世纪中原文学的高峰”。

从横的角度比较，它是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的一次突破，与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川军、湘军、陕军相比照，可以称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原突破”。根本的标志是拿出文学的真货色，甚至逐渐形成自己的套路，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文坛别具特色的、不可替代的“一个‘这个’”。

乡土之于文学，不仅是创作的宝贵资源，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对于河南的多数作家来说，也是天然的、有时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精神脐带。视感性和个性为生命的文学，对于河南作家来说，不能不根植于乡土，从乡土生活和乡土精神中汲取艺术生命的源泉，因而，不能不十分看重这份得天独厚的财富。评论家王鸿生指出过，对于出生地的关注是豫籍作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外地作家比作品时，常常是比手法，比“衣服”，豫籍作家比作品一直是“脱光了衣服比肉”。这个“肉”的重要内容就是乡土。河南作家创作的中心和底色，常常是对本土历史文化与情感的记忆，审视，回味，探索，感悟，以及评判；因而，大地，自然，家族，民族，苦难，苦斗，常常成为基本主题；这实际上是作家关于自己及其群体的“根”的自我寻找和挖掘。就小说而言，从20年代的徐玉诺，50年代的李，到80年代的乔典运、田中禾、张宇、李佩甫，其作品之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八九十年代乡土文化的主题成为代替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的革命主题的主要内容，前者对后者构成广泛深刻的超越，成为越来越多的作者的追求。力图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乡土进行整体把握，是老中青几代作家生生不息的共同追求。

李的长篇巨制《黄河东流去》，在叙事层面上说的是黄泛区难民的经历，骨子里写的是关于中原乡土的百科全书。在几十个农民组成的群像身上，体现出中原乡土的日常生活状态，风俗习惯，心理精神。在真实的意义上，可以如作者所说，“生活中是什么样，小说中就是什么样”。李80年代数量不多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在乡土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洗尽了为配合政治而涂抹的铅华，具有更加纯粹的乡土本色和丰富的人性内涵。乡情民风在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魅力，这早已成为文学豫军的共识，刘庆邦被文坛誉为短篇小说的圣手，他的许多作品写到煤矿工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河南的煤矿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先农民而后工人。但在作品中他们的情感那样细腻委婉，让人读过，一下子有点和煤矿工人的粗犷难以联系起来。实际上，生活的本来面目正是这样：在艰苦和粗糙的生活工作条件下，人们对温情的渴望更加强烈。刘庆邦的思绪常常回到豫东老家的乡村，其以童年生活的回忆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高高的河堤》把豫东农村的风俗人情写得那样质朴淳厚是可以料到的，但写得那样细腻微妙，鲜活欲滴，几可与沈从文、孙犁的乡土风情相媲美，并进一步补充了老作家师陀三四十年代对豫东农村封闭衰颓状态的描写，则是令人惊讶的。

另一位来自豫东的作家是孙方友，在他的《颍河风情录》和后来的《水妓》等大量小小说中，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由于置于古颍河镇上浓郁的乡风民俗的背景下，而陡生精、气、神，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90年代散文家周同宾出版了散文集《皇天后土》，对99个农民带有实录性的写真，把兼具地域特色、历史特色、时代特色和作者温情、理想色彩的乡土给了文坛和读者，因此而获得鲁迅文学奖。来自南阳的另两位小说家都受到福克纳的启发，要把故乡建成自己的文学基地。田中禾以对当下故乡农民的忧思而写成的《五月》名噪文坛，又以更多地寄寓个人情感的散文化小说《落叶溪》而推出故乡纯净温馨的美，但他的思绪却更深地纠缠于20世纪初期活跃在乡土世界里的“草莽英雄”，以一批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匪首》书写了乡土文化中的“草莽文化”一章。80年代新起的军旅作家周大新，除了一部分军人题材的作品外，也把目光和情感执著地投向故乡。他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文化怀乡”的精神跋涉，由短篇小说而中篇小说而长篇小说，写出洋洋大观的“豫西南盆地系列”，构筑了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世界。周大新对于故乡的整体概念有这样一个说法：“南阳盆地是个圆的。”他要全面地写出这方空间的自然风貌，民风乡俗，遗传基因与文化积淀，写出盆地人史的和今的生存状态，展示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及其在作家心中激起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周大新为了把故乡写“圆”，不回避对乡土文化负面价值的批判，致力于富有深度的艺术概括。《家族》、《老辙》等小说中那个傻四儿只有一个动作，正跑一圈，反跑一圈，总跑不出一个怪圈；那个发了财的农民几乎下意识地重新走上旧时地主的老路，坠入悲剧的又一个轮回。作为艺术的象征，未免直露浅显，但对乡土文化的劣根性在中国农民心理方面的影响已经到了无意识程度的揭示，却不无深刻之处。

对乡土文化的负面价值进行集中思索和表现的巨眼大手，应当首推乔典运。乔典运整个80年代小说的主要视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发现：乡土文化的负面影响已经深入农民群体心中，形成文化心理疾患，成为习焉不察的无意识，成为根性。这当然有长期的封建文化熏陶，但极“左”思想的毒害把这种劣根强化了。它已经成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影响现代化的根本障碍。这是必须改变的，而前提是必须认识它。乔典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自由表达方式，以细节的写实，以整体的寓言式的现代写作，运用抽象、象征、夸张、变形、隐喻等手段，把他对乡土文化心态即中国农民魂灵的深思熟虑，进行艺术的概括和强化。像《村魂》、《刘王村》、《无字碑》以及《满票》等，简洁犀利，寄寓深远，异彩独具，堪称经典之作。把县乡的所谓“官场”作为剖析乡土政治文化的焦点，在张宇、段荃法、李佩甫的小说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文学豫军的故乡既是广袤的乡土世界，又是封建传统深厚的天地。农民哲学与官本位意识是两个扭结在一起的情结，它不仅没有因新的时代而消解，反而在新的体制下有新的膨胀。张宇的短篇、中篇乃至长篇小说《晒太阳》，段荃法的《天棚趣话录》，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田园》等作品，常常在“官场”、在堂皇微妙却不无残酷的利害纠葛中，在人民的“官者”对故土乡亲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理情感眷顾中，捕捉到那种游荡在“官场”、深潜在“官者”心中的君臣意识和农民魂灵。乡土资源，对豫籍作家进行文学开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开发有深度和浅度之分。深度开发赖于作者视野的扩大，而视野的扩大又源于作家思想意识趋向开阔开放，气度趋向恢弘，气象趋向博大。过去我们一直呼唤视野和气象更大的作品，作家以他们在世纪之交的新作做出了有力的回答。读这些作品，常常令人想起三个主题词：根，生长，天空。豫军是有根的。他们过去的作品不离故乡，是在那种特定的乡土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有乡土的“根”性，而且具有“生长性”，这是其长处。但是，过去根扎得并不很深，生长得并不太壮大茂盛。原因是它们生长出来，并没有指向天空，没有得天下之精华，大地并没有与天空结合起来并且融为一体。我在80年代早期曾经写过《乡土—国土—乡土》的文章，它是针对许多乡土题材的创作“囿于乡土”、“‘泥’土不化”、“只实不虚”的状况而发的，意在提倡具有国土的广阔视野和精神飞扬的想像与更高艺术性的表达，真正认识并且写好乡土。当然，这里说的国土不只是指自己的国家，就视野来讲，还应当扩而大之，只有站到世界人类的家园乃至宇宙的大视野，才能更好地把握熟悉的乡土和故园。90年代豫军长篇新作在开发乡土中显示出可贵的超越意向。艺术视野由相对单纯狭隘走向复杂广阔。由80年代前本乡本土、农家庭院、乡场村落、当下眼前、现实场景，走向广阔的世界、辽远的历史、复杂的矛盾，由书写乡土故事到书写史诗，特别是把握具有更为丰富心理内涵的人生，向未曾开辟的空间推进。它们仍然具有根性和生长性，但是在广阔的天空下和广袤的原野上生长了。起码在中原以至中国这样的天空下生长。在新的创作思想关照和滋养下，作品的根扎得更深，生长得更壮大茂盛了。六紧跟时代，是河南当代文学的传统。河南文学常常以此引起文坛关注并影响文坛的潮流，并成为一大特色。

地处中国之“中”的河南，在当代生活中应当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活跃因素。在这个变革时代的“来龙”与“去脉”的整体链条中，它的意义往往是不能不予重视的。生活在这里的作家有着特殊的记忆和感情。在这个需要把照相机、录像机和X光、CT透视一起对准当代生活才能认识的时代里，在各种人的声音中，作家的声音，文学的声音，尤其耐人回味。他们的作品录下了时代的明媚和灿烂，录下了鸣响在人们心中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又录下了它的单纯和幼稚，录下了这个时代在人的感觉、记忆中留下的令人痛苦的巨大阴影。社会历史主题，是80年代创作的一个主要的探索方向。但是，已经不再是单一视角的重复。张有德的《辣椒》，徐慎的《有这样一个富裕中农》，南丁的《旗》，李的《芒果》、《王结实》等小说，都把主题集中在社会政治批判和社会道德批判上，揭开了“左”的思想路线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它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因此而引起社会各界读者的关注。叶文玲的《心香》和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死吻》等，则是着重于社会生活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和个人情感心理的畸变，表明创作注意力由社会问题向着个人价值转移。

90年代繁荣，作家对社会历史的探索更加注重具有个性特点的思考，力求在对历史进行个性化解读中对历史有所发现。他们笔下的历史，不是削足适履地演绎既成的理论，重复已有的现成结论，因而，历史冲突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和孰胜孰败的记录，而是从各种欲望出发的人们面对生活的苦难与苦斗、希望与绝望扭结在一起的亦歌亦泣的长歌。史诗不再等同于颂歌，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包括在克服自身原因带来的曲折、丑恶、阴暗的过程中，掘发非人为的天然存在的诗意。这是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又有别于所谓历史主义的写作。既有和上一代作家一脉相承的关系，又具有簇新的面貌和特点。

90年代中国文坛长篇创作中风行一批历史大跨度的所谓“长河小说”，在巨大的历史长度上和复杂的时空中表现人生状态，同时沉思历史得失，体悟历史规律。文学豫军是主力之一。《日光流年》中那位具有贯串意义的村长司马蓝，其从生到死39年的人生编年史，刚好是一个乡村也是一个民族40年的当代史。《生命原则》以1957年的反右斗争及其深远的恶劣的影响为起点和重点，展现了其后30多年当代斑驳复杂的沉重历史。李佩甫的《羊的门》的中心人物故事也是以40年的历史跨度作为人物性格形成的背景。周大新差不多用10年时间写成的三卷本小说《第二十幕》，则可以说是为20世纪写一部文学《史记》。

《第二十幕》以中国中原西南部一座城市的一家民营丝织业家族在一个世纪曲折发展的历史为基本叙事线索，写出了一个家族五代人的历史，写出了一部实业兴衰的历史，也写出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世纪的历史。在已经过去了的那个世纪，中国人的命运是这样多舛，发展实业这样利己同时利国利民的好事，在中国竟是这样艰难，一波三折，数起数落，灾难频仍。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小说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揭示问题的根源。在大多数时间里，各式各样的政治热衷的是争权夺利，权利到手却不去关心实业的兴盛和发展，不关心人性的需要和人的权力的实现和保护，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不同的角度去破坏它。问题显然出在文化与体制自身。这些问题必须认识并彻底解决，否则还会重蹈覆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部作品是一部对中原乃至中国20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强烈警策意义的史诗。

关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需要具有学者式的充分的历史知识，但是，历史小说是当代人的文学，它的成功决不可依赖忠实于已有的历史文本，靠掉书袋取胜，而必须站在当代的思想和艺术高度重新认识和叙述历史。即使是以“再现”为指归，也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对历史进行“重构”。在把历史激活的时候，就把当代人的精、气、神给了历史；当历史被表现的时候，也就表现了活灵活现的当代人。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堪称代表。二月河的三部13卷系列长篇小说，以中国17世纪初至18世纪上半叶接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作为时间跨度，其思想的触角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上下五千年逡巡。从长河的意义上讲，几乎是空前的。其作品产生于并且包含了作者对当代历史的深刻感悟。二月河的写作追求悬有两个目标：一是以传统的章回体例、现实主义手法写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二是对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作一次解析和评估。在这根深叶茂的文学大树身上，蕴含着批判的锋芒和借鉴的深意。作者并不认同于把他的小说称作“帝王系列”的说法，他自己名之曰：“落霞系列”。尽管可以说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百年辉煌”，但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一片灿烂的晚霞落下，黑夜就要到来。他写的实际上是一部封建制度的历史大悲剧。悲剧的原因藏在封建体制之中，藏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性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