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是《文心雕龙》的第一篇。

《原道》全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自然之道”。刘勰从天地万物都有文采，说到人必然有“文”；所有万物的文采，都不是人为的、外加的，而是客观事物自然形成的。

第二部分从人类之“文”的起源，讲到孔子的集人类文化之大成。人类文化起源于劳动，刘勰不可能认识到这点，而采用古代种种不可信的传说，这是他的局限。对孔子的作用也评价太高。

第三部分论“自然之道”和“圣”的关系。刘勰认为，古代圣人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写文章，“自然之道”是通过古代圣人的文章得到阐明的。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起到鼓动天下的巨大作用。

刘咸炘对于本文的“阐说”如下：

以“丽天”、“理地”，明道之文，是以天地为道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即天地也。斯说也，超乎后世之以空虚为道者矣。

“实天地之心”，心字点出“文心”之所以名也。

彼时玄学正盛。老子云：“道法自然。”彦和之“原道”，盖标自然为宗也。

“形立章成”，一气摩荡而宣五色也。“声发文生”，一心运用而呈五音也。

“文言”者，文而言之，以推阐其义也。阮氏作《文言主》，即本此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文言之义，非附会。

首标自然，次揭神理。明乎神理之宰无二，而流变之象多端。探原则归统，逐末则失真也。

“符采复隐”，古文自有繁复处，故复其词而隐其意也。

“鼓天下之动”，即风行地上之义也。

“旁通无滞”，义不偏畸也。“日用不匮”，言皆实理也。

刘勰提出“自然之道”的意图和“征圣”、“宗经”的关系如何。

《原道》的最后一段已讲到这个问题：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原道》的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刘勰的《原道》，完全着眼在文上。”这个意见是不错的，论者正看到了刘勰写《原道》篇的真正意图。

如前所述，“自然之道”作为刘勰论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指万事万物必有其自然之美的规律，这是刘勰论证一切作品应有一定文采的理论根据。他不仅认为文采“与天地并生”，甚至断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可见，文章应该有文采，在刘勰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刘勰论文而首标“原道第一”，其用意就在于此。

他虽然崇拜儒家圣人，却认为圣人也必须本于“自然之道”，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说，从伏羲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里的“神理”亦即“道心”，就是“自然之道”。圣人只有本于“自然之道”，研究“自然之道”，才能写成文章，完成教化作用。

圣人的著作其所以能鼓动天下，刘勰认为，就因为他们的著作“乃道之文也”。这就表明，必须要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其著作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而圣人的作用，只在于能掌握“自然之道”，能很好地发挥“自然之道”的作用。

所以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是“自然之道”和圣人的关系。

对“道”和“圣”的关系，上述理解是“自然之道”和儒家圣人（主要指周、孔）的关系。

最近出现一种新的理解是：“道（佛道）沿圣（孔子）以垂文（儒家之经），圣（孔子）因文（儒家之经）而明道（佛道）。

”“道”不等于“佛道”，前已略及。这种“道圣”关系的新说，主要基于对“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的如下新解：

“玄圣”（佛）创《佛经》之典，孔子述“玄圣”所创之佛典为儒家之六经，故孔子之所述为“训”。

此说的关键在于对“玄圣”的解释，论者“肯定”是“指佛言而无疑”，实则大有可疑。其说主要根据有三：

一、宗炳的《答何衡阳书》、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说的“玄圣”是指“佛”；

二、《庄子》、《后汉书》、班固、何承天等虽用到“玄圣”，但“注家皆不得其确解”；

三、刘勰之前的宗炳、孙绰，刘勰之后唐初的法琳，均以“玄圣”专指佛，处于其间的刘勰也是佛徒，不能不也是指佛。这些理由是很难成其为理由的。

宗、孙之文，“玄圣”指“佛”是不错的，却无法证明刘勰所说的“玄圣”也指“佛”。道理很简单，“玄圣”二字与“佛”也好“儒”也好，都没有必然联系，各家都可用以指自家的远古之圣。

仅以刘勰一家来看：《史传》篇的“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不是佛而是孔；甚至同一篇《原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岂能说使“仁孝”焕发光彩的“玄圣”是“佛”？

上二例只能指孔，而“玄圣创典”的“玄圣”却并非指孔，但也不指“佛”（详下）。同一人，同一篇的“玄圣”尚各有所指，怎能据宗、孙的“玄圣”判定刘勰的“玄圣”必同指一物？

前面说过，佛入东土之后，为了宣传效果，往往借用儒、道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怎能把宗、孙等借用道家与儒家早已运用的“玄圣”一词，来反证儒道的概念源于佛家呢？

《庄子·天道》和班固《典引》都用过“玄圣”，论者却以为“注家皆不得其确解”。纵使不得确解，也不能证明“玄圣”即“佛”，何况并非未得确解。

成玄英注《庄子》的“玄圣、素王”为“老君、尼父是也”，“玄圣”指“老君”，“素王”指“尼父”。这怎是“泛指”，怎么不确呢？

至于班固《典引》等文中的“玄圣”二字，说“均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那就不知何据了。

李善注《典引》：“玄圣，孔子也”；李贤注《后汉书》中所录《典引》：“玄圣，谓孔丘也。《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这都是很明确的。

第三条理由就无待细辨了，论者自己所列《上白鸠颂》的作者何承天、《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是孙绰之后、与宗炳同时、略早于刘勰的人。范晔在《王充（等）传论》中说的“玄圣御世”，是无法解为不“御世”的“佛”的。何承天则是宋初著名的反佛者，岂能颂佛为“玄圣”？“能不能说偏偏处于中间的刘勰”不用“玄圣”指“佛”，也就很清楚了。

“玄圣创典”一句的“玄圣”所指何圣，要从刘勰的具体用意来定。他的原话本来讲得很明确：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 如把这几句中的“玄圣”解为“佛”，上二句又作何解释呢？要是不割断上二句，则只能理解为“玄圣”指“风姓”，“素王”指“孔氏”，这就能顺理成章，勿劳旁搜博证。要求旁证，也应于《原道》本篇求之： 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

这四句不正是上四句最好的注脚吗？

“风姓”即伏羲。相传伏羲画八卦，演而为《易》，孔子作《十翼》以解释，这就是“翼其终”了，“述训”正指孔子的“翼其终”，“创典”则是伏羲的“画其始”了。所以，“玄圣创典”不是佛主创典，而是伏羲创典。

如此，孔子要“述训”的，也就不是什么“《佛经》之典”，“圣”与“道”的关系，就不是儒家之圣和佛家之道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