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悌（1849-1910年后）清末官吏。满洲正黄旗人。苏完瓜尔佳氏，字仲恭，号仰白、绿杉居士。自称清初名臣费英东后裔，幼年失怙，嗣父成瑞官至浙江富阳知县。同治三年（1864），以官学生捐纳户部笔帖式，递次升至郎中。光绪十一年（1885），简任河南开封遗缺知府，旋补归德知府。光绪十六年（1890），丁忧回旗，内用为户部员外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次年夏，因言获咎，回本衙门行走。戊戌政变后，外任河南府知府。光绪二十九年（1903），迁贵州贵西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调贵东道，宣统二年（1910）称病开缺回旗。

文悌自幼聪颖好学，曾受教于满族名士宜绶、蒙古状元崇绮，能诗画，习弓马，少时一度离家远游，增广见闻。

同治初，文悌和部分满蒙俊彦结成“探骊吟社”。文悌早年与宝廷最称莫逆，其嗣父成瑞即宝廷之叔。

不久文悌家境转贫，妻、母也相继去世，更兼仕途蹭蹬，历时15年才题升主事，还每每遭到同僚嘲讽。光绪八年（1882）阎敬铭出掌户部，文悌曾上万言书，谏以“核实认真、信赏必罚”，受到阎氏赏识。此后，文悌迅速在户部乃至京城官场崭露头角

光绪十年（1884），文悌建议“清查旗饷冒领，并另拟筹皇家袒免外宗禄，及八旗孤寡生计专款，勿混饷额”，却被内阁侍读学士延茂指名严参，斥为“伤国体”“违祖制”。然而朝廷并未降罪，令文悌感恩不已，叹为“历来司员被参所未有者”。

光绪十一年，文悌以京察一等简任河南开封遗缺知府，次年补归德知府。

光绪十五年，他还捐献郑州河工银1000两，被朝廷奖给花翎。御史胡孚宸称其归德任上，颇有“循良颂声”。

文悌40岁时，嗣父去世，依例回旗丁忧，但因其任上挪欠公款上万两，不得不滞留当地，倾家、借贷以偿。光绪十六年冬，文悌服阕百日孝满，奉旨内用，旋授户部浙江司员外郎。起初他还踌躇满志，不料户部堂官翁同龢等无一对其垂青，致其多年置身闲散。他生活上也穷困交加，不但经济极端拮据，还继殒一妻二妾之后，又殒第三妾，并接连夭折子女十余人。加上故交零落，无从排解，文悌常年闭门不出，曾以“杜户谢宾客，绝迹高门前”形容自己寂寞孤苦的状况。直至光绪二十三年冬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他才燃起新的希望。

文悌出任御史时，适逢列强在华掀起瓜分狂潮，官绅士子们竞相献计献策。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1898年3月22日），文悌首次出奏，胪列四款：一曰“法祖”，力返满族纯朴质实旧习；二曰“尊师”，阐明孔子之道，令儒臣进讲四书五经，敦促各地文庙、官学、书院、学堂和洋务局所宣讲儒学；三曰“纳言”，台谏翰林及京外臣工若有嘉谋灼见，准许上奏或呈请上司代奏；四曰“勤政”，举行御门典礼，将在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科道暨各部院掌印官宣至御前训诫，并仿清初成案，“或在南书房、懋勤殿立一召对处，选儒臣备顾问”。为筹备此次上奏，他不但筹划两月之久，还请康有为代为拟折。文悌偏于保守的万言书，并未打动光绪帝，但其三月初五日（3月26）呈递的《请捐躯以拒俄联英疏》，却颇引时人关注。该折针对俄国强租旅大事件，自请赴俄辩论，俄如不悟，则蹈海而死，再由朝廷布告英、日等国评断是非，协助阻止。该折同样由康有为草拟，文悌也同样有所改动。文悌该折虽未被朝廷采纳，却被国内各报竞相转载，背后不无他自行炒作和“康党”推动宣传的因素。

时隔不久，京城又因保国会的成立掀起轩然大波。该年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鉴于外侮频仍，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等发动各省公车、京官百余人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入会者捐银2两。《国闻报》曾刊布《京城保国会题名记》，无文悌之名。但黄彰健已证实，该题名并不完备。在保国会会员张鸿创作的历史小说《续孽海花》中，披露了不少该会的原始资料，还提及文悌（影射名“武义”）荐康为总理并争当副总理。然而保国会甫一成立，便遭到礼部尚书许应骙、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等人的阻挠诋毁。李盛铎也于闰三月十三日“参保国会以求自免”。保国会由此被迫中止活动，康处境维艰，“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

此后，文悌虽有意淡化与康有为的联系，却并未中断往来。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文悌奏参云贵总督崧蕃贪纵辜恩、朋比营私，于云南新政奉行不力。该折亦由康氏草拟。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实行变法。随后清朝中枢开始大换血：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由王文韶继任；裕禄入军机；荣禄出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三军；刑部尚书崇礼兼任步军统领。又，新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须向慈禧太后谢恩。

虽然帝后矛盾由来已久，翁同龢毕竟贵为帝师，即便是其政敌荣禄，对其去职，表面上也做出同情姿态。只有文悌毫不掩饰自己幸灾乐祸的心理，于五月初三日送诗骂翁。同时，他与康有为的关系也急遽恶化。因保国会饱受毁谤，康一度有意返粤，还两次向文悌辞行。文悌“讽以归隐，并有劝其切勿走胡、走越之言”。不料康非但未走，还因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于四月二十八日蒙光绪帝召见，任为总理衙门章京，获准专折奏事和进呈书籍。

五月二十日（7月8日），文悌出奏《言官党庇诬罔折》。

此前文悌参与过“康党”的若干谋划，其奏应非空穴来风，而其揭发康“保中国不保大清”和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更是当时最严重的政治指控。甲午战后，汉族官绅的排满情绪确已暗流涌动；“康党”尤为激进。梁启超曾私下扬言：“中国之天下已为满人破坏，欲挽回国运，不可不脱离满人之羁绊。”稍后他受聘湖南时务学堂，力主“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康有为亦无异议。满族意识浓厚的文悌，捕捉到“康党”不经意间流露的排满情绪，并不意外。而“康党”有“围园劫后”的密谋，也在现有研究中获得证实。不过文悌上奏的时机和所论话题毕竟太过敏感，难免令人怀疑别有内情。首先，文悌虽称与许应骙向无往来，但字里行间处处抬高、附和许，甚至称许氏“所论康有为各节皆非揣测之辞”，反而显得欲盖弥彰。其次，文悌既称与康晤谈十余次，并揭发其结交台谏、代拟奏稿种种，但为何不当时举发，而是许氏出奏后始行纠参，大有卖友避谤的嫌疑。再者，文悌既知康攀附张荫桓，却避开后者，针对前者，明显是避重就轻。最后，文悌告发“康党”固然不厌其详，但内容琐碎，行文拉杂，反倒暴露了自己格局狭隘、用心诡诈。最重要的，还是光绪帝正有意重用康，文悌的指控不但难以令其采信，反而疑心他“受人唆使”而将其斥革：“向来台谏结党攻讦，各立门户，最为恶习。该御史既称为整肃台规起见，何以躬自蹈此。文悌不胜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门行走。”

被罢御史次日，文悌赋《纪恩诗草》，自诩忠君直谏，而斥康“苏张鼓舌六王宫，履倒冠颠服不衷。改玉立教邦国瘁，捐金内博誉声隆。焚书事见鞅斯后，问鼎心居操莽中。”同日，承恩公崇绮遣子慰问这位早年弟子，声称与之“沆瀣一气”。大学士徐桐盛赞：“仲恭，天下正气也。”刑部主事唐烜五月三十日日记载：“近日（文悌）折已发抄，都中人士盛传诵，以为朝阳鸣凤，虽不见听，亦足作中流之砥柱矣。”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合刻许应骙、文悌劾康奏稿千份，分散两湖。湖南绅士苏舆亦将许、文奏疏辑入《翼教丛编》。“康党”的处境因此更加艰危，“忌者益甚，谣谤纷纭，其诬辞不堪入耳矣”。只有少数维新官绅对“康党”有所回护，如湖南绅士皮锡瑞分析道：“《时务日报》列文悌参康工部疏，讦发阴私，非奏疏体，孔子改制亦非满人所知，谓讲学不应昌言国亡及申民权、去拜跪之类，所见尤陋。惟言其好利、好钻营、钻张樵野之类，当属有因。

文悌罢职御史后，一度租住龙树寺，生活清苦异常，曾自嘲：“明日荒厨无宿米，料应梦不到黄粱。”七月初二日，因端方馈送早点，他有一回函云：“悌夙能衣粗食淡，此间各刹，皆久接待游人，到处能宿能餐，正无忧饥饿，敢乞公免再继赐，俾得心安。”端方适在京候简，旋迁农工商总局大臣，此举虽属细事，却也可见其有意示好及文悌处境之窘。七月初十日，文悌分户部河南司行走，“到署后，即与同寅诸君畅叙竟日，大抵慨事局之艰难，觉生性之迂拙”，自比苏轼之“满肚皮不合时宜”，还扬言“俟送部文书到日，即当呈请赏假，退守园林”。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宋伯鲁当日被革职。随后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张荫桓革职遣戍。八月十四日上谕宣布“康党”罪状，其一即“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八月二十日，御史胡孚宸奏保文悌有先见之明，并称：“臣久闻该员操守廉洁，才识宏通，服官数十年，一贫如洗。其在户部也，综核精审，素有能名。逮出守归德，尤复卓著，……若久于置散投闲，殊觉可惜。”当日朝廷下旨文悌以知府候补，旋授河南府知府。不久文悌奉旨陛见，面奏：“治兵宜用满员，此旧制也。”

百日维新期间，文悌严劾“康党”，不但意味着彼此关系的决裂，也是新旧、满汉之争的标志性事件和催化剂。此后又有湖南举人曾廉、御史杨崇伊相继奏参“康党”，但均不及文悌奏疏流布广泛。

光绪二十四年冬，文悌出任河南府知府。府治洛阳，地瘠民穷。其后，他两次请改京官而未得。大学士徐桐、光禄寺卿袁昶和奉天查办事件大臣李秉衡相继奏保文悌，也均无下文。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随着外侮日迫，慈禧太后面谕河南巡抚裕长：“近时各国连衡谋我中国，终有难于忍让之时。京师密迩海口，诸军不敢轻言开战，彼得乘势要挟，诸多牵制碍手。近有人奏洛阳形势完固，欲令尔等藉修万寿宫为名，踏看地基，修建行官一所，预备临幸。”裕长命文悌先行筹划。他以欲续修府志为名，委员逐处踏勘，历时数月，缮就图说一扣、附图六幅。除就裕长要求各项逐一禀复外，文悌还强调指出，预备行宫固然重要，如何安置京旗之人也需纳入考虑，否则“无论迁都不可行，即以避兵为巡幸，亦京师登时大乱之道也。”他并就如何从政治、军事上强化清朝统治提出三条建议，首要一则即将原有各省将军并添设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省将军，一律改为宗室专缺，“专令稽查督抚大吏”。另两条是派八旗官兵在口外边地举行牧政和请銮舆随时巡塞，联络内外蒙古。他还建议舍洛阳，改选大同为陪都，并请缨调任大同知府。同年冬，慈禧太后命端王载漪之子溥儁承嗣同治帝，称“大阿哥”，即己亥建储。文悌对此不以为然，致函京中同僚谓：“贤者处家国大事，只有调和，断无区别，若形迹愈分，则嫌疑愈甚。”他力主践行吴可读“双祧”原议，“且告以台谏中如无敢言者，窃欲为柳堂御史尸谏之续”。此举引发京中哗然。御史胡孚宸指责其“与乱党意异词同”，文悌却称：“家居与端邸为邻，极知王好小勇，而左右皆喜近功。……若端邸用事，一听虚骄之流簧鼓，又加以二三老师宿儒，持虽败犹荣之论，则祸机之伏，诚不忍言。”然在端王集团坐大、朝臣噤若寒蝉的情况下，他的看法根本无人理会。

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部分民众在洛阳设坛练拳，被文悌勒令禁止。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文悌闻讯三致京函，乞人代奏：（一）建议俄、日等不传教之国，战事宜有分别；（二）自请与列强商议停战，“彼如以戕杀其使臣为问，拟即自杀以谢之”；（三）主张“乘舆万不可轻动，未妨遣近支王公以催兵饷为名，分往各省”。在给其兄抚标中军参将玉寿的信中，文悌反思国家陷入困局的原因，除平时“不能认真讲求内政”外，更在于“朝廷无主持真见识，忽然而东，忽然又西，变而不变，不变而变。于是民无定志，士鲜通才，天下汹汹，日愁崩解”。七月二十一日，京城失陷，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官民被杀、自杀者无数。八月，文悌向河南当局禀请三款：（一）拨给款项、军火并就地筹饷，募练三营；（二）派兵北上；（三）增兵驻洛，但仅最后一条获允。他还主动联络护理陕西巡抚端方、山西巡抚毓贤、军机大臣王文韶、刑部尚书赵舒翘等，询问行在情形和朝廷动向。在给端方的信中，文悌认为庚子事变的责任不在洋人，“以中国此日之人心、风俗、吏治、军规，何者非虚浮欺饰，法令条教不能行于四境之内，何能骤责之化外”。他主张将拳民分别淘汰，“尤宜由各省督抚急相知照，一面奔问行在，一面会兵北赴京城”。文悌还一再恳请赴行在“伏阙痛哭，效君辱臣死之节”，但未获批准。尽管文悌致函各大吏时不无谦卑之词，其实私底下对包括端方、毓贤、袁世凯在内的各省督抚都很有意见，对“东南互保”也极其不满：“大江以南各省，已与洋人有各不相犯之约，其不能率土同仇可知。山右中丞到此时仍不抚定民心，徒怀一朝之愤，纵匪杀教，全不思饷何以筹，境何以保。秦抚本农工商局大臣，当康党用事时，未能洁身自立，颇不满于儒林，近又与同官不和，遂有剪发易服之谤，众惑群疑，岂能有济？山左中丞因习洋操，兵士皆作洋装，士民侧目，闻今乃改易号褂，是其心已怯，加以向习骄傲，所统营哨皆有怨心，自保尚不可知，经营四方，吾斯未信。至于本省上官，不守四境而守一垣，昨闻京中有名优奔来，止于某观察公馆，方欲开筵顾曲。审尔，则东山丝竹，小儿辈遂亦破贼，非众人所能识耳。”

光绪二十七年（1901）夏，随着中外和局渐定，清政府开始筹备回銮事宜，河南府是必经之路。此前文悌曾参与筹议洛阳陪都，如今迎接两宫回銮，他的前期努力正好派上用场。为此，文悌积极向河南当局请款，并就地罗掘，大兴土木。九月十六日，两宫抵洛阳府。两宫驻豫期间，文悌三次借召对之机，奏陈对时局的看法。十月十八日在开封，文悌将其已经口奏和新欲陈奏之言胪列六则，经由河南巡抚松寿代递，依次为：（一）广储嗣。除大阿哥外，增选近支王公后裔一二人为皇子，共育宫中，不预定储位，继位者兼祧穆宗和光绪帝。（二）融满汉。请两宫降旨宣示“朝廷用人，满汉绝不歧视。将来回銮之后，只求无冗官冗事，京朝满汉缺分，有可以裁并者，尽可照外省办法，旗人与汉人通融互用，使此后旗人如一省之人。”（三）开牧厂。请两宫到京后，派宗室王公及八旗大臣，选带各固山官兵闲散，重编旗佐，分发西北各口外，推广牧厂，寓兵于牧。（四）一军操。请两宫回京后，派重臣分省阅兵，汰弱留强，或在京城，或分南北，聚集一二处，合而练之，统一号令、旗色、军械，即归所派阅兵大臣二三人节制。（五）量出入。责成户部会同军机大臣及各省藩司，将国内财赋通盘筹算，“作一的确量入为出举动”。（六）杜幸进。请朝廷下旨宣示，官员奔走效力、呈进职贡，属分内之举，无功可言。另附片，请光绪帝下诏罪己。虽然去冬清政府已下旨实行新政，但文悌条陈依然保守意味十足，他最关心的始终是皇室和旗人利益；所谓“融满汉”也首先基于对外界抨击“旗员一无可用”的不满，且语多游移。

《中外日报》披露，两宫抵洛前，文悌曾扬言实行“尸谏”，以阻回銮。十月初九日，翰林院编修华学澜也听闻：“河南首府文仲恭太守悌上书，力阻回銮，且以身殉，法古人之尸谏也。”《天津日日新闻》有消息称：“闻庆亲王舌敝唇焦，力请回銮，已有归期，将发明诏，而文太守悌则再四谏阻。”次年（1902），李希圣也披露：“至洛阳，文悌谒见，泣请遂留都，即徇人言北渡河，臣请先死之，不能为亡国之虏也。”然而勿论文悌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力有限，以上诸说本身就颇有抵牾，有的还弄错文悌的官衔。实则前年文悌参与筹议陪都，就反对选在洛阳，其开封条陈非但没有谏阻回銮，还数次道及“回銮之后”“回京之后”云云。翰林院编修陈伯陶也证实，两宫驻洛时，文悌只是“恳銮驾多驻数天，两宫俞允”。

文悌出守河南府期间，该省巡抚换了五任：裕长与他关系平平；松寿对其观感极差；于荫霖卸任后曾奏保文悌；锡良给他的考语是“才足任事，政在爱民。纠察属员，不避嫌怨，论者遂以好奇、好名责之，然果心存忠爱，为国家培养元气，已属不可多得之员”；张人骏评价其“有志奋兴，惟伪多诚少”。可见上司对其褒贬不一。相较之下，文悌在民间的口碑却并不差。黄轩祖称：“文太守悌，守河南府。期年，民颂善政。”知情者披露：“文性极俭，在河南太守任中，衣衫蓝缕。”洛阳民众还因其带头捐修轘辕关车路，刻碑褒扬：“其治洛郡也，维风者雪冤狱，击强豪，兴文学，苏枯起仆，救弊补偏，至修轘辕之道尤其小者耳。”离任前，文悌还向河南府中学堂捐银1600两。

文悌任河南府知府期间，仍高度关注朝局，除参与筹议洛阳陪都外，还一再通过京中同僚建议“大阿哥”应兼祧穆宗和光绪帝，批评刚毅、端王兴义和团与保国会如出一辙，并反对朝廷贸然和不加区别地对列强开战。庚子事变后，他多次扬言愿以身殉国，还一再联络本省和朝廷高层欲赴行在瞻觐而未果。此外，他对国家的积贫积弱也有所反思，但开出的救国方仍是祖宗旧制、推广牧厂、儒学教化等陈说旧论。他还一再建议朝廷抓紧军权，重用宗室王公，强化对各省督抚的监督和联络内外蒙古。辛丑回銮，路经洛阳，他大肆铺张，竭力逢迎慈禧太后及其亲信。但其偏于保守的政治见解，并不合乎朝廷有意营造的新政氛围；其过度铺张的行为，亦使慈禧太后不无顾忌。事后文悌不但没有立获升迁，还因其谄媚、张扬做派，败光了戊戌以来他苦心经营的“直臣”形象。

光绪二十九年春，为筹款编练常备军，河南巡抚张人骏又下令阖省钱粮折钱征收，加之官吏办理操切，孟、温、河内等县民众纷纷聚众反抗。河南府也民情动荡。四月十六日（5月12日），张人骏奏请将文悌与河陕汝道崇缮互调：“文悌久宦豫中，循声卓著，在河南府任四年，尤能深得民心。……该处百姓前闻该道升任离豫，咸思挽留。适该道因公来省，民心益复惶惑，传闻孟县滋事，相率聚众效尤。当檄该道驰回河南府，会督地方官妥为办理。居民喜其再至，于是纷纷解散，……臣维贵州贵西一带现值无事，而河陕汝道一缺紧要数倍，……崇缮安静自守，于此缺不甚相宜。”不料朝廷却驳回张人骏的上奏称：“贵西道为边要之缺，文悌政声尚好，特予简放。朝廷量材擢用，自有权衡，张人骏所请与崇缮对调，殊属冒昧。”值此调任之际，文悌被上司挽留，无疑令其颜面有光，不过时论却称其中别有内情。文悌因贵州“道远缺瘠不欲往”，欲借钱粮改章，拖延时间，不料王继香很快受命署理其缺。文悌不满，扬言“本府在必另有处置，今已将交卸，无能为力”。洛阳百姓闻讯挽留，文悌“每人给钱五十、席一床，令住城隍庙听信；一面带印入省，以危言耸上台之听。”他还诬蔑王继香将建教堂，以致百姓群起抵制。最终河南钱粮仍复旧制，文悌延至该年九月才抵贵西任。贵西道驻毕节，地方偏瘠，气候卑湿。文悌到任后郁郁寡欢。不久，他得到黄桂鋆回黔安葬的消息。戊戌年，黄任御史时曾多次弹劾“康党”，后三次选授知府、三次未能就任，抱恨以终。文悌作长诗以吊，仍不忘表白其庚子年抵制义和团的过往。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1908年5月），贵西道被裁，文悌改授贵东道。贵东道属苗疆提调要缺，辖内民气强悍，伏莽素多。

宣统元年（1909）秋，有消息称，朝廷将调各省司道进京查验是否吸食鸦片，文悌亦在其列。不久，他称病禀请开缺回旗，次年春奉旨允准。

宣统二年八月，文悌回京后不久，曾致函前上司、东三省总督锡良。信中回顾了自己45年的仕宦生涯，反复强调自己无意久宦，而将其出仕归结为朝廷或上司看重，还将赴任贵州，归咎于张人骏具折挽留而旨不准行的迫于无奈，不改自矜自大之积习。其中还谈及，他回京后对立宪变法和皇亲贵胄的悲观看法，甚至预见到清朝大厦将倾，而图谋善后。

锡良很快复函，建议文悌赴东，仍居省会为宜，回避其调任之请，而同意聘其为幕僚。然而文悌依然选择了继续沉浮宦海。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二日（1911年9月14日），因文悌上报病痊，由内阁带领引见，奉旨著照例用。很快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亡，文悌行迹成谜。由于其平生一再自请殉国、死社稷，所以仍有不少人关注其生死。魏元旷称：“帝逊位，独文悌自尽以殉宗社。”劳乃宣也听到文悌殉国的传闻。但夏仁虎却称：“清之亡也，……誓必死而卒未引决者，贵东道文悌。” 1913年8月，恩光在京见过文悌，还作长谈。1919年，那桐曾代文悌偿还千金。

文悌以笔帖式任户部郎中，出为河南知府，改御史。1898年(德宗光绪二十四年)4月，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他患其“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乃伪与康有为相往还，暗中窥探维新派的言行，诋毁康有为立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一诬陷之词，为慈禧太后日后大兴党狱的借口之一。他还严劾康有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光绪帝斥其受人唆使结党攻讦，不胜任御史之责，下令免职。“戊戌变法”后，起授河南知府。1900年擢贵西道。

文悌，字仲恭，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以笔帖式历户部郎中，出为河南知府，改御史。光绪二十四年，变法诏下，礼部主事王照应诏上言，尚书许应骙不为代奏。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联名劾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谕应骙明白回奏，覆奏称珍惜名器，物色通才，并辞连工部主事康有为，请罢斥驱逐。奏上，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礼部尚书、侍郎皆革职，赏照四品京堂。

文悌以言官为人指使，党庇报复，紊乱台谏，遂上疏言：“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阅其著作，以变法为宗。而尤堪骇诧者，讬辞孔子改制，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及聆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以师法日本为良策。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拜跪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乱；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乃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必亡！’以致士夫惶骇，庶众摇惑。设使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未知康有为又何以善其后？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疏上，斥回原衙门行走。

太后复训政，赏文悌知府，旋授河南知府。二十六年，两宫西狩，文悌迎驾，擢贵西道。乞病归，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