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创作的政治类著作，于1996年首次出版。

全书包括五部分。

第一部分，标题为“一个文明的世界”。萨缪尔·亨廷顿（以下简称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成为多极和多文明的，冷战后的世界是由7个或8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它们是：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遍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西方化。

第二部分，标题为“变换的文明均势”。亨廷顿指出，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相比其他文明正日益缩小；相反，亚洲文明却在发展壮大他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其邻国的平衡关系。一般来说，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他们自身的文化价值，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第三部分，标题为“正在出现的文明秩序”。亨廷顿认为，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限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明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裂带正在变成全球政治中冲突的中心地带，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第四部分，标题为“文明的冲突”。这是全书的核心。亨廷顿首先指出，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文明间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裂带冲突；在全球或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其次，亨廷顿认为断裂带战争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特点。不仅如此，断裂带战争通常发生在信仰不同宗教、不同神的人民之间，再次，亨廷顿从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学角度分析了断裂带战争爆发的原因：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改变，一方对另一方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政治上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进程的强烈要求。最后，亨廷顿指出，由于断裂带战争是间断性的，断裂带冲交是无休止的，因此永久性地结束断裂带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暂时性地休止断裂带冲突，这通常需要主要参与者的疲惫衰竭和非主要参与者的积极介入。休止断裂带战争，阻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裂带战争自下而上，断裂带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

第五部分，标题为“文明的未来”。亨廷顿认为，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遍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全球文明间战争的避免则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权力均势的变换。在未来时代，主要文明间战争的防止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1）弃权规则，即核心国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多文明和多极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2）合作调节规则，即核心国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裂带战争；（3）求同规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它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的多极的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在书的结尾，亨廷顿指出：“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

1993年夏，萨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首次阐发了他的文明冲突理论，在那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否决定世界政治前途的问题，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争论各国学者毁誉参半。3年后，亨廷顿将这篇论文丰富扩展成一本专著，取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关于“现代化”和“西方化”

亨廷顿明确表示他承认“西方化”并不等于“现代化”。“现代化”的进程是由西方领导的，但是现代化并非西方国家突然之间就具有的特征，紧随着现代化之前西方社会几百年间独特特征，虽然具体细节不同但是核心体制、实践、信念却一致，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相分离、法制、社会多元化等元素构成了西方必不可少的核心，是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所在，也在西方实践自身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社会的扩张，促使非西方文明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对于西方的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给出了三种回应。一是拒绝，二是接受二者，三是接受前者拒绝后者。17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在西方叩关之初选择了拒绝，但是西方的武力打开了蔽塞的国门，拒绝主义流产。以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为代表的国家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境地。宗教、习俗上是伊斯兰社会的土耳其很难抛弃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横亘在欧亚之间的土耳其一直以东西文化的桥梁自居，抛弃原有文化以堂皇之姿申请加入欧盟，在20世纪80年代后土耳其繁荣党（伊斯兰教派）实力的壮大在国内掀起了阵阵反对浪潮，而欧盟各国处于政治考虑虽将土耳其列入候选国之列却因为经济、文化原因迟迟无最终结果。当代的中国无疑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自1978年后中国在经济上为实现现代化采取了中国式市场经济道路；文化上宣传儒教文化回归“集体主义”、“家庭”“责任”“道德回归”。

总之，亨廷顿认为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而后期阶段现代化在两种层面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复兴。其一、个人层面：传统和社会断层，个人陷入了困境，开始寻求新的信念、认同，继而转投宗教怀抱，第一代人往往被世俗化，而二代却宗教化。其二、社会层面：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原来的落后国文化会不断伸张，宣传自身的“文化优越性”。以“现代化”的表述代替“西方化”表明在20世界后半期全球史学兴起后，西方史学家对于撰史以西方为中心的不断的反思，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自己是站在月球上来写述地球的历史，由此可见一般。

二、关于中国威胁论

亨廷顿悲观的承认了西方文明在力量、文化、本土化上的相对衰落，对于未来又过于警醒，在20世纪末就指出中华文明崛起的巨大威胁。中国学者批评其“预言现实性”深恐美国民众以及决策者会受其影响。而21世纪头10年中国在南中国海、边疆问题上遇到诸多阻挠，无疑背后就有被抹黑的因素在。作为一个政治家以及曾经的卡特政府外交顾问，亨廷顿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时抛出“文明冲突论”明显是有一定政治意图的，因为美国失去旧对手，树立新的“假想敌”实属必要。中国人口数量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并且海外华人、华裔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提高，正好符合要求。盛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各国公开的反对西方式民主和文明称美国政策是“文化相对主义论”则是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供了良好的敌对借口。为了掩盖事实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同和经济利益纠纷。搬出“中华文明”对抗“西方文明”的大旗，将二者的文化分歧一一道来试图证明其文化冲突不可调和。不止如此为了增添说服力列举北约、欧盟的合作强调西方文化内部不免摩擦和战争，但是基于信仰生活理念的一致在现代社会中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低的。

萨缪尔·亨廷顿（1927—2008），美国当代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哈佛大学聘请亨廷顿为终身教授，直至荣休，培养了包括弗朗西斯·福山、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内的一批政治学者。曾任约翰逊、卡特政府顾问，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代表作有《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失衡的承诺》《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