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926年2月28日——2011年11月22日），苏联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三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母亲是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曾在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苏联科学院语言文学所，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等单位工作。主要从事美国史、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翻译工作。1962年皈依东正教。1967年3月6日通过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辗转逃往美国。2011年11月22日因大肠癌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去世，终年85岁。

1926年2月28日，斯维特兰娜·约瑟夫娜·斯大林娜生于莫斯科，是斯大林3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是他最疼爱的“公主”。她有三个名字：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维特兰娜·约瑟夫娜·斯大林娜、拉娜·彼得斯。父亲1953年去世后，她改母姓阿利卢耶娃。1966年底以护送情人、印共党员布拉杰什·辛格的骨灰回印度为名，抛下22岁的儿子和17岁的女儿，离开了苏联。到了1970年与美国人结婚，改名为拉娜·彼得斯。

1926年2月28日，斯维特兰娜降临人间，父亲斯大林已经47岁了，为她取了名字——斯维特兰娜，意思是“光影”，源于一首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

斯维特兰娜6岁丧母，1932年，斯维特兰娜的母亲、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开枪自杀，公开说法是娜杰日达患有“精神病”，6岁的斯维特兰娜被告知母亲死于急性腹膜炎。妻子死后，斯大林对女儿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他甚至称女儿为“女主人”，并吩咐她给自己发命令，例如：“我的第一秘书斯大林同志。命令你允许我和你一道去看电影或者看戏。女主人谢坦卡（斯维特兰娜的昵称）”

斯维特兰娜中学时开始与父亲“交恶”；16岁时，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40岁的已婚犹太作家阿列克谢·卡普勒（Aleksei Kapler，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的编剧），坠入情网。斯大林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甚至将阿列克谢两次投入监狱，共达10年之久。1944年，18岁的她突然宣布跟同学格利克里·莫洛索夫结婚，生了儿子约瑟夫。3年后，夫妻二人分手。194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23岁时，她又嫁给了斯大林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在生了一个女儿叶卡捷琳娜后，又离婚了。

斯大林去世后，斯维特兰娜仍享有父亲生前给予的待遇，比如公车和别墅。但反对斯大林的运动不久便开始了，1957年斯维特兰娜将名字改为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从母亲的姓氏；同年，她向政府提出收回对自己的一切特惠待遇。

1962年皈依东正教。1963年，她遇到了任职于莫斯科一家出版社的印度人布拉耶什·辛格。1966年12月，斯维特兰娜护送布拉耶什骨灰去印度安葬。

1967年3月6日，斯维特兰娜来到新德里的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这在当时被美国大肆宣传。1967年，斯维特兰娜飞往美国时把一儿一女留在了苏联。在美国居住了3年后，斯维特兰娜又遇到了第四任丈夫——美国人威廉·彼得斯。1970年同建筑师威廉·彼得斯结婚之后，斯维特兰娜在威斯康星州定居。他们居住在靠近麦迪逊市的绿泉，有一个女儿，后来两人离婚。这是她的最后一次婚姻。

1973年5月她和彼得斯离婚。1978年底她取得了美国国籍。之后她告诉新泽西《特伦顿时报》，她注册成为共和党人，并捐了500美元给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还说这是她最喜欢的出版物。

1984年，后来又在英国生活了一段时日的她考虑回莫斯科看一看。9月初，她给苏联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请求容许她回到莫斯科。11月，斯维特兰娜和13岁的女儿奥尔加来到莫斯科，并要求能留下来。阿利卢耶娃和奥尔加获得了苏联国籍，但约瑟夫和叶卡捷琳娜开始躲避她们娘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斯维特兰娜开始指责西方，称她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她对媒体说，在西方她其实是中情局的宠物。

斯维特兰娜和奥尔加在莫斯科待了4周后，她们回到了家乡格鲁吉亚，她们还去了斯大林的故乡哥里。1986年4月，这对母女又从第比利斯回到了美国，美苏两国政府都没有找她的麻烦。在20多年时间里，她一直住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南部。离婚后的她尽量避开媒体的关注，过自己的隐居生活。彼得斯死于1991年，大儿子约瑟夫也于2008年11月过世，奥尔加远在波兰。

2007年夏天，接受了一名纪录片制片人的采访。2010年4月18日，基于这次采访的纪录片在麦迪逊市举行的威斯康辛州电影节上公开亮相。

2010年，在接受《威斯康星州日报》采访时，她被问及父亲是否爱她，她回答说：“他爱我，因为我有一头红发和雀斑，跟我母亲一样。”斯维特兰娜说：“我这一生太沉重了，沉重得不堪倾诉，更不堪活下去。”

斯维特兰娜在抵达美国后曾公开谴责她的父亲。斯维特兰娜写过两本自传，在书中她形容她的父亲是个冷漠、偏执的人。但是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她也曾对过去的言行表示忏悔。1983年她宣布撤回当年对父亲的谴责，并承认“如果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他会枪毙我的”。

在美国期间，斯维特兰娜曾经是基督教科学派的成员，而晚年在英国，70岁的她又成为了罗马天主教的信徒，最终宣称“我找到了一生都在寻找的平静和失去的希望”。斯维特兰娜对美国的看法也日趋复杂，她最初宣称：“我在美国的生活无比的自由、快乐、多姿多彩。”后来逐渐体会到美国社会不同于苏联的规则和秩序，给她带来种种的不适与孤独。她觉得律师们骗走了她大部分的稿费收入，对于媒体更觉不胜其扰，毫无隐私。

斯维特兰娜一向不善于理财，这导致了她晚年生活的窘迫。1992年，有报道说她在英国伦敦的贫民小区，住在一处为有精神问题的老年人开办的寄宿屋内。

2011年11月22日，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因大肠癌逝世，终年85岁。临终时没有子女在她身边，一星期后，她的死讯被女儿奥尔加通过邮件向媒体公布。阿利卢耶娃去世时，住在本县的养老院里奇兰中心。

斯维特兰娜有过4次婚姻，但却都没有相携走向生命的最终。

16岁时，在哥哥和好朋友的聚会上，斯维特兰娜结识了40岁的已婚犹太作家阿列克谢·卡普勒（Aleksei Kapler）。她对阿列克谢一见钟情，当斯大林得知此事后，他极力反对，阿列克谢被控间谍罪而被捕，斯维特兰娜开始同父亲公开作对。

1944 年，18岁的她突然宣布跟同学格利克里·莫洛索夫结婚，他是法律系的一名学生，也带有犹太血统。这显然是一段不被斯大林祝福的婚姻，他不喜欢这个女婿。3年后，夫妻二人由于感情问题分手，离婚后，莫洛索夫很快被单位开除，父亲也遭到清洗。斯维特兰娜带着儿子独立生活。他们育有一个孩子约瑟夫（Iosif）。到了1983年她宣布撤回当年对父亲的谴责，38岁的医生约瑟夫开始有规律地和母亲通话。大儿子约瑟夫于2008年11月过世。

23岁时，斯维特兰娜走入了第二段婚姻，她终于嫁给了斯大林喜爱的小伙子、斯大林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但这种只有政治考量、没有爱情的婚姻显然不能持久，在生了一个女儿叶卡捷琳娜（Yekaterina）后，他们也离婚了。

此后，斯维特兰娜又经历了一段短暂而不幸福的婚姻。直到1963年，她遇到了彼此深爱的那个男人。对方是一位印度人，名为布拉耶什·辛格，是印度一个富有王公的儿子，他在28年前成为共产主义者，1934年加入印度共产党。但好景不长，由于布拉耶什身患肺结核，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此时是1967年，斯维特兰娜跟俄国政府请求带着布拉耶什的骨灰去印度，遵照遗嘱把它们洒向红海。就是这一次，她决定在旅途中改道去美国。当年，对于斯大林女儿的“叛逃”，世界各国媒体争相报道，它们把这看成是“红色”公主对自己父亲和国家的背叛。斯维特兰娜却把这次出走看得很简单，这只是她摆脱父亲阴影的一个步骤，她只是要过自由没有束缚的生活。

当阿利卢耶娃离开苏联的时候，儿子22岁，女儿17岁。在美国居住了3年后，斯维特兰娜又遇到了日后的第四任丈夫，美国人维斯勒·W·彼得斯。他是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大女婿，也是一位建筑师，同时也是其岳父事业的继承人。与美国人结婚后，她改名为拉娜·彼得斯，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生命最后。

维斯勒的岳母也是一位俄罗斯人，更为巧合的是，她的大女儿就叫斯维特兰娜。当她从新闻上看到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来到美国时，她暗自在心中猜度也许对方会跟自己的女儿长得一样，她邀请斯维特兰娜出席了自家的晚宴。在派对上，斯维特兰娜对维斯勒一见钟情。很快，双方陶醉在了甜蜜的爱情中。3周后，他们举行了婚礼。

婚后，斯维特兰娜在44岁高龄又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奥尔加·彼得斯（Olga Peters），然而她却发现丈夫非常软弱，凡事都要听命于前岳母，这让她再一次感觉到受束缚。慎重考虑后，她又一次离婚了。

她生前写过4本书，其中两本回忆录《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于1967年末、1969年相继出版，这些书给她带来了超过250万美元的收入，其它著作有《重访祖国》、《遥远的乐声》。1969年12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剥夺她的公民权。1969年，她出版了第二本自传《仅仅一年》，这本书里记述了她从苏联叛逃到美国的经历。

“我这一生太沉重了，沉重得不堪倾诉，更不堪活下去。”

“到我出家时我已经七十岁。最后我一定能成为修女。我相信上帝在这个特别时刻召唤我亲近他，因为在修道院的院墙里我找到了我一生都在寻找的平静和我失去的希望。”

“我今天要对所有潜伏的变节者说，不要忘记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类，他们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闷的、无能的、背叛的、痴呆的人，一如你们所离弃的那些人。我十七年前所不懂的，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好的和坏的方面竟是这样相像。”

“我住在莫斯科时，有四十年是在克格勃的监视下度过的。来到美国后，监视含蓄了一些，我被放到律师手里，签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法律文件。我的生活再度瘫痪，我不能完全自由地去做或讲自己所想的事。没有一个变节者是完全自由的。”

斯维特兰娜曾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公主》这一纪录片的拍摄，她这样叙述自己的一生：“我从来不曾有过普通人的生活，这都写在了我的前额上，人们都知道我是谁和我是怎样的人。这就是命运，我必须忍受这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