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Svetozar Markovic,1846—1875),十九世纪下半叶塞尔维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出版了《舆论报》、《劳动报》和《解放报》。

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Svetozar Markovic,1846—1875),十九世纪下半叶塞尔维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

1846年9月21日,马尔科维奇出生在塞尔维亚的扎埃恰拉村一个小官吏的家庭里。他自幼父母双亡,靠哥哥抚养。他哥哥是一个革命者,参加过1863年的波兰起义,曾以自己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影响马尔科维奇。1863年马尔科维奇以优异的成续毕业于贝尔格莱德中学,后又进了该市的最高学府——“大学堂”。

1866年,马尔科维奇去俄国彼得堡工学院学习。在彼得堡求学期间,他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思想影响。他阅读、翻译和研究这些思想家的著作,还为俄国的进步报刊,如《星期》杂志撰稿。他表示自己将来“应该在塞尔维亚人民中间成为象俄国人民中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那样的人物”。沙皇俄国当局对他的革命活动严加限制,他被迫中途辍学,于1869年离开彼得堡到瑞士继续深造。

迁居瑞士后,马尔科维奇除在苏黎世工学院学习外,还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有机会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著作,接触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革命活动家云集的瑞士,他同西方一些革命者过往甚密,并参加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活动。他是该支部驻塞尔维亚的“通讯记者”,在支部的机关刊物《人民事业》上发表了他的文章《塞尔维亚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鉴于他在瑞士写了一些抨击塞尔维亚王朝政策的文章,他被取消了奖学金。1870年回到了塞尔维亚。

马尔科维奇回国时,正值塞尔维亚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时期。当时,人民群众反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奴役的斗争在蓬勃开展,政治空气非常活跃。马尔科维奇在1871年创办了巴尔干半岛上的第一份社会主义报纸《工人报》。后来,他又出版了《舆论报》、《劳动报》和《解放报》。通过这些报刊,他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先进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马尔科维奇事业的继承人。

十九世纪下半期巴尔干半岛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西欧的革命工人运动,对马尔科维奇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贯串在他作品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要推翻塞尔维亚的旧制度,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

马尔科维奇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认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发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因为只有人民革命才能解决塞尔维亚面临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1872年,他在其主要著作《东方的塞尔维亚》一书中,力图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塞尔维亚从1804年起义至1872年的社会变化和历史,并提出了反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纲领。他写道:“对塞尔维亚人民来说,除了巴尔干半岛的革命以外,别无其他出路。”在这本书中,他一方面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批评了巴枯宁的社会革命“理论”,指出它是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的翻版;另一方面他反对关于塞尔维亚的历史过程“例外论”的观点,强调“一定的民族在一定时期内的历史总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范型”。在《社会主义或社会问题》一文中,他驳斥了反对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他质问道:“究竟怎样才能消灭那种窒息自由和平等,以及剥夺广大群众肉体上的生存(更不用说道德的发展)的秩序呢?难道靠斋戒、祷告、道德的训诫就能做到吗?”他肯定地回答说,不能!因为“凡是存在着必须消灭暴政的地方,斗争就是必要的手段”。

马尔科维奇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同自由派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当自由派背离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同土耳其苏丹妥协、跟王朝的保守派同流合污的时候,他揭露他们已经成为施在塞尔维亚土地上的“外国粪肥”。他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想通过人民的首创精神来解放人民,这些人到人民中去,并同人民一起行动。而另一些人想解放人民,则是为了指挥人民,并寻求王朝和部长职务”。

马尔科维奇具有他同时代巴尔干其他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即不仅是炽热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赢得解放仅仅是整个自由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塞尔维亚的解放与独立,其他南部斯拉夫人民和巴尔干各国人民的解放与独立,在于赶走巴尔干半岛上的三个主要敌人——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在于消灭本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为此,他热情宣传巴尔干各国人民应该友好相处,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在这个联邦中,各国人民都是平等的一员,并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巴尔干各国团结起来,摆脱大国的控制和奴役。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马尔科维奇公开赞扬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动。他在《工人报》上连续写下了《巴黎公社的覆灭》、《公社和国际》、《白色恐怖》等十来篇文章,谴责塞尔维亚和国际反动派对公社事业的恶意诽谤。

马尔科维奇的社会政治见解,远远超过了他的先辈,使他成了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代表着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中激进民主主义的新方向。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思想和纲领并未提高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在当时塞尔维亚没有工人群众运动和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他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马尔科维奇也象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把南部斯拉夫人自古代保留下来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理想化,认为它们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基础,通过它们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走向社会主义。

马尔科维奇也是塞尔维亚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这种唯物主义哲学是他制订革命纲领和从事革命活动的理论基础。

马尔科维奇的哲学观点集中地反映在他1871——1872年发表的哲学代表作《科学和生活中的现实主义方向》中。在这篇著作中,他阐述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指出“全部生活不是别的,而是物质的变化。人有生有死,而物质无生无死,它是不灭的”。

马尔科维奇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同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相信科学知识在认识和改造社会中的力量,提出“让科学的成果普及化”。他强调指出,自然界不需要自己以外的任何“创世主”和“保护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人类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宗教和科学一直在进行搏斗。宗教是神学,给人们带来的是不平等和不自由;科学是现实的,它向人们提供了实现平等和自由的条件。教会在和科学技术作斗争时,使用了刑讯、监狱、火焚以及其他残忍手段,但这些仅仅是“一连串的零”,无济于事。只有科学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使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

因此,他号召社会主义者应该广泛地学习科学知识,“懂得越多越好”!“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用科学来教育人们,而且也是为了按照它来行动”。

马尔科维奇还最先确立了南斯拉夫文学中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和现实主义方向。他在批判性文章《诗歌与思维》、《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和《人民和作家》中,强调艺术在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任务和作用。他认为文学的对象是人民的生活,而它的任务——真实地塑造现代先进人物的形象和揭露社会的弊病,即描写“那些对社会真正有益的东西。人民的生活——这就是诗的内容和现实”。

在自己的文学活动中,马尔科维奇带头对当时塞尔维亚文学中毫无思想内容的浪漫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说,当“人民到了拄着讨饭杖乞怜”的时候,作家必须回答“每时每刻生活所提出”的问题,而不要把目光老是盯住中世纪的“伟大而光荣”的岁月,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在人民群众中宣传新思想”。他要求文学艺术要反映生活,同生活一起携手前进。

马尔科维奇最后几年的生活是在贫困、流放、牢狱和疾病中度过的。由于他的革命活动和先进思想,他多次受到塞尔维亚政府和奥匈帝国的迫害。政府控制的报刊经常辱骂马尔科维奇是“暴动分子”、“土耳其的奸细”、“奥地利的特务”……而自由派则攻击他是“酷好流血政变、酷好暴政、酷好对自己的敌人进行血腥报复的人”。

反动政府的残酷迫害,革命阵营内部的恶毒中伤,繁忙的工作使马尔科维奇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他于1875年2月在的里雅斯特死于肺结核,年仅29岁。

他的过早逝世,使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思想家。“人民失去了自己的一位朋友,自由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战士。他的著作使他流芳百世……他的著作连同他的名字跟未来密不可分”。马尔科维奇的朋友和他的事业的继承者在挽词中这样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

马尔科维奇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确实以自己的行动忠实履行了他学生时代的诺言,为自己“信念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作出了牺牲,成了“人民所期望的代表”。他把自己战斗的一生贡献给了南斯拉夫人民和巴尔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

马尔科维奇曾经预言: “我们指出了道路, 人们通过这条道路,就可以在这里,在地上实现——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他们神圣的梦想”。尽管马尔科维奇的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客观历史条件所致仍然停留在空想社会主义阶段,但他的先进思想培育了整个一代进步的南斯拉夫思想家和革命者。南斯拉夫的社会民主党人继承了他的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