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是政治思想、动向及运动的一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从先前的自由派观点转向保守目标和方法的美国意识形态。

保守主义是20世纪西方最主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派的意识形态。7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福利国家运动和美国“伟大社会”运动受挫，中右势力赫然崛起，从70年代末开始保守派先后在英、美、西德等西方工业大国上台执政，在法、意、奥、瑞典等国也有相当进展，形成1848年革命以来最强劲的保守主义运动。其意识形态也因此而迅速扩大影响，成为80年代西方最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 保守主义在西方社会渊源深远，古希腊的柏拉图、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纳、文艺复兴时期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近代的托马斯·霍布斯等大思想家均有程度不等的保守色彩。但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政治哲学和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却迟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才形成。那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以暴力和恐怖为手段的社会激变，对欧洲以至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并引起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反应。保守主义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首先奠定其思想基础的是英国政论家和议会活动家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29-1797）。

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作用，使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些保守分子产生了很大的担心和恐惧。伯克于1790年出版了《法国革命感想录》（也译为《法国革命论》），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保守主义观点。这被公认为保守主义诞生的标志。但伯克从未使用过保守主义一词。保守主义来源于法文Conservateur，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保王派创造的。这个术语迅速为其它反对法国革命的政治集团所采纳，美国共和党从1830年开始自命为“保守分子”，英国托利党也于同年得到“保守党”的称号。

首先，保守主义反映一种守旧拒新的社会心理。著名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休·塞西尔说：“谨慎小心的普通人不相信那种未经自己的经验测试、也不知道别人的经验业已测试并发现是令人满意的事情。他宁可选择他所熟悉的、即使不完善的东西，也不选择未经测试的新东西，尽管那种东西可能是很吸引人的。”这种经验主义倾向使保守主义一向贬低理论的作用，因而自身也从未形成严整统一的学说体系。其哲学基础是：承认人的本性是恶的，是有缺陷的，必须通过法律和宗教对这些加以限制，否则，人的邪恶本质就会通过战争、暴力和掠夺等表现出来。故在哲学上，保守主义深受基督教原罪教义的影响，确认人类本性和理智有难以药救的缺陷，社会弊病只可减轻而无法根除。因此保守主义总是怀疑政治活动的功能，反对彻底改造社会的任何企图，特别是未经检验的乌托邦理想。节制政治的观念是它区别于其它政治思潮的分水岭。自由主义虽然也提倡节制政治，其出发点和目标却不同，它所鼓吹的人权、进步和理性等抽象概念都是保守主义不能接受的。

其次，保守主义的社会观是一种“机体论”。在对待社会变革的问题上，保守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有机体，它所依赖的是传统、习惯、法律和秩序；对社会变革必须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它把人类共同体理解为生物一般的有机组织，其中各局部之间、各局部和整体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局部不可离开整体而独立生存。同时，各局部的地位也不同，如大脑和心脏在人体中的作用就超过手足和毛发。这种观念的现实含义是：社会问题是复杂的，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社会的整体或公共利益应高于个人和集团利益，等级和阶级差别乃自然秩序所定，因此所以社会成员均应服从命运、各司其职。所以，在处理个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保守主义强调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只有成为家庭、集体、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才有存在的意义

再次，在政治上，保守主义坚持柏拉图创立的贤人治国原则，宣扬领导权必须交给素质优异的杰出人物，而不是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群众领袖。统治权应该是永久性的，不能受频繁的选举活动的干扰和破坏，以确保政治的连续和稳定。保守派一贯强调秩序和法律，维护有利于统一的传统社会纽带如宗教、习俗、伦理、家庭等。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得到“秩序党”的称号，与自由派的称号“进步党”恰成对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守旧拒新的保守态度主要表现为安于现状，不愿看到任何形式的剧变，无论急速前进还是大步倒退。因此一般说来，保守和反动不宜简单地等同起来。此外，保守态度也并不意味着其思想内容一成不变。首先，不同时代的社会现状和传统大不一样，如自由放任在19世纪是新生事物，到了20世纪就变为妨碍社会进步的一种消极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反而呼吁国家干预以对抗威胁个人自由的垄断组织，因而当代放任主义者不再属于自由派而属于保守派。其次，西方保守派是有执政能力的强大政治势力，他们出于竞争策略的需要不得不时常变换政纲，以吸引各阶层的广大选民，与自由派和社会党人进行竞争。当代保守主义者甚至高唱改革，当然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是以变求保，以温和改革取代激进改革，或者说对别人的改革进行改革。

以上保守主义的特点只是概而论之，某些保守主义派别和理论家每每表现出更极端的论点和主张，甚至混迹于反动阵营。这是政治思想领域的正常现象，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作用。新保守主义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反国家主义”即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他们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进行了猛烈批评，认为政府已经超载，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让市场经济自己在那里运行。实际上，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发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

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20世纪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说；二是殖民时期的新教宗教信仰。 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论认为，要追求自然的正当，可不顾或蔑视所有现存的道德和法律。自然权利一旦进入信仰领域，最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超越法律，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新保守主义对这种哲学的解读是，人类文明共享的一些基本价值，如人道观念，对生命的尊重等抽象、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正义与邪恶的区分”。“我们掌握了自然权利、是自由、民主国家，他们是独裁国家。因此，我们对他们的一切不人道行为都是神圣的，因而都是自然合法的。”

滥觞于美国殖民时期加尔文教义中的“选民”思想也为新保守派继承。他们对“选民”的阐释，结合北美大陆的特殊环境，催生了美国具有“领导世界”的使命观：即美国是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命运负有特殊责任。

正是这种理论使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可以为实现使命而不择手段，主张输出美式民主、在国际竞争中占领“道德高地”。新保守派还认为，实力是美国担当世界领导的先决条件。盟国之所以紧随，是因为可以搭车；非盟国之所以不敢挑战，是出于对美国实力的恐惧。对那些不自量力者，美国应靠“拳头”而不是靠“舌头”说话。

埃德蒙·伯克认为，人性是无知和容易犯错误的，平等只是一种虚构，社会政治体内必然存在等级差别，这是一种习惯的社会纪律。遵从社会的习惯和传统就是人的本性。法国大革命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不过是一派既无价值又含糊其词的具文。这是其一。其二，伯克认为，同国家相比，个人是渺小和短暂的，而国家或公共生活是伟大的、永久的；文明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财富。国家是最高财富的化身，一个人只有成为社会成员才能摆脱野蛮，一个人所有的精神财富都来自有组织的社会成员的身份；个人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否则，个人就会成为一帮杂乱无章的逃兵和无赖。其三，伯克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该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民族性格、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习惯等所决定的，是经过若干世纪、若干代人慎重选择的结果，是约定俗成的产物。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习惯和传统。要创造什么新的政体是极其可笑而可悲的。他反对革命和改革，主张审慎的“改善”。他认为，伟大的政治传统一向包含有自身发展的提示，社会政治制度可以改进，但必须遵照人民的习惯，符合历史传统；改进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这种传统，如同修缮房屋一样，要使修缮尽可能地符合房屋的格局。（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1986，pp.670-694）伯克的思想，对后来的保守主义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埃德蒙·伯克对法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批判，指出自由和法律秩序、伦理准则、个人尊严之间有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抽象的、孤立的自由只会蜕化为少数人的特权而终归毁灭。法国革命恰恰破坏了自由的条件，因此其结局必定是空前的混乱和新的专制。西方思想界对埃德蒙·伯克的观点评价各不相同，但公认他对法国革命的前景有惊人的预见力。

埃德蒙·伯克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阐发了保守主义的一些基本信念，诸如上帝缔造的、以身份和财产不平等为标志的“自然秩序”；“时效”所产生的权益；由无数世代共同创造、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民族”概念；容忍渐进的和保存优秀传统的改良、反对蓄意破坏现存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激变的态度等等。伯克热情赞颂贵族精神，但并不是一个死板的复古主义者。他所维护的是英国社会由来已久的个人自由，他本人就曾属于自由主义的辉格党。因此伯克对西方政治思想有跨时代的深远影响，不仅为早期保守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且依然是许多当代保守党人的精神源泉。

自埃德蒙·伯克之后，保守主义在19世纪发展为三个不同学派。法国的正统主义，也称拉丁派，属于保守主义的极右翼。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两位法国贵族德·梅斯特尔（JosephdeMaistrel1753一1821）和德·波纳德（LouisdeBonald1753—1840）。他们实际上是封建贵族的代表。这一派发挥伯克的神权思想并使之系统化，指责1789年大革命毁灭精神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严厉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利倾向。他们要求恢复革命前“黄金时代”的政治制度，即统一的世界性基督教会和绝对王权相结合的封建专制。正统主义在“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年代盛极一时，但其专制主义立场完全违背历史潮流，同时也与温和派保守党人不合拍，因而自1848年欧洲革命后便渐趋衷落。不过它在后来的法国保守主义传统中仍有一定影响，20世纪20和30年代夏尔·莫腊和莫里斯·巴雷斯领导的“法兰西行动”就是其后继者。

该称号缘于赞美情感、贬低理智的精神倾向。其成员为一批缺乏科学头脑、憎恶资产阶级并支持贵族和君主制度的知识分子，主要代表有诺瓦利斯（1772—1801）、弗里德里克·冯·施莱格尔（1774—1829）、亚当·穆勒（AdamMuller1779—1829）、海因里希·冯·特莱奇克（1834—1896）等。此外。英国的萨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和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同他们也有关联。这派人持一种世俗的、辩证唯心主义的眼光。他们把伯克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将社会历史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其动因在于自然和时间。他们注重传统和历史的连续性，反对社会革命；倡导精神的绝对自由，但是与社会有机体论相结合，主张实现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个人应献身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事业，而不是追求个人权益。这种观点最终导致无限度的种族统一和国家权力，因而同样与温和派保守主义有冲突。他们反对理性，主张用人的情感、情绪和激情来体现现实。在政治领导权问题上，他们有一种类似精英论的观点，论证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诗人、哲学家等）的统治使命。浪漫主义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其主要代表除伯克外，还有威廉·科贝特（1763—1835）、罗伯特·塞西尔·索尔兹伯里侯爵（R·C·Salisbbry1830—1903）、亨利·梅因（H·Main1822—1885）、威廉·莱基（1838—1903）、詹姆斯·斯蒂芬爵士（1829—1894）等。此外，本杰明·孔斯坦（1767—1830）、德·托克维尔（1805—1859）等比较保守的法国自由主义者也与他们有相通之处。这一派的价值观有强烈的贵族主义色彩，但不像前两派那样绝对化，而比较灵活、实际。他们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保守派，主要旗帜为个人自由、法治和议会民主，主张以妥协、温和的手段调解社会冲突。他们厌恶近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民主，却又避免直接对抗，并能采取主动行动竭力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防止其走向极端。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领导的“托利党民主”运动就是一个突出例证。英国温和派影响最大、最持久，是早期保守主义的主流。

复杂思潮

19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潮是一个复杂的思潮，里面既有封建的保守势力的思想，又有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思想。这三个学派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它们反对革命、抵制民主改革的基本立场接近一致。每一派在其它国度亦有代表人物，而不少思想家兼备两派、甚至三派特征。各派之间之所以存在显著差别，一是由于各国社会传统不同，如法国的政冶斗争一向十分激烈，左右两翼没有妥协余地；二是由于各国发展程度不同，19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进程落后于英国一个世纪以上，而当时的德国甚至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一战后，各国保守主义的差别日益缩小，因为它们的论敌趋于一致：国际上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以意、德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各国国内的左翼和中左翼势力，即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福利国家运动。在保守派看来，这些不同敌手的实质相同：威胁传统个人自由的国家干涉。因此欧美各地的保守主义逐渐联成一体。进入20世纪以来，保守主义的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初到二战前后为第一阶段。此时西方政治秩序正发生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保守派遇到明显挫折。他们在思想上的主要表现是对消逝的旧传统的悲叹、对国家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抵触、对民主运动和革命风潮的恐惧和对强有力的杰出人物即精英人物的强烈呼唤，但没有形成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一时期主要有两派人物：一是精英派和专家治国派。以意大利的莫斯卡（G·Mossca1858一1941）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Pareto1848一1923）为代表的精英派认为，人类社会永远存在有文化教养的杰出人物和愚昧无知的民众。学者、政治家、艺术家和企业的管理人物是杰出人物，而保持精英的素质和领导权是拯救西方的惟一途径。以美国的伯纳姆（J·Burnham1905—）和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1908—）为代表的专家治国派则根据现代工业社会的新变化认为，西方各工业国都进入管理社会，出现了新的管理阶级和作为社会主体的技术专家，他们是社会的真正领导者，议会民主行将灭亡。二是以英国的保守党政治家塞西尔为首的保守主义，塞西尔对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作了新阐发。

第二阶段

从二战前后到7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此时保守派处境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盛行时期。与此相应，正是新保守主义潜心研究、酝酿和提出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构建理论体系的时期。当代许多新保守主义者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观点、崭露头角的。由于部分欧洲保守分子曾同情、支持甚至参加法西斯运动，保守派在战后声名狼籍，以至于除英国之外的其它欧洲保守主义党派均被迫改换了招牌。与此同时，福利国家运动横扫西方世界，保守派为大势所趋在福利建设方面与申左翼竞争，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哈罗德·麦克米伦（1894—1987）的“中间道路”。这种思想现实可行并有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丧失了独立价值。在此期间，美国涌现一批以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预示着保守主义的复苏。然而其思想并未完全越出“中间道路”的轨范，因而尚不具备改变政局的力量。

第三阶段

70年代中期以来为第三阶段。随着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西方社会的困境，从70年代后期开始，保守派开始接连赢得选举，而新保守主义思潮也迅速蔓延，成为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既是对福利国家的挑战，也是对保守主义中间道路的反省，但已不是传统或古典的保守主义，而是吸收部分自由主义成份的保守主义，即把古典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反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因此，研究西方政治思潮的人们，通常把他们称为自由保守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界则多把他们称为新自由主义者。这两者含义的角度不同。这个时期另一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具有深厚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西方保守主义的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A·Hayekl899—1992）、米尔顿·弗里德曼（M·Friedman1912—2006）及罗伯特·诺齐克（RobertNozick1938—2002）、詹姆斯·布坎南（JamesM·Buchananlg1919—2013）等。

新保守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经济出现滞胀，爆发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政府机构膨胀，这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这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方式发生了新变化。新保守主义的出现对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国家纷纷采取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大力推行以私有化、改革社会福利政策为主的一系列政策。其结果，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80年代到90年代获得了新的发展。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罗纳德·威尔逊·里根、赫尔穆特·科尔等都因此而曾经连任。 新保守主义在理论上研究了一些重要问题：如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力图调节人们收入的差距，得到结果平等，这反过来必然危及机会平等和人们自由竞争的权利，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且会削弱那些机会好的人的状况，使那些辛苦劳作的人去养活那些靠社会福利而生活的人，这也是极不公道的。他们甚至认为，这样也会导致政治上的专制。因为要维护这种不公正的状况，只有靠专制才能做到。所以，国家不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从而保证个人在市场中自由竞争和发展。新保守主义从与现代自由主义不同的角度研究和处理了国家与个人、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关系。

政坛得势

下面的两个事例清楚地显示，新保守主义已经在美国政坛得势。其一，美国总统布什在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讲话中说，“你们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一些大脑”，“我的政府录用了你们当中的二十来个人”；其二，美国一首流行歌曲《你有没有忘记》唱道：你们总说美国人爱到处找岔儿打架，九一一之后我要说，哥儿们，就应该这样……前者表明，新保守主义已经进入美国的权力中心，后者表明，美国公众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跟着新保守主义的思路走。

政治哲学

新保守主义者的抱负主要在国际政治方面。不过，他们既反对老共和党人的“现实政治”，抱怨他们对外结盟时不问政权性质；又反对民主党人的传统国际主义，认为他们想依靠国际组织和经济发展去推动民主是“天真”，他们看重的是“强力”。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新保守主义认为，政权性质比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都重要得多，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过去来自以苏联为代表的极权体制，今天来自“激进的伊斯兰”（新保守主义觉得“恐怖主义”的概念模糊，而更喜欢称“激进的伊斯兰”）。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时期之所以反对跟苏联搞缓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专制主义的软弱和对“反文化”的宽容。9·11事件之后，他们又一再强调，民主国家面对的暴政是各式各样的，所以“要有忧患意识”，随时准备回击恶势力的挑战。由此可见，布什的“善与恶的战争”和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的“传播自由才是对安全最好的保证”，正是新保守主义在最高政治层面的反映。 “历史的终结”一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是新保守主义者，他说：“新保守主义者丝毫不想维护现存事物的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是建立在等级、传统和对人类天性的悲观看法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厌烦国际政治中“不死不活的共识”，认为捍卫和平与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改变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推进自由民主的传播。在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个大目标上，美欧是一致的，但欧洲人倾向于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去促进，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借助武力去移植。

新保守主义总是从民主和专制对立的角度观察问题。例如人们通常说，联合国实行的是国际民主，而按照新保守主义的逻辑，迄今并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民主”，因为专制国家的那一票是不能代表其人民的意愿的。基于这种认识，新保守主义者对联合国内的投票历来不以为然。如果有谁批评美国一方面为国内政治中的制衡而骄傲，另一方面却反对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他们就会以同样的逻辑断然反驳：让谁制衡？让专制统治者吗？有的新保守主义者还指责欧洲国家姑息专制政权，正在重犯“绥靖”的错误。

谈起美国及其价值观，新保守主义者毫不吞吞吐吐。诺曼·波多拉兹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家，但跟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总的来说一向是副好心肠。”汤娒·多纳利声称：“美国的价值观适用于全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世俗宗教。美国是运用其力量造福全球的。”他们举例说，二战之后的西欧复兴、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平息巴尔干的战乱、铲除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政，无一不是在美国主导下完成的，而今天如果没有美国，谁去处理巴以冲突这个肿瘤，谁去解决朝鲜半岛的核武危机呢？一副舍我其谁的口气。

克里斯托认为，“靠国际的标准、法律和谈判构筑美妙的多边世界”是极端危险的，美国应当把自己的力量与其世界使命联系起来，“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否则，世界的形势就会恶化，而且很快。”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所以应当增强军力，铲除那些“邪恶政权”，并且警惕任何国家出来与之作对。

新保守主义痛恨专制，但并不是主张遇有专制就动枪动炮，它主张“选择”。其标准用劳伦斯·卡皮兰的话来说是两条：第一，这个专制政权的垮台能够引起地区规模的民主化浪潮，第二，有利于推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那么，对于不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其他专制政权呢？他们准备把道德大旗暂时卷起来，而祭起自己所不屑的“现实政治”：可能的话“遏制”它们，必要的话拉为盟友。美国在里根时代就是这样做的，今天则可以很方便地用反恐需要去解释。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爽快地表示：“我并不一味反对国家利益。”

据报道，《洛杉矶时报》一位记者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新保守主义的书，他的看法是，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是犹太裔，所以“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对大屠杀的记忆”，他们最担心发生的事情是，美国某一天遭到攻击而无从还手，从而带来“文明”世界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

与现代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说，现代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立场的纠正，强调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主张扩大政府的权力，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的话，那么，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特点则在于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的重新论证与复归。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区别只有相对的意义。因此，许多人把哈耶克、弗里德曼称为自由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思索和解决重大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难兄难弟，都要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它们都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故它们在许多问题上吸收、采纳对方的主张十分正常。

新保守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在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中，主要涉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如：如何看待自由市场的竞争和发展?政府要不要干预，如何干预？要不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尽管它们的观点不同，但本质上又是一致的，都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使现代自由主义主张的国有化，实际上是私有制的一种变化而已；无论现代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还是新保守主义主张自由竞争，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个人自由，它们都不可能、也不会完全否认或者抛弃个人自由。

新保守主义者的抱负主要在国际政治方面。不过，他们既反对老共和党人的“现实政治”，抱怨他们对外结盟时不问政权性质；又反对民主党人的传统国际主义，认为他们想依靠国际组织和经济发展去推动民主是“天真”，他们看重的是“强力”。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新保守主义认为，政权性质比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都重要得多，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过去来自以苏联为代表的极权体制，今天来自“激进的伊斯兰”（新保守主义觉得“恐怖主义”的概念模糊，而更喜欢称“激进的伊斯兰”）。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时期之所以反对跟苏联搞缓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专制主义的软弱和对“反文化”的宽容。九一一事件之后，他们又一再强调，民主国家面对的暴政是各式各样的，所以“要有忧患意识”，随时准备回击恶势力的挑战。由此可见，布什的“善与恶的战争”和布莱尔的“传播自由才是对安全最好的保证”，正是新保守主义在最高政治层面的反映。

“历史的终结”一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是新保守主义者，他说：“新保守主义者丝毫不想维护现存事物的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是建立在等级、传统和对人类天性的悲观看法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厌烦国际政治中“不死不活的共识”，认为捍卫和平与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改变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推进自由民主的传播。在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个大目标上，美欧是一致的，但欧洲人倾向于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去促进，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借助武力去移植。

新保守主义总是从民主和专制对立的角度观察问题。例如人们通常说，联合国实行的是国际民主，而按照新保守主义的逻辑，迄今并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民主”，因为专制国家的那一票是不能代表其人民的意愿的。基于这种认识，新保守主义者对联合国内的投票历来不以为然。如果有谁批评美国一方面为国内政治中的制衡而骄傲，另一方面却反对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他们就会以同样的逻辑断然反驳：让谁制衡？让专制统治者吗？有的新保守主义者还指责欧洲国家姑息专制政权，正在重犯“绥靖”的错误。

谈起美国及其价值观，新保守主义者毫不吞吞吐吐。诺曼·波多拉兹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家，但跟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总的来说一向是副好心肠。”汤娒·多纳利声称：“美国的价值观适用于全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世俗宗教。美国是运用其力量造福全球的。”他们举例说，二战之后的西欧复兴、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化改造，近年来平息巴尔干的战乱、铲除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政，无一不是在美国主导下完成的，而今天如果没有美国，谁去处理巴以冲突这个肿瘤，谁去解决朝鲜半岛的核武危机呢？一副舍我其谁的口气。

克里斯托认为，“靠国际的标准、法律和谈判构筑美妙的多边世界”是极端危险的，美国应当把自己的力量与其世界使命联系起来，“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否则，世界的形势就会恶化，而且很快。”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所以应当增强军力，铲除那些“邪恶政权”，并且警惕任何国家出来与之作对。

新保守主义痛恨专制，但并不是主张遇有专制就动枪动炮，它主张“选择”。其标准用劳伦斯·卡皮兰的话来说是两条：第一，这个专制政权的垮台能够引起地区规模的民主化浪潮，第二，有利于推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那么，对于不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其他专制政权呢？他们准备把道德大旗暂时卷起来，而祭起自己所不屑的“现实政治”：可能的话“遏制”它们，必要的话拉为盟友。美国在里根时代就是这样做的，今天则可以很方便地用反恐需要去解释。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爽快地表示：“我并不一味反对国家利益。”

据报道，《洛杉矶时报》一位记者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新保守主义的书，他的看法是，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是犹太裔，所以“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对大屠杀的记忆”，他们最担心发生的事情是，美国某一天遭到攻击而无从还手，从而带来“文明”世界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

新保守主义并非几个鹰派人物的一时冲动所致，它有其严肃的思想理论基础。据认为，新保守主义有两位思想鼻祖，政治思想方面是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利奥·施特劳斯（1899——1973），军事思想方面是1997年去世的战略专家阿伯特·沃尔特泰尔。

施特劳斯出生于德国黑森州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三十年代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而流亡巴黎、伦敦、纽约，战后定居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学执教二十多年，最有名的著作是《论暴政》。据介绍，施特劳斯毕生研究的是希腊古典哲学及宗教，跟当代并无直接关系，他也没有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著，但是他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新保守主义者。西方报刊广泛报道的是他的以下思想：

施特劳斯认为，道德价值具有不变性，存在一种“自然法”，即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有不变的标准，它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但是，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陷入了相对主义，现代化又造成了对道德价值的抛弃和对理性和文明的欧洲价值的抛弃。善恶的相对主义不敢承认欧美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优越，导致对暴政束手无策：“当我们被带到同暴政——一种超过过去最厉害的思想家最大胆的狂想也无法想象的暴政——面对面对峙的境地，我们的政治科学无法识别它。”（《论暴政》）

施特劳斯认为，人类对“完美社会”的向往，最终导致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他亲身经历过软弱的魏玛共和国，目睹了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清晰地看到了邪恶的可怕，这些个人经验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终生关注民主制度的脆弱性这个重大课题，他指出，如果民主政体软弱，拒绝反对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暴政，就没有任何站住脚的可能性。他认为，社会制度有好坏之分，政治上的考虑不应当剥夺对一个政权的价值判断；美国的民主政体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就人的充分发展而言，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更好的制度；一个好的制度有权利乃至义务去反对坏的制度，即使要动用武力，“为了使西方民主政体处在安全之中，应当使全球都实现民主。”

施特劳斯哲学思想的传人、同样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阿伦·布鲁姆猛烈抨击了西方六十年代的“社会文化革命”，认为它直接导致了八十年代的“政治正确”。他指出，在“政治正确”下，似乎任何事物都有价值，各种文化彼此彼此，无所谓优劣，“无论什么都成了文化，毒品文化、摇滚文化、街头斗殴文化，不一而足，不得有任何的歧视。文化的失败也成了一种文化”。

“政治正确”造成了“西方文明的自我蔑视”，某些大学生及教授甚至完全准备接受常常是侵犯自由的非西方文化，而对西方文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布鲁姆坚信：“古希腊人实行的民主代表了最高形式的文明，自由社会是人类所设想的最好的社会。”

阿伯特·沃尔特泰尔是数学家，曾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等大学任教，担任过里德公司研究员、国防部顾问，是美国核战略的制定人之一。

他最早对“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战略既不道德（大量杀害平民），又没有效力，因为任何有理智的国家领导人——至少美国总统——是不会做出会带来“各自自杀”后果的决定的。他因此提出一个替代战略——“逐步反应”或曰“逐步升级威慑”，后为美国政府及北约所采纳。按照这种战略思想，要准备打有限战争，必要时使用战术核武器和能够攻击敌方军事设施的高精度的“智能武器”。沃尔特泰尔激烈反对跟苏联达成军备控制协议，认为这将阻碍美国工艺技术的进步。后来，里根总统听取了他的意见，随后抛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前几年，美国朝野激烈批评过去同苏联达成的反导条约，最终废除了它。在这场大辩论中，批评反导条约最激烈的大都是沃尔特泰尔的门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