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是2000年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我军。

张我军，原名张清荣，笔名一郎、速生、野马、以斋等。台湾台北县人。中国台湾作家，文艺理论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奠基者。1926年始陆续发表小说《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作品有力地揭露与批判了黑暗时代，有“台湾文学清道夫”、“台湾的胡适”盛称。

众所周知，早在北平沦陷以前，张我军就已经是华北地区名重一时的日语教授和日文翻译家了。他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文译著，对于人们了解日本，学习新的知识有很大的帮助。在北平沦陷期间他也一直没有放弃译介活动，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事日文翻译是他钟爱的事业。

张我军在批判台湾旧文学、引介大陆新文学运动实绩和经验的同时，一方面努力于新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还积极引介两岸新文学的优秀作品，致力于两岸文学实绩的交流。可以说，张我军在使两岸新文学实绩得以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二十年代初，一方面是受到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启发，一方面是受到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影响，新文学运动在台湾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主要的关键人物是旅居北京求学的台湾作家张我军。虽然早期也有黄朝琴、黄呈聪等人提倡白话文，但一直是零星的呼吁，没有立即的影响。到张我军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下旬回台北，担任《台湾民报》的主编后，才展开系统性、策略性的推广；他左批旧文学，右打日本殖民政府，又积极推介“五四”文学，赋予台湾新文学在政治、文化认同上的意涵。

张我军就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在他的诠释下，旧文学和新文学象征两种阶级的对立。他诟病“古典文学”代表“陈腐衰颓”，旧诗已沦为“游戏”、“器具”、“诗玩”，除了排遣酸气以外，就是乞求日本在台“总督大人”的“秋波”。换句话说，他点名批判的“诗伯”、“诗翁”之流，和殖民者互通声气，俨然形成一班“自以为儒文典雅”的阶级。就张我军而言，这批诗伯诗翁更大的罪恶是养成沽名钓誉的“恶习”，戕害了“活活泼泼的青年”。也就是说，旧诗是台湾人自甘奴隶性格的象征，而新文学才能改造台湾人的奴性，让青年展现改革社会的活力和清新性格，台湾社会才有光明。

次年一月，张我军又进一步发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详细介绍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等文学革命理论，更陆续转载名噪一时的“五四”作家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 ，淦女士（即冯沅君）的《隔绝》、冰心的《超人》、郭沫若的新诗《仰望》等。台湾新文学运动就此展开序幕。

《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除了推介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和作品，更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影响、变迁时，“支流”就“自然而然”地随之影响、变迁。这种说法，必须放在当时台湾的政治、文化、社会情境中解读。归根究底，张我军有这样的主张，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分治”：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大陆人与台湾人同为汉族，却由两个敌对政权统治，文化上的认同问题自然不可避免。从这篇文章看来，张我军在日本和中国之间，选择认同中国，以对抗日本殖民统治。相对的，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台湾文学当然是“日本文学的一翼”；这是在台的日本帝国大学讲师岛田谨二的看法。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在日人西川满主编的《文艺台湾》中，发表《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主张相对于日本内地的文学，台湾文学是“外地文学”：“跟内地风土、人和社会都不同的地方——那里必然会产生和内地不同特色的文学。表现其特殊性的文学名之为外地文学。”然而，就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而言，即使不认同日本文化，张我军的说法，他们也并不见得全都赞成；这就是为什么不久之后，台湾话文的论争会展开。

从台湾新文学运动之始，知识分子对所谓“白话文”和台湾话文之间的关系，就各自有不同的主张。最早对这个问题提出看法的人包括黄呈聪，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发表《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认为台湾话文“使用的区域太少”，而且“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不久便就受他方面有势力的文字来打消我们的文字了”。他主张与其使用台湾话文，不如研究中国白话文，如此不但把台湾的范围“扩大到中国的地方”，也方便到中国行事；有这样的眼界，“就我们的台湾虽是孤岛，也有了大陆的气概了！”一九二四年三月，《台湾民报》继续有两篇持反对台湾话作为白话文的主张。施文杞的《对于台湾人做的白话文的我见》，认为“台湾人做的白话文”常有文法错误，用了许多“啦”和泉漳的方言“鸟仔”、“狗仔”等，而且用日本语的名词如“开催”（主办）、“都和”（情况，方便）等。他主张应该参考中国大陆的白话文，认为以地方的方言写作白话文会“闹笑话”。逸民的《对在台湾研究白话文的我见》，也认为“台湾的方言”、“变形的台湾方言”，做起文章来经常文言和白话不分，不但别省人看不懂，连泉漳人都看不懂。最后又批判张洪南所著的台湾话文罗马拼音法，认为某种程度的汉学根底加上多研究“中国国语”，白话文才能推广。

《台湾民报》对台湾话文没有既定的立场，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发表文章主张应该改良台湾话，使其适于文字书写。著名的《台湾通史》作者连温卿，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和一九二五年二月连载发表《将来之台湾语》，指出台湾语言的流动性：“先受了宗教上用罗马字宣传的影响……后来受了日本教育的影响，及交通便捷的缘故，台湾言语每说了一句话便有新名词在。”加上台湾住民泉、漳、客人等发音各异，新名词的翻译自然有别，发音未必与中国大陆相同。他认为如果要有效地表达思想，应该改良台湾话，步骤是“第一要考究音韵学以削除假字”、“第二要一个标准的发音”、“第三要立一个文法”。张我军本人写作时选择用北京话文，却也认为北京话和台湾话都是中国方言，都可以是白话文。一九二五年二月在《复郑军我书》一文中，他说道：“我们之所谓白话文乃中国之国语文，不仅仅以北京语写作。这层是台湾人常常要误会的，以为白话文就是北京话，其实北京话是国语的一部分（一大部分）而已……不仅是北京话写作的才能叫做白话文。”他认为，“如我们能造出新名词、新字眼而能通行也可以，何必拘泥官音呢？”但是他这样的主张，有一个前提：台湾人的话应按照中国语来改造。

同年八月他发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首先借用胡适的话，说明为什么要建设白话文，然后阐释改造台湾语言的必要。他认为台湾日常所用的话，多半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语言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把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倘能如此，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这岂不是一举三四得的吗？”这种主张，当然是合乎他一贯立场的。

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章中，他对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如：台湾新文学的属性，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语言建设，东西文化的关系等作了比较深入和细致的阐述。他的主张紧密地结合台湾文坛的实际，着力解决具体问题，从而使新文学理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发展。

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张我军论述如何改造台湾话文时说：“如果欲照我们的目标改造台湾的语言，需多读中国的以白话文写作的诗文。”只有多读、多学习，才能在学习、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