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音乐会于1980年9月23日（中秋节）、9月24日在首都体育馆举办，发起单位是《北京晚报》，参演歌手有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远征、吴国松、王静、李默和任雁等8位青年歌唱演员。

新星音乐会是《北京晚报》主办的一项音乐活动。它以“推出新人、推荐新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为宗旨，选择了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远征、吴国松、王静、李默和任雁8位青年歌唱演员，报幕员阚丽君，海政歌舞团和新影乐团两支轻音乐队。

新星音乐会筹备之际，《北京晚报》发出“推出新人、推荐新歌”、“听众是《新星音乐会》的主人”、“新星展示着未来”、“新星要戒骄戒躁”4篇编辑部文章，以整版的篇幅推荐新人和新歌。

1980年9月19日新星音乐会售票，两场演出3万多张票3个小时告罄。

1980年9月23日(中秋节)、9月24日在首都体育馆正式上演。

1980年9月24日晚，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播出前一日的实况录像。

1980年10月1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新星音乐会实况录像。

中国唱片社灌制的现场演出的唱片，畅销全国。

新星音乐会推荐的新人广为人知，推荐的新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军港之夜》等，广为传唱。

新中国流行音乐发轫，始于1980年。

1979年1月以朱逢博为代表的开拓先锋率先录制了新中国第一张流行歌曲个人专辑，宣告新中国流行音乐诞生。1980年那一年，刚刚复刊不久的北京晚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新星音乐会”，借此大刀阔斧地“推出新人，推荐新歌”。

“新星音乐会”推荐的以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为代表的新人以及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军港之夜》、《咪咪曲》为代表的新歌，经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又经中国图片社发行上百万张现场实况唱片，由此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流行音乐热浪。国内音乐评论界认为，“新星音乐会”，正式宣告了新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

“这些日子，因为埋头整理北京晚报复刊初期的笔记、信件，20多年前的许多记忆都被唤醒了，恍惚之间，仿佛又回到了1980年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回忆起往事，“新星音乐会”的筹划及组织者之一、时任北京晚报文艺记者的沙青平静的语气掩饰不住内心的百感交集:“那时北京晚报刚刚复刊，整个社会正处在思想启蒙的上世纪80年代之初，是一个大梦方醒、胃口大开的年代。邓丽君、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雅尔的合成器、杨百翰、钢鼓乐队，我们空空荡荡的大脑，一股脑地涌进来如此光怪陆离的音乐形象，让我们每一天都充满了对新事物的憧憬与渴求。那时候，晚报文艺记者的‘基本功’就是当晚看完演出立即写述评，三天两头通宵达旦。”

“新星音乐会”的诞生并非一日之功。沙青追忆道:“1980年五六月份，‘南朱北李’，即朱逢博和李谷一的演唱，受到音乐界一些人士的非难。而我们那时站到了她们一边。1980年7月，当时晚报的总编辑王纪刚嘱我采访蒙冤多年的作曲家刘雪庵，并写下人物专访《访著名作曲家刘雪庵》。由于刘雪庵被错划成‘右派’，由于他作曲的《何日君再来》的旷世罕见的离奇遭遇，这位曾经享誉海内外的作曲家，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20多年。文章发表后，不仅在音乐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全国报业迅速分成了两派，唇枪舌剑持续了好几个月。《何日君再来》的论战正酣，又一个新战役——‘新星音乐会’，已经箭在弦上。”

“那个年代，邓丽君歌曲的卡式录音带刚刚传入大陆不久，开始时人们只敢在家里拉上窗帘偷偷听这所谓的‘靡靡之音’。我们作为文艺记者，天天泡在剧场里，特别能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渴望和需求。人们需要新的音乐语言，新的音乐形象。人们需要借助新的音乐翅膀，抒发他们已经积郁太久的思绪和梦想。”沙青介绍说。

职业的敏感性和置身藩篱之外，使当时的新闻媒体最先尝试着呼唤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1980年上半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其中包括《妹妹找哥泪花流》、《洁白的羽毛寄深情》等作品。这一活动被认为是今日流行音乐排行榜的雏形。之后，北京晚报举办的“新星音乐会”，更对流行音乐的新人新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组合与展示，从而成为其后许多年流行音乐的风向标。“中国内地流行音乐诞生初期的几大事件都是由媒体操作和推动的；中国流行音乐的接生婆，并非音乐界，而是新闻界，这也是时代弄人的一个真实例证。”

北京晚报有关“新星音乐会”的报道，连续多日所用篇幅占去整张报纸的30%乃至40%。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本报举办〈新星音乐会〉》的消息，并用醒目的黑体字注明:“歌坛新星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任雁、吴国松、李默、远征、王静参加演唱　新影乐团轻音乐队、海政歌舞团轻音乐队演奏乐曲　新秀阚丽君报幕23日、24日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同时还在消息旁边的重要位置配发了署名“本报编辑部”的评论文章《推出新人推荐新歌》，在文中解释了“新星”的意思和举办“新星音乐会”的目的。

紧接着的9月19日和20日，当时四个版的《北京晚报》连续以整个报纸的四分之一、每天一个整版的篇幅进行了《歌坛新星竞芳华》的专题报道，对“新星音乐会”的歌手和乐团进行了详细介绍；还在9月19日的版面下方为“新星音乐会”特意刊登了一则当时罕见的广告。

1980年9月24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新星音乐会〉昨晚首场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消息和“本报编辑部”的评论《新星展示着未来》，还在四版头条刊登了“新星”们的合影照片以及《著名作曲家刘雪庵昨晚出席〈新星音乐会〉》的消息；1980年9月25日，北京晚报头版刊发“本报编辑部”的《新星要戒骄戒躁》一文，四版大篇幅刊登《观众盛赞〈新星音乐会〉》报道……

回忆起当时演出的盛况，沙青说:“对外售票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尤其是我的顶头上司、文体组组长李士民，怕票卖得不好，彻夜未眠。19日一早，我遵嘱赶到首都体育馆查看卖票的情况。不到7点，排队买票的长龙已经从首体的售票处门口一直绵延到了动物园！到队伍前面一打听，都是凌晨一两点来排队的。这下一块石头落了地。9点开始正式售票，不到3个小时，两场演出3万多张票就全部卖光了！”

1980年9月23日(中秋节)、24日，“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隆重上演。9月24日晚，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播出“新星音乐会”实况录像。10月1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新星音乐会实况录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

值得一提的是，因卡式录音机的出现已陷入困境的中国唱片社，因为在“新星音乐会”演出现场架了一副麦克风，将现场演出实况灌制成唱片，一举扭亏为盈。直到今天，这套曾经在全国被广为播放的“新星音乐会”唱片，还是网上的收藏佳品。

如今的作家沙青，在为北京晚报50周年征文所写的《历史尚未远去——写给27年前新星音乐会的参与者》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新星音乐会已成为一段温暖的集体记忆，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发轫时期的一座里程碑，同时也成为一张报纸与她的读者休戚与共、相濡以沫的历史实证。”

当时年仅13岁的程琳和歌手李默同在海政歌舞团，当时凭借一首《小螺号》已经在民间小有名气。李默入选新星音乐会后，曾经主动向铁池推荐：“我们团有个拉二胡的女孩唱得不错，要不要一块儿试试？”铁池琢磨了一下：“够呛，我们现在就顶着雷呢，再弄个才13岁的小孩上去，这我们不敢。”另一位未能参演的歌手，就是正陷入争议漩涡之中的李谷一。“你们的演出太好了，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为了避免招致非议，在挑选歌手时，记者们已经有所考虑，不仅要请通俗唱法的歌手，还要请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歌手参加。不过，铁池至今还有个遗憾，就是音乐会推出的新星中，只有一位男歌手吴国松，而且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男声原创歌曲，在谷建芬的建议下，便唱了一首由日本歌曲编译而来的《男子汉宣言》。

就在筹备新星音乐会之前，刚刚复刊不久的北京晚报，曾在副刊上组织了一场对老电影《孤岛天堂》的讨论。当年这部抗日题材的爱国电影中，曾有一首著名的插曲名为《何日君再来》，但是在“文革”期间，这首歌曲却成了“反动歌曲”，作曲家刘雪庵也因此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晚报副刊的那次讨论，实际上是对那部电影和那首歌曲的一次拨乱反正。当时在副刊工作的邓壮把见报后的讨论文章搜集在一起，送到刘雪庵位于广安门外的家中。当时，老人已经因为脑血栓而偏瘫，讲不出话来。在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简陋的小平房里，留给邓壮印象最深的，就是老人那双一直不停流泪的眼睛。在总编辑王纪刚的安排下，新星音乐会演出当晚，邓壮特意把刘雪庵请到了首都体育馆的演出现场。老人坐在轮椅上，被人从贵宾通道推入主席台。在演出进行时，邓壮不时观察着老人的举动：“那天唱了什么曲目，我想他未必听得清楚，但是他的手自始至终都在哆嗦，热泪盈眶……”

在新星音乐会演出之前，我们大家没想到会有什么压力，但是事情发生以后，却遭到了强烈反对，那个时候把通俗歌曲妖魔化了。回想起来，那时候北京晚报的领导是思想非常活跃的，没有他们的力主，这场音乐会恐怕也办不起来。

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重温当年新星音乐会的演出盛况。一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现场录像，只是当年电视台架设的机位几乎都是固定的，画面都没怎么动过，看上去更像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现场记录。还有便是中国唱片社出版的塑料薄膜唱片。新星音乐会一张薄薄的唱片使中国唱片社实现了扭亏为盈。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还曾拍摄了胶片，但如今却已找寻不到。演出结束后的当晚，北京晚报文体组的记者们便立即赶回报社。没想到，这一夜报社里电话持续不断，人们纷纷打来电话，诉说他们观看演出之后的激动之情。由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负责接电话的程玲一边听着观众的感言，一边复述，铁池、过士行等记者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记录下了那一句句真实的心声。铁池回忆说，在那个打电话只能去公用电话的时代，这情景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截然相反的声音也传来了。演出结束不久，在西苑饭店召开的一次研讨会，新星音乐会成了众矢之的，北京晚报的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受到来自各方的争议与阻力，但是新星音乐会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被逆转。音乐会首演次日，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转播了演出实况；一周后的国庆节当天，中央电视台又向全国播出了这一节目。沙青说：“用这么多时长播出一个节目，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节目播出之后，当北京晚报的记者们奔赴外地采访时，在火车站、百货商场，甚至边防哨卡，所到之处都能够听到新星音乐会的歌声。不久前，在梦回1980——新星音乐会30年纪念演出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晚报常务副总编辑张明非引用了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语：“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意义就永恒，价值就永恒，思想就永恒。”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所有人来说，“新星”这个响亮的名字，早已被牢牢铭记心中，成为一座历史的里程碑。